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中國人簡單化學習西方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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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個中國人不管研究中國還是研究西方，不管做哪一個具體研究，我們需要有一個相當宏觀的圖景在我們自己心中，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到底是什麼並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它是一個具有世界文明史意義的問題。當然，誰也不敢說，中國今後會怎麼樣。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人對中國崛起的世界歷史在心理上並沒有做好準備，我們表現出來對我們文明的信心度，可能遠比別人估計的要低得多。這個大概就是今後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特別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中國人簡單化學習西方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甘陽

我們這次論壇的題目叫「古典西學在中國」，雖然題目是「古典西學在中國」，背後的真正潛台詞是希望古典中學的復興，或者更明確點講，我個人認為在中國做古典西學的人主要是為在中國做古典中學的人服務的，也就是為中國古典學問提供一些來自西方的參考與借鑒。所以，中國的「古典西學」並不是西方的「古典西學」的一部分，而是中國學術界的一部分。如果這個位置不搞清楚的話，中國的「古典西學」會不知道方向所在。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第二點我想講的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提出一個古典西學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從晚清以來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我們中國人老說中國是這樣這樣這樣，你背後都有一個西方是那樣那樣那樣，你頭腦里有一個西方，然後你用西方來對照這個中國，無論是怎麼一個對比。這是中國人的思想在近百年來的非常大的一個特點。西方人不會說他頭腦里先有一個中國，然後再說西方怎麼怎麼樣。如果我們每天都抱怨也好，評論也好，說中國是這樣這樣，你背後都有一個西方。所以近百年來，中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對西方的認識所規定，也就是對西方的每一次認識的改變，會帶來我們對中國認識的一個改變。甚至我們可以說，近百年來，任何一次對中國問題以及中國本身的認識的重大改變，背後一定首先有一個對西學觀念的突破。這是西學在中國這樣一個場景下所具有的比較特殊的含義。

我們回想一下，近百年來的中西比較，不管是比較學術的，或者是比較日常的，基本上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比較，也就是說他的比較基本上是以一個近現代的西方來比較一個傳統的中國。這是因為晚清以來中國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所以中國人有一種焦慮的心情，他事先蘊含著一個問題，就是要到西方去，也就是認為西方是比中國好，中國是向西方學習的。但在這樣一個焦慮的比較背景下，很多問題實際上都被忽略了，比方說我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比較過傳統的西方和傳統的中國。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比較，不對稱的比較。不對稱的比較往往使我們對中國文明的看法變成一個相當片面的看法，我們先天地判定了中國文明的落後性，愚昧性，這樣一來就導致我們對中國文明的自信心越來越不足。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獲得了其他的一些基本問題，比方說，近現代西方本身和西方古典的關係是什麼？它是斷裂的關係？是延續的關係？今天西方所謂現代化和工業化道路是從西方文明源頭上就已經規定是如此，還是它是和西方傳統本身的斷裂所造成？這些問題在我們中國都沒有得到重視和研究。

我現在的看法是，隨著中國文明在今天這個發展狀態的推進，上述所有問題都需要有一個重新的想法。所以，雖然我們今天的這個論壇談的是「古典西學在中國」，但它的目的是促進中國古典研究的復興和發達，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做西學的人應該擺脫一種形態，即好像我們又要去製造一個西學的高峰，又要去找一個新的大師。我認為這樣一個時代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中國人簡單化學習西方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從現在開始，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應該從全球化下的中國文明去重新看待，這也會重新看到中國文明以往到底是如何。換言之我們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文明，包括她從古以來的很多問題，也就是說近百年來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看法是帶有偏見的，有片面性的，而這個片面性偏見是由一定的實在所造成的。今天重新回到古典西學，重新回到古典中學，我想它本身是中國文明復興的一個部分。所以我想說雖然今天我們談的是「古典西學在中國」，但背後的整個大的問題首先是看中國文明在當今世界上，在全球化的世界到底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我最近幾年經常講的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文明的外在崛起和中國人的內在心態很不相符。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即對中國文明目前達到的一個狀況和對世界文明今後可能的影響並不清楚。

最近，我們香港大學請了一個小有名氣的西方學者來做演講，我說小有名氣，因為西方人文科學現在沒有大家，都是比較普通的學者，這個人叫Jems Airsh，他是研究中國轉型的，他在港大的演講題目叫做：「西方衰落，東方興起？」他的副標題是「五百年來的挑戰」。我們中國人會記得晚清有一句所有士大夫都會說的話，叫做「三千年未有之變遷」，也就是說西方文明從外在上打敗中國，而從內在上從思想文化上則完全是中國士大夫對自己文明失去信心，是中國三千年以來，有文明以來最大的變遷。在香港，一個普遍的感覺是西方文明掙扎於五百年沒有之變遷。五百年沒有之變遷是說近五百年來西方文明一直對整個世界進行實際的殖民地的統治，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在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對人的思想、觀念等各方面的影響。最近以來，西方研究中國有比較明確的變化，即以往西方研究中國基本上都是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我曾經一再說，在西方，相當長的時間內研究中國的人不會是西方第一流的頭腦，因為他這個地位在整個學科裡面是從屬性的，他的問題意識是西方對宏觀性總體的看法下然後影響到做局部的區域研究的部門。最近以來，在西方研究中國的人之中，比較特別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而是西方本身的研究宏觀問題、總體問題的越來越多。這個當然表明中國在整個世界的逐漸崛起。我在這裡順便介紹一本今年出版的書，一個英國人寫的書，題目叫做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國人在想什麼、中國人怎麼想）。這個人叫做Mark Liona，一個非常年輕的英國新生代的國際戰略分析家，原先是英國前首相Bulair所建立的智庫——歐洲研究中心的主任。這個人的第一本書比較有名，題目叫做：為什麼歐洲能領導二十一世紀？主要內容是比較美國和歐洲，他認為在冷戰結束以後，在二十一世紀，世界上有兩個主要模式，一個是美國的模式，一個是歐洲的模式。他論證說歐洲的模式要比美國的模式對於今後的發展更具有吸引力，而美國的模式會逐漸地衰落。他的論據相當多，比方說歐洲是主張多邊主義，美國是主張單邊主義；歐洲比較主張用外交和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全球化的一些爭議和分端，而美國越來越傾向或者始終比較強烈地傾向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這些爭端。所以他這本書在2005年出版，在歐洲影響非常大，對美國有一定影響。他在2005年寫完這本書以後突然發現，這本書的全部論據、出發點都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這本書的論據很顯然就是他仍然認為西方的模式將主導、塑造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和世界的發展。他的基本出發點，他的基本的對世界的整個圖景仍然是西方的。這本書出版完了以後他突然發現基本前提受到挑戰，因為他突然發覺一個非常龐大的中國在崛起。這是他2005年的這本書結束以後開始跑中國的原因。開始跑中國的時候，一開始他也像很多西方人一樣認為中國很簡單，就去個兩三趟，兩個短期旅行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結果他後來發現越來越複雜，他大概2005年來找我的時候我跟他開了個玩笑，他說他要研究中國，我說你中文又不懂怎麼研究中國，他說，很幸運你們都懂英文。當時是因為他非常年輕，他現在只有三十多歲不到四十歲，但是他是西方新生代的國際戰略家，他從西方和歐洲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世界。所以，他這本書2008年在倫敦和紐約兩地出版以後，受到西方國際戰略界、金融界的人特別的重視，包括索羅斯等都是他的主要推薦人，就是認為他這本書是所有要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人的必讀書。但他基本上陷入了一個非常矛盾的心態。他對中國的了解可能比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的了解還要多一點，他訪談了200多個人，從政界到商界。他認為我們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我們自己的中國的全球化圖景。他給它起了一個名字，我們中國人可以翻譯成「有牆的世界」。這些人都不是中國問題專家，只是這些人都是原先是代表西方對全球問題看法的一些人物，都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形成了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一個實踐。Mark Liona這本書很有意思，它開頭就說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可能發生很多事情，但是等你死了以後絕大多數事情都不重要，他說，我相信我死了以後「9?11」這種事情今天看起來很大而以後不會很重大，只有一件事情是重大的，就是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可以與世界歷史含義中的羅馬的興衰、圖爾曼帝國的興衰這樣的世界大事相比擬。這是他對整個世界的一個看法。基本上他對中國當然還是批評，他們認為這個並不符合西方的模式。但他這本書本身也很有意思，就是說中國在想什麼？他認為以往的西方並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因為西方人不需要想非西方人在想什麼，因為西方一般而言對非西方國家有兩個看法，你只有兩條路，或者你照我們想的去做，或者你滅亡，包括蘇聯的滅亡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Mark Liona之所以把他這本書名命名為：中國在想什麼，就是說現在你必須想中國在想什麼，因為第一，中國不會照你西方的去想；第二，中國不會滅亡。我覺得這個心理狀態在瀰漫，你們可以看很多西方的所謂戰略家，包括小布希背後的戰略家，都在提這樣的問題。因為從前他不需要講這個問題，從前他講的很簡單，就是我剛才講的，他不需要想非西方文明非西方現在想什麼，It doesn』t matter，這並不重要，你如果不照我們的想，你一定會完蛋。但是，現在碰到中國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我覺得一個中國人不管研究中國還是研究西方，不管做哪一個具體研究，我們需要有一個相當宏觀的圖景在我們自己心中，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到底是什麼並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它是一個具有世界文明史意義的問題。當然，誰也不敢說，中國今後會怎麼樣。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人對中國崛起的世界歷史在心理上並沒有做好準備，我們表現出來對我們文明的信心度，可能遠比別人估計的要低得多。這個大概就是今後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特別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剛才講，對中國的具體研究，在西方，是以西方的總體意識對世界整體的看法為轉移的，他並不是中國研究。我們現在可以想一下，隨著中國文明的崛起，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包括對歷史的研究，包括古希臘和對中國先秦的研究，現在已經有苗頭了。我相信古希臘文明和中國古代的比較研究，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會成為西方的一個熱潮。以往的很多研究在今天已經不重要。若今天誰再來問為什麼中國落後，這些問題恐怕不會再有很大的興趣，因為它已經過去了。所以，所有的問題會隨著這個整體氛圍的變化而變化，而我對中國學者自己的問題意識的跟進，並不感到滿意，也就是說我們對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變化而可能導致的大學術的產生，我們敏感度不足。我們經常還聽到一些非常傳統的、古老的甚至在一個比較有訓練的人看來是非常幼稚的問題，在不斷地重複，佔據了大量的篇幅。打個比方講，五四運動的時候，你急著打倒孔家店，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可能表面是思想解放，你今天還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我相信只能表明你思想僵化，你沒有重新去想新的問題。因為那些之所以要批判的理由、原因和要解決的問題，都已經過去了。今天的中國不是百年以前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也不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國，我們要想的是下面的10年20年30年50年。

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古典西學在中國」，中國人可能會認為，古典西學的研究當然應該以西方為準。但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西方人研究中國並不認為中國人研究中國一定比他們強啊，他們憑藉他們獨特的問題意識，他們在中國研究方面往往做出比我們更好的研究。我相信，如果中國文明真正崛起，它下面帶來的問題，今後的中國人在做西方的古典研究，包括古希臘羅馬的那個時候，有理由做得比西方更好，因為他會帶著中國人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如果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的信心，我們會發覺你對中國文明復興的所有期望實際上都是空的，你的起點實際上是很低的。而這樣，我們可能就要檢討為什麼現在到處都在談中國文明復興，它的想像點仍然很低，比如說很少有人敢想我們中國人研究古希臘會比西方人研究古希臘強。雖然現在可能是達不到，以後，你敢不敢想這樣的問題？你敢不敢想以後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大家都在談一流大學，我曾經問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什麼叫一流大學？如果明天北京大學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是美國拿的博士，是不是表明一流大學？很多人認為這就是一流大學。這個叫三流大學！如果北京大學以後所有的教授、副教授、講師都必須是美國的博士，而且年復一年，這叫什麼？這當然就叫三流大學。為什麼？什麼叫大學？大學最重要的產品是人！是最高素質的人！如果你這個大學不能夠生產出最好的博士生，而是你所有的教授都要從外面進口，那表明你就是個三流大學。從我們現在很多想問題的一些基本想法，都可以看出它對中國文明自我期許的起點是非常低的。但這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如此低？我們現在經常講文化創造，但所有的人都會感到我們的底氣不足。底氣不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近百年來我們在不斷地詆毀、摧毀中國自己的文明傳統，我們對自己的文明傳統沒有一個基本的敬意。我們做的西學研究，或者說中西比較，往往做一些非常簡單性的比較，它的目的已經是事先確定的，就是它要證明西方文明比中國強，而這樣的比較，往往是由一些對西方學術了解非常淺的人做的，因為對西方文明了解越深的人越不會這樣去做。這是我基本的一個經驗概括。

「古典西學在中國」這樣一個題目，其背後的文化衝動，背後的問題我想仍然是一個中國崛起的問題。中國崛起現在已是一個在經濟層面上、在外在層面上、在國際政治層面上的基本事實，但中國的崛起在文化上至多現在才剛剛開始。尤其是我覺得在所有的學術研究當中，有一個重新調整的問題，重新調整自我立場，重新去看，不要把我們以往形成的東西認為已經懂了，我們其實很多東西都還不懂。我們以往所接受下來的無論是對中國的看法還是對西方的看法，只能說是大有問題，包括對西方古典的看法。所以，做古典西學的人必須明白，你不要覺得我在做古典西學，我是搞希臘的，這都不是你炫耀的地方，否則就表明你無見識，表明你是不成氣候的人。有氣候的人應自覺地把古典西學的研究服務於一個比較強的問題，也就是說去重新看待中國，去重新看待西方。有很多問題，從前沒有問的，必須現在問，比方說西方的古典和西方的現代是什麼關係？中國的古典和中國的現代又是什麼關係？

西方的古典在現代以後，基本上是處於一個不斷被激活的狀態。幾乎西方的每一次思想轉變，都會看到這些思想家的主要的方向是在重新介紹他們的古典，西方所有比較有原創力的思想家的一個運行方式是不斷地返回原處，他們始終認為這是他們在去獲取新的思想和學術靈感，去重新看待他們自己的文明。看羅爾斯搞的哲學史，他首先把西方的古代和西方的現代做一個截然的區分，認為古代和我們沒有關係，他直接從西方的現代講。這是他的一個取向，他對西方的古代和現代做出一個截然的了斷，也就是西方的古代和我們基本上沒有關係，也就是西方的古代和現代是一個斷裂的關係，這是他背後隱含的一個東西。但是我們去看後果，整個美國八十年代政治學界的基本討論是所謂群體和社會主義的變更，那麼，整個返回到哪裡呢？就是又返回到古希臘，整個一個回顧點是回到亞里士多德的問題。而在經過這場辯論以後的主流自由派的，就是西方自由派的政治的基本問題變成一個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問題，也就是說用亞里士多德去補康德，這樣的一個基本路線是用亞里士多德來批判康德到現在。每個人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可能都不同，但始終在用他們的源頭來研究這些方面。整體來說，西方在古典和現代討論的背後有一個基本問題，覺得現代是問題。這和我們中國人對現代的看法很不相同，西方的現代性始終伴隨著對現代的批判，始終在檢討現代的東西，而在這個檢討當中，古典的傳統往往成為批判性的支點。我們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現代社會，但是我們對現代社會本身的認識是什麼，實際上缺少比較強有力的研究。九十年代以來，我們基本上把現代社會簡化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問題，而忽視了現代社會極端複雜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對現代看法與西方不太相同，當然也可以理解原因，就是在相當長時間裡，現代是一種我們所嚮往所追求的東西。這樣一種對現代和現代社會的看法是錯誤的，而且會導致我們對從現代出來的很多問題束手無策。包括我們九十年代以來的辯論，很多都不能闡述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夠了解現代社會是一個越來越複雜的社會，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就表明，現代社會在不斷地產生它自己的問題。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一個真正的差別就是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問題越來越多，而不是問題越來越少。但是我們在幾十年改革當中形成了一種預設，就是我們老覺得，我們現在有問題是因為我們以往的傳統知識還沒有消除，這樣會導致我們對現代社會認識的很多偏差。比方說，九十年代以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人們不願意承認市場經濟本身是產生不平等的一個重要的機制，往往傾向於把我們現在不平等的問題歸因為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是因為以往的種種制度問題。這樣一種看法，我認為是不適合於現代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在考慮古典和現代的時候，基本有兩個可能性的選擇，一個當然是比較主流的即基本上否定中國的古典，否定中國人的傳統。另外還有一個是簡單地把中國的古典儘可能解釋得符合現代。但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有些先天的弱點，它可能忽視了中國文明本身的特性，因為他先天性地認定了現代社會是好的，它導致了我們的現代社會沒有一種像在西方那樣具有相當深度的批判力的事情。

真正地去讀古典的話，應該要求我們對現代本身有一個批判性的看法。現代本身是有很多很多問題的。所以我就回到今天我們的題目，雖然是「古典西學在中國」，但是背後隱含的問題仍然是中國文明在整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文明當中，我們如何整體性去看待中國文明的基本取向和它的基本發展，這是我今天想講的引言。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古典西學在中國」論壇上的主題發言，轉載自愛思想網）

人物介紹

甘陽，1952年生，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獲西方哲學碩士，2008年被中山大學聘為逸仙學者講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兼任博雅學院院長，通識教育總監，中山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將錯就錯》、《古今中西之爭》、《通三統》和《文明·國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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