台灣作家向陽散文：暗夜讀禁書

拿到書後，我就到山仔後的書店，請老闆影印，約定時間再去拿取，老闆會把印好的書頁用舊報紙包妥，再加套牛皮紙袋給我，過程就像我與他正在交換「毒品」一般……

對像我這樣被稱為「戰後世代」的人來說，閱讀禁書應該是一種集體記憶吧，一種共同的「鄉愁」。前不久，我家老三，研究台灣史的林柏維在臉書張貼了一篇短文〈查禁的年代〉，談到戒嚴年代的書刊「查禁」現象，附圖中放了一張我很眼熟的紅色小冊，冊名《查禁圖書目錄》，是1970年由台灣省政府、警備總部和台北市政府編的冊子。舍弟文中說，「攤開書單一看不禁傻眼，除了具腥羶味的『不良』書籍外，李敖、柏楊的書幾乎全部在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初步》、薄伽丘的《十日清談》、凌濛初（明代）的《拍案驚奇》也都是禁書」。

1970年，我十五歲，九月，《查禁圖書目錄》出版時，我剛上高一。這本小冊子會進到我家，是因為當時我家開茶行，一爿店面賣書，小冊由派出所「下發認購」而來，藉以讓店家檢查販售圖書，如有列入查禁名單者，就要下架，繳交治安單位。

我對這本紅色的《查禁圖書目錄》再熟悉也不過了，它是我從高中到大學階段尋訪禁書的源頭，由於它的導引，讓我從高中起就開始搜集禁書，也讀了不少禁書。政府編印《查禁圖書目錄》，當然是要禁絕「不當言論」的流傳，沒想到卻成為我這個鄉下高中生找尋禁書的最佳工具。當時的我，明知讀禁書危險，還是禁不住好奇心和求知慾的「誘惑」，想方設法，以目錄為根據，找這些禁書來看。這種「好禁成癮」的壞習慣，真得怪這本禁書目錄的編印與推廣。

讀禁書危險，得從「禁書政策」說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檢討失敗原因，認為敗於思想戰是主因之一，因此展開對思想與言論的控制與取締，以戒嚴令為核心，搭配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開始「清除反動書刊」，禁書政策就從此開始。從1950年開始，很多被政府以「叛亂罪」逮捕入獄的人，獲罪的原因居然只因為他們曾閱讀、討論、傳閱或私藏「反動書刊」。

這種因讀禁書獲罪的例子甚多，較著名的是葉石濤和陳映真。葉石濤生前告訴過我，1951年他被政府以「知匪不報」罪名逮捕入獄，判刑五年，坐了三年牢，只因為他跟朋友買了幾本「匪書」；而陳映真則是在1968年被捕入獄，罪名是他「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為匪宣傳」。這兩位文壇前輩的遭遇，都與讀禁書有關。

在這樣的大環境底下，我當然知道讀禁書「為法不容」，但「青瞑毋驚牛」，懵懂的我卻被這本紅色的《查禁圖書目錄》小冊誘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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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年代的法治邏輯是以戒嚴法為核心構成的，《查禁圖書目錄》的法源也是如此。在此一邏輯下，政府依法行政，查禁不當言論與著作，被視為理所當然，因而才有禁書目錄的編印，藉以警告人民，凡讀禁書，必遭法辦。但高中時的我，滿懷文學狂熱，有點不馴，不僅想得天下奇書而觀，對於被政府認定「於法難容」的禁書，更想找來一讀。被加上「禁書」標記的書，就像野獸出沒的叢林，會讓闖入者葬身其中──這樣的危險，反而讓年輕無知的我萌發探險的樂趣。

向陽年輕時私下影印被列為禁書的三○年代文學作品，影印後穿線裝訂成自訂本珍藏。 向陽／圖

我高中就讀南投縣竹山高中，鎮上有家書店「文明書局」（也是我家販售書籍的上游經銷商），有了禁書目錄之後，我開始到這家書店「尋寶」，但在嚴厲的禁書政策下，書店哪敢販售「違禁」之書？終究徒勞無功。有天假日我到台中，在一處舊書店中發現了目錄列的禁書。印象中，有柏楊的多本雜文集（《玉雕集》、《高山滾鼓集》、《紅袖集》等）、李敖的《教育與臉譜》、《傳統下的獨白》、郭良蕙的《心鎖》等。當時立刻興奮地買下，只剩車錢回家。

在封閉的白色年代中，柏楊的雜文諷諭時政，辛辣幽默，因而觸怒當道，於1968年被政府以「叛亂罪」逮捕入獄，所有著作（除了署名鄧克保的《異域》外）全遭查禁；李敖於1962年在《文星雜誌》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曾掀起「中西文化論戰」，是當年「全盤西化論」的旗手，也是文藝青年崇拜的偶像，他以雜文名家，論述邏輯清楚，思想前衛，批判性甚強，同樣惹怒當道，於1972年被以「叛亂罪」判刑入獄；郭良蕙則是五○年代崛起的小說家，她於1962年發表小說《心鎖》，因為情節描寫不倫情慾，出書後即遭查禁，接著又被中國文藝協會除名，是為「心鎖事件」。

我讀他們被禁的書，其後知道他們因此蒙受的懲罰，讓我意識到在那個年代作家發表自由的受到箝制，他們只因為寫作，就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到底是他們的錯，還是查禁他們著作的政府和法律有問題？《憲法》明明寫著，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何以他們未受保障？這樣的疑問，讓我在著迷於文學的同時，也開始關心政治議題，閱讀政論雜誌（如《中華雜誌》、《文化旗》，以及當時已遭停刊處分、只能在舊書攤才能問到的《自由中國》）。在那個言論受到箝制的年代中，禁書和不為執政當局所喜的政論雜誌，因此成了我的啟蒙讀物，讓我質疑課本灌輸給我的「真理」。這可能也是主政者查禁書籍的意外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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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九月，我進入中國文化學院讀書，台北重慶南路、牯嶺街舊書店、光華商場舊書攤，成了我課餘最常流連的「寶地」，又以牯嶺街和光華商場最容易淘到寶。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書店、書攤中，我終於找到《查禁圖書目錄》中的名著，如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刪除作者姓名，改為「本局編輯部」，書名改《中國文學發達史》)、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作者名字改為筆名「西締」）、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刪除作者名字）等。這些書因為是被稱為「附匪分子」的學者所著，早就被列為禁書，到七○年代中期，才被容許以更名或刪除部分文字的方式上架販售。

但同樣被視為「附匪分子」的中國三○年代作家的創作，則依然全部遭禁，連改名重印也不許。魯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田漢、丁玲、艾青、何其芳、曹禺，乃至於沈從文、豐子愷、周作人……這一長串的名單，全都入榜。要讀這些作家的書，比登天還難。幸好，華岡同學中，有來自香港的僑生黃建業（現在是著名影評人、學者），我請他幫忙夾帶這些作家的書來台，再拿去影印。我的書房中至今還保存當年影印自訂的複印件，為那一段難忘的閱讀禁書時光留下見證。

黃建業如何夾帶禁書過關，我並不清楚；我清楚的是，拿到書後，我就到山仔後的書店，請老闆影印，約定時間再去拿取，老闆會把印好的書頁用舊報紙包妥，再加套牛皮紙袋給我，過程就像我與他正在交換「毒品」一般。拿到「貨」的當下，我的心跟著撲通撲通跳；一回宿舍，關上房門，打開紙袋、撕掉報紙，看到書頁，則如獲至寶，興奮大叫。讀書，本來是簡單的事，禁書政策讓這簡單的事和法律相連、和「叛亂」接合，讀物從而等同於「毒物」，那真是個錯亂的年代！

印好禁書，閱讀也只能選擇夜半時分，除了信得過的好友，更不能讓他人知道，以免像葉石濤、陳映真那樣「然後就被抓了」。如今想來，暗夜讀禁書，一燈之下，伴隨時鐘滴答聲響，一頁一頁，那陰影千真萬確，高度警覺地翻過暗夜之牆。那是夜黑風高之際才被容許的事，被禁的書頁中藏著不被許可的夢；而在被禁錮的年代裡，那夢意味的是思想的脫逃和禁錮的解開。

禁書政策下，台灣翻印的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作品。 向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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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書不在1970年編的禁書目錄中，那是台灣的出版社一出版就被查禁的書。1970年，林白出版社出版吳濁流的《無花果》，1975年，遠景推出陳映真的《將軍族》，都隨即遭到查禁。至於七○年代中期開始蜂擁而出的黨外雜誌，從《台灣政論》、《美麗島》到《自由時代》……等，更是每出一期就被禁掉一期，儘管遭禁，重慶南路的書報攤總可以買得到，只要告訴書報攤老闆要哪本，從書報攤下方抽出，用報紙包好的，就是被禁的雜誌。

越禁越好賣，到八○年代後居然就成為政論雜誌界的奇蹟，到最後幾乎所有政論雜誌都想盡辦法要讓政府查禁，禁不勝禁，執政者也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禁照禁，但買賣禁書、雜誌的人，已經不再受到究辦了。我讀禁書，因此也從暗夜轉為白天，從偷偷閱讀轉為公然開卷，從與朋友竊竊私語轉為暢快議論，直到禁書政策解除，思想與言論、出版與發表不再被以任何理由限制之後，就再也買不到台灣出版的禁書了。我對禁書的好奇和因此而興的魅惑之思，這才去除凈盡。暗夜讀禁書，這才成為傳奇，但願這樣的傳奇永遠過去，不再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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