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為何中國的現代化成績很難令人滿意？

本期作者：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中國的「現代化」已經經過了一個世紀之久，可是，中國的現代化成績還是很難令人滿意的。至少比起日本來，中國的腳步是太遲緩了。

中國現代化工作之所以遭到曲折挫傷，與中國領導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知的不足」是有根本的關係的，關於這一層，主要可分為三點說明。

一、中西文化本質的認知之不足

鴉片戰爭以還，中國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之下，中國社會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解組」的趨勢，中國文化不知不覺間發生了「失落」的現象，於是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檢討，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爭的活動。這乃是社會文化中一很自然的現象，這一情形在漢代佛學輸入中國時也曾發生過。只是，當時佛學對儒學的衝擊的深度較淺，幅度較狹，而基本上則由於佛學與儒學的「文化取向」在差異性上較之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為小，所以，當時知識界的辯論並不曾產生太大的波瀾。

張之洞

可是，這一次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由於「文化取向」基本上的差別，而在深度與幅度上都是驚天動地的，幾乎無人可以自外於這一運動所激起的波瀾。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跳進了中西文化大辯論的旋渦中。不論是基於一種保種或衛護本土文化的心意，還是基於一種探索中西文化本質的心智要求，紛紛提出個人的見解，而主要的則環繞在中西文化的特質之差異、中西文化的優劣以及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等題目上做文章。在這裡，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地發揮了做「文章」的長才，可是，在學術的認知方面卻顯得十分貧瘠。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普遍而有影響力的看法是，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精神的，西方文化的特質是物質的，這一種看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衍續，而二者又最易拍合，相互為用。一百年來，這種「體、用」、「精神、物質」的二分法的思想模態無形中支配了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而在這一二分法的思想模態的基礎上，又很自然地發展出種種廉價的折中主義、一相情願的調和主義與無所不可的和事佬主義。我們須知，把中西文化看做是「體、用」、「精神、物質」的對立固然是對文化特質的無識，而隨心所欲地把中西文化的優點揉捏為一「理想的文化」則更是文字的遊戲與觀念的魔術，這一派思想中，有的只是「做文章」，可以不論，但有的卻是有心智之真誠的，他們真正希望並且認為下面的算學公式是真的：

中國文化之長處+西方文化之優點=理想的文化

這一種想法是可欲的，但卻是不合經驗的。在根本上，抱持這一觀點的人，在性質上是情緒的，因此所發的言論常真誠感人；在認同的對象上，可能自覺地是理想文化或世界文化，但不自覺地卻是「烏托邦文化」。他們的最大錯誤在把文化的繁複性與有機性否定了，通過個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不自覺地將一切理想的文化質素都納入到一個自設的「公式」中去。他們從不去思考，他們的「公式」是不是可以運作的，或是不是可以產生功能的。他們的努力，雖不必是反現代化的，但至少是非現代化的。

二、社會發展的階段的認知之不足

中國知識分子這幾十年來對於中西文化的論辯，十之八九是離譜的，其基本的原因之一，是沒有認識中國百年來的社會的變遷的本質。中國這一百年來社會之形變，在基調上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千年來，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建立在農業上的，中國的經濟在根本上是一「自足的系統」，而相緣於此一「自足系統」的則是一非經濟性的文化，不論儒、道、釋的哲理以及依之型構的社會（家庭）制度、倫理道德與風俗習慣，都是與農業性不能分開的。不能否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在一個農業性的社會結構里是夠繁複，夠具廣含性，並且確是相當優越的，它不只可以成功地適應於中國的社會裡，還可以同樣成功地適應於中國當時的「天下」結構里，因為當時的中國的「天下」結構也是以農業為基調的。

從這裡，我們就不會驚訝何以許多傳統的中國的價值，能為中國的「藩邦」所心悅誠服地接受，而顯出了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越性。這一套價值包括了對自然的美藝的欣賞，對神祇的祈福，對貧窮的安足，多子多孫、大家庭、敬老孝親、崇古、保守……從一個農業社會的觀點來看，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有什麼不好的，至少是沒有什麼大弊病的，而根本上，這一套價值系統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是可以運作的，可以產生預定的功能的。可是，自從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社會以後，整個的情勢發生變化了。在這裡，我必須再強調，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並不是西方的槍炮兵船，而是西方的工業技能。侵入中國的西方文化（近代的與現代的）在基調上是工業的。這個工業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解組與崩潰。

中國目前雖不能算是一工業化社會。但中國絕不再是農業社會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業社會中去了。

中國社會自從清朝末年即開始進入一社會形變的過程中，亦即中國已一步步地從傳統社會走出，而趨向於一個以工業為基底的現代社會。這種變遷的動機與原因，有經濟性的，也有非經濟性的，可能是為了救亡圖存，雪恥圖強；也可能是為了增加人類生活的價值與國家的尊嚴。不管如何，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已經不再全是一「自足的系統」了，都市化開始了，市場化形成了，農村逐漸崩解了，借用羅斯托（W．W．Rostow）的術語，中國已由一「傳統社會」，通過經濟「起飛的前期」而進入「起飛」階段，並向「推向成熟」時期前進。中國目前雖不能算是一工業化社會。但中國絕不再是農業社會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業社會中去了。這是一個大關鍵，中西文化的一切論辯必須把握住這一關鍵，否則都將不免於隔靴搔癢之譏。

我們知道，西方文化的價值系統（本文中所指的是指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文化）原是契合於工業社會的性格的，那是一套相關的意識、態度、行為系統、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如對自然的征服、對貧窮的反抗、競爭、崇新、世俗化、核心家庭……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說這一套價值系統一定較之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為優為高（反之亦然），但是，有一點卻是可以確定的，在任何一個工業性的社會結構里，所需要的、所能運作的或產生功能的則必不是傳統社會那一套價值系統。因此，今天我們如再齗齗於爭論中西文化的優劣高下，實在是不相干的。遺憾的是，許多人到今天還在為中西社會價值之孰高孰低而辯論，他們忘了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工作，必須從認知中國社會變遷的階段開始。

三、「現代」與「現代化」的認知之不足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本質上是一理性運動，而理性的第一步即是對「現代」與「現代化」之理解。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討論中國現代化問題者）還不知「現代」與「現代化」為何物。因此，這一理性運動在起步上就有了困難，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一條遠航的船，如果目標朦朧，目的地沒有弄清，而能夠完成任務的。

「現代」與「現代化」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內涵。中國人人有意識地用「現代化」一詞是不太久前的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知識分子所用的是「西化」而不是「現代化」。從「西化」一詞之揚棄到「現代化」一詞的採用，其間頗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主要的可以二點加以說明。第一，由於「西化」一詞本身含義之分歧與所指之不足，乃不得不加以揚棄，何以說呢？因為「西化」也者意指同化於西方文化之謂，可是，西方文化是一泛稱，到底是指所有的西方文化抑或是哪一支特殊的西方文化？同時，從時間的觀點看，也頗滋歧義，西方文化指古典的、中古的抑或近代以後的西方文化？再者，到底哪一些要素才算是西方文化的內涵？這些都是可以產生重大的爭論的，而另一更基本的問題是，西方文化本身仍在創新變易的過程中，也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那麼，縱使「西化」這一詞不是沒有意義的，至少也是不足的。中國文化的未來決不是、也不應定於西方文化的某一形態，而應該、也必是一個以世界文化為鵠的無窮無息的創新。

因此，我們所追求的是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中國的西化。這一種自「西化」轉為「現代化」運動決不是字面的玩弄，而是具有嚴肅的實質意義的。現在少數清明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有這樣的認識與努力，他們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主流。第二，還有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他們之揚棄「西化」而採用「現代化」，則並不像前一種人那樣的基於理性與認知的要求，而是基於一種情緒的心理反應。他們之反對「西化」，主要的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歷史性的，另一種是種族性的。就歷史性的原因說，中國這一百年來，可說一直吃盡西方人的大虧，中國的「光榮的孤立」是被西方人用槍炮擊碎的，中國的「天朝的意象」是被西方人的兵艦打破的，中國這一個世紀誠如羅斯托所說是一「屈辱的世紀」。基於這一深久的歷史的背景，中國人從心底厭恨西方，而反對「西化」毋寧是一極自然的事。再就種族性的原因說，人類學者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都多多少少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色彩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都非常濃厚，而中國民族也一樣不能全免，嚴格說來，「中國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還不及「中國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濃。許多新興的國家，近一二十年以來，基於種族中心主義所產生的「自衛機構」的反射，已開始公開反對、揚棄「西化」，而改采「現代化」，而中國近年來透過中國種族中心與文化中心主義所產生的自衛機構，下意識與潛意識地更是不能容忍「西化」，而如獲得救似地抓起了「現代化」這個招牌。

嚴格說來，「中國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還不及「中國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濃。

當他們坐汽車、住洋樓的時候，再不為被譏於「西化」而不安，而可以理直氣壯地為「現代化」而自豪。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人基於歷史性的與種族性的原因而反對「西化」，贊成「現代化」，雖然是情緒的反應，但卻不是可詛咒的。其實這種情緒又豈是你我所能全免呢？問題是，這一類型的思想，卻自覺與不自覺地阻卻了中國現代化的前進，何以說呢？因為「現代化」是以工業化、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參與等為內涵的，而這些卻又恰恰是近代與現代的西方文化的特質，「現代型模」固不等於「西方型模」，但二者是非常近似，而幾乎重合的（參前）。因此，反對「西化」，其實質意義，「幾乎」是反對「現代化」。

我們一方面要想向「現代化」進軍，另一方面又反對「西化」，這就不啻要你所不要的，贊成你所反對的，其情形之尷尬是不難想像的，這就無怪乎中國像許多新興的國家一樣，因擁抱「現代化」所產生的「滿懷希望的革命」，而變為因反對「西化」所產生的「滿懷挫傷的革命」。這種因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與「現代化」認知之不足，所引起的反中國現代化的逆流，實在不是可恨，而是十分可悲的。

（作者：金耀基，編輯：李大白、張寧；文中圖片皆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摘自金耀基《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騰訊思享會經出版社授權發布，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作者簡介

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灣大學法學士、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著有《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大學之理念》《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中國政治與文化》《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等。

圖書簡介

《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是中國現代化研究大家金耀基教授的一部力作，主要著力關注兩個方面：一是關注對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考察，二是考察東亞社會現代轉型中的現代性與傳統文化的互動。《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以中國現代文明轉型命題為主線，通過透視百餘年中國近現代歷史，清晰地勾勒出百年中國現代文明轉型的現代化三大主旋律：即「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帝制到共和、從經學到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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