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慧：俞振飛手抄《孔雀東南飛》

文史 08-12

唐吉慧：俞振飛手抄《孔雀東南飛》

2013年，經曲社的前輩介紹，我認識了老先生。前輩說老先生是俞振飛的學生，在俞老身邊不少年，懂戲，以前是唱崑曲和京劇的好手，可惜壞了嗓子，只能做點教學工作了。那回前輩陪我去了一趟老先生家裡，他們很熟絡，進了屋子不怎麼客套。我一進門就開始打量他，雙腳壞了坐在輪椅上，那把輪椅在他身下轉來轉去十分自如，身體倒硬朗，看樣子是較為魁梧的，說話氣足，聲音亮堂。他讓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便叫來保姆為我們斟茶上水。剛咽下兩口，老先生不容分說就讓前輩唱曲子：「你今天唱什麼？一定要唱。」前輩唱完接著讓我唱。我不記得自己唱了什麼，沒有笛子伴奏，憑點印象，略帶慌張地湊合完成了一支曲子。待唱完，他對我們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就這麼聊開了。

他問了我一些關於崑曲的認識，聽說我是俞迷，高興地話題離不開俞振飛。他一會兒拿出俞振飛的書信給我看，讓我拍照，一會兒翻出他發表在雜誌上紀念俞振飛的文章，讓我閱讀他對老師珍貴的記憶。「有件寶貝，大家沒見過的，你一定喜歡！」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有點得意。他笑著靈活地將輪椅轉向了他的寫字桌，在右手抽屜里取出一疊黃黃的舊紙遞給我。我輕輕打開，首頁上自右向左赫然寫著：「民國卅八年五月十一日重抄。江南俞五。孔雀東南飛。」那一刻，我望著「江南俞五」四個字分外激動，因為俞振飛，也因為看多了回憶民國時期戲曲的書里稱呼角兒時，以其家裡排行相稱，如俞振飛叫俞五，姜妙香叫姜六，覺得特別有派頭。那年梅葆玖先生來上海，朋友約了一塊兒跟他喝茶，我神神叨叨問他，能叫您玖爺嗎？他樂了，說，行，隨你們叫。

近些年迷俞振飛，他的墨跡我收集了一些，這件是我見到的書寫時間最早的，民國卅八年，1949年。雖說是一個唱本的抄本，通篇自然流暢，筆墨圓潤，滿紙的沉秀儒雅，用書法的標準來審視，無疑稱得上逸品。俞振飛的父親俞粟廬是書法家，俞振飛從小隨父親寫字，寫魏碑，寫董其昌，寫趙孟頫，十四歲至十七歲時跟了陸廉夫學書畫，繼而請益於馮超然，最終形成他自己魏碑骨架子，摻了趙字風韻的行書。他的字好，偏偏成了晚年的一件煩惱事，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的寫件越來越多，我一再聲明：『我不是書家，更不是詩人』，但送紙來的人還是不斷。真是『急煞人也么哥』。」

「你看時間，5月11日，解放軍攻打上海是5月12日，5月11日上海解放戰役打響的前一天，他還在那兒研究崑曲，你看他有多喜歡崑曲。」老先生說。我的眼睛貪婪地停留在這幾頁俞振飛的字上不捨得移開。「《孔雀東南飛》你知道吧，三幾年翁偶虹為中華戲校編的，旦角是趙金蓉，焦仲卿用的是老生趙金年。俞老看過此戲後，認為這是表現愛情纏綿和悲苦的戲，不適宜老生，改小生更妥當，大家聽取了他的意見，就找來儲金鵬演，但儲金鵬不會，俞老便當起了老師來。」老先生又說。「這就像程硯秋的《紅拂傳》，俞老將李靖由老生換為了小生一樣，俞老確實是有智慧的。」我插上一句。「的確如此，」他接著說，「他為什麼會抄《孔雀東南飛》？那回是在上海演《孔雀東南飛》，俞老有些生疏了，於是他抄了以後現背詞，就把這齣戲唱了下來。還有個故事呢，那時他和李玉茹有一出《鴛鴦淚》，小生戲極為繁重，俞老生怕自己體力不支，向他的一位醫生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擔心。那位醫生朋友勸他放下心，打強心針即可，結果俞老真的打了那麼一針。」我仔細聆聽著老先生講故事，發現他眼中不停飛揚出神采，連那副寬寬大大的眼鏡上都是光暈。

那次見面後，我再沒和老先生聯繫過。今年5月，老先生突然打來電話要我去一趟。我如約而至。家裡保姆說老先生身體多病了，這些天連日陰雨，風濕性關節炎的老毛病，疼得他晚上睡不著覺，沒有一點食慾，受罪啊，這會兒迷迷糊糊的，想是睡著了。我躡手躡腳在保姆的帶領下進了他的房間。進門著實嚇了一跳，原本結實的身子骨，這下躺在床上已經動彈不得，面色憔悴，白髮稀疏雜亂地貼著頭皮，原先的神采全不見了。我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保姆為我倒了茶。我喝著茶水望著他，感受著整個屋子瀰漫著的藥片味道。約摸半小時樣子，他漸漸恢復了些精神。靠了保姆的攙扶，他勉強坐起靠向了床頭。程硯秋的《金鎖記》有句「未開言思往事慢慢細講」，可是我擔心他今天是講不動了。似此星辰非昨日，他衰弱的樣子讓我難受。在他的吩咐下，他家裡人交給我一疊紙，我一望便知是那件俞老手抄的《孔雀東南飛》，三年了，如此傾心之物，我一直銘記在心。他說：「你拿去吧。這真的是件寶貝。」並關照我，不要告訴別人他是誰。我答應了他。

這幾天書商朋友賣給我兩張俞振飛的老照片，一張里是俞振飛、馬連良、張君秋，另一張里是俞振飛和歐陽予倩。說起來是1948年時候的事了。那時的上海局勢動蕩不安，黃金大戲院的經理孫蘭亭眼見劇院越發冷落不濟，便邀了俞振飛、馬連良和張君秋一起去香港演出碰碰運氣。他們在1948年底到達香港，起初營業尚可，沒過多久又撐不下去了。為了彌補損失，俞振飛、馬連良、張君秋為香港一家影業公司拍起了戲曲電影，俞振飛和張君秋拍了《玉堂春》，馬連良與張君秋拍了《打漁殺家》、《梅龍鎮》，馬連良還單獨拍了《借東風》，共四部，擔任藝術顧問的是戲劇家歐陽予倩。俞振飛在1981年致友人的信中曾言及此事：「我和他（張君秋）從四八年起一同去香港演出（另外還有連良），那次演戲之外還拍了『三堂會審』電影紀錄片。在會審旦角慢板過門中，把頭次進院，二次進院，三次進院以及關王廟等，都在電影表現出來，當時是歐陽予倩的點子。」俞振飛與歐陽予倩的這張照片用的是普通照相紙，與馬連良、張君秋那張合影的背後按明信片的格式印了線條，可稱為明信片。民國時流行此類定製的明信片，人們將自己喜愛的照片做成明信片後直接寫上地址寄給自己的親人或者朋友們作紀念，省去了裝信封的步驟。據說在港定製的這張照片明信片數量不超過一百張。

唐吉慧：俞振飛手抄《孔雀東南飛》

俞振飛、馬連良和張君秋（左起）合影

這兩張照片推算攝於1949年一二月間，因為1949年2月，俞振飛得知解放軍已在南下，就從香港回到了上海。在俞振飛回到上海的兩個月後，4月28日至5月27日，俞振飛與李玉茹攜多位京昆演員在中國大戲院演出，麒麟童因母親病逝退出了演出，剩下他與李玉茹兩人掛頭牌。這次演出的劇目中有《孔雀東南飛》，老先生三年前所說俞老「現背詞」「打強心針」應該是在這次演出上了，便有了這份珍貴的《孔雀東南飛》重抄本。

本文刊於2016年8月10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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