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腐敗亡國：國民黨南京政權如何垮台？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總統府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國共和談失敗，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隨即渡江作戰。兩天後，即4月23日，第三野戰軍35軍佔領已無城防的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此，國民黨南京政權在中國大陸22年的統治徹底崩潰。

得知此消息後，正在北京香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一首名為《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傳世之作。而與此同時，名為下野但仍在老家浙江溪口操控政局的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難免心情沮喪，他在其日記中寫道：南京失守「尤其對國際，使國家與政府更無立足餘地，可痛之至」。

國共兩黨領袖截然相反的處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國歷史大變化的轉折，而此時距1946年6月國共全面內戰的爆發還不到3年，為什麼本是弱者的共產黨能夠迅速取勝，而本是強者的國民黨卻一敗塗地，內中緣由自有許多，但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未能把握時局，體恤民心，自私自利，貪腐盛行，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緣由之一，而1948年8月開始的金圓券改革及其失敗也可以說是在內政方面壓垮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最後的稻草。

失控的金子

進入1948年，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控制地域在縮小，物資產出在減少，經濟財政金融形勢更趨惡化。貨幣超發、物價暴漲已經到了令人目眩而不可遏止的地步。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價每石高達法幣近6千萬元，金價每兩超過法幣5億元，法幣已接近於失去支付功能，瀕臨崩潰的邊緣，由此導致國民黨控制下的區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會的極度動蕩不安，民心思變。

為了擺脫財政經濟的困境，穩定後方，作拚死一搏，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定實行幣制改革。8月20日，蔣介石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實行幣制改革，主要內容為：1、發行金圓券取代法幣，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舊有法幣須在11月2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2、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應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凡違反規定者一律沒收並予懲處。3、存於國外的所有外匯資產，凡超過3000美元者，應於12月31日前申報登記，除保留部分用於日常生活外，均應移存於中央銀行或其委託銀行，未經核准不得動用，違反者處7年以下徒刑並處罰金，沒收其外匯資產。4、嚴格管制物價，以8月19日價格為準，不得議價，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從嚴懲處囤積居奇者。同時規定，金圓券200元兌黃金1兩，3元兌白銀1兩，2元兌銀幣1元，4元兌美元1元。

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布的同時，國民黨政府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挂帥，並在各重要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制督導員，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區督導員為俞鴻鈞，並由蔣經國協助。為了督促幣制改革的進行，蔣介石電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設或陽奉陰違，怠忽職守」，「中央亦必嚴厲處分，決不稍存姑息」。同時發表書面講話，要求民眾「全力擁護改革幣制的政策，徹底執行管制經濟的法令。如有少數人不顧大局，只圖私利，……政府自必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令及刑事法規，予以嚴厲的制裁。」蔣介石的嚴厲態度，說明此次幣改不是完全的經濟行為，而是自始即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強迫性，是國民黨企圖以強力社會動員應付全面危機的重要舉措。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集中了全國一半左右的工業生產和大部分金融業，金銀外幣與物資儲藏也最為豐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銀外幣並控制住物價，是此次幣改成敗的關鍵所在，所以國民黨將幣改的實施重點放在上海。8月20日，蔣介石親臨上海，會見工商金融界人士，要求他們擁護政府決策。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召集各業負責人開會，要求以19日價格為標準，不得擅自提價，並保證正常供應，不得拒售。為了保證幣改的順利進行，上海特別將工作重點放在檢查方面，由蔣經國挂帥，成立檢查委員會，實行普遍搜查，取締囤積居奇。一時間，上海的經濟風雲變幻莫測，並牽動政治風向，成為全國矚目之中心。

鐵腕反腐

此次幣制改革，蔣經國以太子身份坐鎮上海督導進行。抗戰時期，蔣經國在贛南實施「新政」，小試身手，有了口碑，但贛南畢竟為內地偏遠小城，小蔣的「新政」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不大。因此，初到上海這樣國內外矚目的中心城市，蔣經國抱有大幹一番的想法，他名為協助，實為主管上海的經濟管制，成為上海經管實際上的主角。

蔣經國到上海後，運用其在贛南的施政經驗，發動青年和社會力量支持經管工作，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協助推行幣改，反映社會意見，同時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並定期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一時間，上海的經管工作顯得頗為轟轟烈烈。蔣經國將投機囤積、操縱物價、貪贓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視為「後方的敵人」，號召大家「共同起來制裁他們，消滅他們」；強調「無論何人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請你進監獄，上刑場，那才能伸正義，張國法，使一般人民心悅誠服」。不過他也承認，「上海的環境是複雜的，工作不易做好」，過後的事實說明了蔣經國的擔憂。

8月26日，蔣經國召集上海經管各部門開會，決定由他「統一指揮」檢查工作，對違令者吊銷執照，沒收存貨，有關負責人送特刑庭處理。此後，上海特刑庭以從事黑市買賣、擾亂金融、貪污舞弊等為由，判處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死刑，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和秘書陶啟明泄露幣改機密非法投機牟利被判刑。面對上海資本家階級和權勢利益集團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制，9月初，蔣經國又以重拳出擊，以「囤積居奇、操縱黑市交易、擾亂金融秩序」等為由，先後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經濟大亨和社會聞人，其中包括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兒子、鴻興證券負責人杜維屏，杜月笙的總管、米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等，並將杜維屏判刑。蔣經國還先後約請上海資本家的頭面人物如李銘(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劉鴻生(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等談話，逼迫他們交出金銀外匯。在公開場合，蔣經國對這些比自己年長若干歲的長輩口稱「老伯」之類謙辭，但在個別約見時則不假詞色，頤指氣使，以至使李銘「面紅耳赤，神色頹唐」。這些人均非等閑之輩，他們都曾是當政者過去的座上賓，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在上海資本家階級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

國民黨的高壓強力手段，在幣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基本面的情況不僅沒有任何改進，反而日趨惡化，幣制改革便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和抵抗。蔣經國在上海打擊的對象多為民營資本家，並無真正背靠上層權力支撐的官僚資本，不足以真正威懾以權謀私的豪門巨富，並且最終因揚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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