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及其意外後果——來自經濟學研究的證據

（這是「文獻自助餐」的第56篇推送）

前言

2016年，中國結束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更確切地說，是結束了計劃生育裡面的一胎政策。「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小孩」，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最多可以生育兩個小孩，與此同時，也意味著中國還處於計劃生育時代。

全面二胎及其可能的影響並不是這篇文章的關注點，本文希望通過介紹幾篇經濟學學科的研究，來試圖聊一下「計劃生育政策及其意外後果」這一話題——即執行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除了控制人口增長之外，還對中國社會的其他方面造成影響了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在回答之前，讓我們先看下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介紹。

計劃生育政策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總人口只有5億4千萬，僅僅二十年後，人口數量就超過了8億人。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了政府的擔憂，於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籌備計劃生育工作——從最開始的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1973年），到最終確定執行強制的「一胎政策」，要求各地政府制定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並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施行（1979年）。

因此，對經濟學家而言，一般視1979年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正式執行時期，因為1979年之後各地方政府為懲罰多生育行為，根據地方的收入水平制定了相應的的罰金數額。具體而言，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兩個層次的差異（variation），而這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因果推斷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個差異，在於計劃生育政策對於不同家庭可生育胎兒數量的規定是不一樣的，即並非中國所有家庭都只能生育一個小孩。一胎政策（One-Child Policy）主要實施在中國的城市地區，而對於一些省份的農村居民來說，如果他們第一胎是女兒則可合法地生育第二胎，這就是所謂的一胎半政策（「1.5-child」 policy）。在一些邊遠地區，有的家庭可以生育二胎或三胎；而對一些少數民族或一些在高危職位就業的家庭來說，他們被准予不算做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象（Ebenstein 2010）。

據Ebenstein 2010年發表在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下稱JHR）的文章估計，在2010年左右，大概有35%的家庭受到一胎政策的影響，54%的家庭受到一胎半政策的影響，10%的家庭可以合法生育二胎，1%的家庭可合法生育三胎。

第二個層面的差異，在於計劃生育政策在各地對於超生家庭的罰金數額是不一樣的。關於各地的罰金差異，Ebenstein 2010年的文章也提供了其整理的數據。圖1為Wei Huang和Yi Zhou工作論文中根據Ebenstein的數據整理出來的圖片，橫坐標顯示的是年份，縱坐標表示的是「各省罰金除以當地居民年收入得到的倍數」。另外，Ebenstein的罰金數據可在其個人網站（閱讀原文處可見）上下載。

圖1.中國各省的計劃生育罰金率

計劃生育的意外後果

1.男女性別比的失衡加劇

中國男女性別比失衡（sex ratio imbalance）方面的經濟學文獻很多，這也是中國研究的一個經典議題。性別比的測度一般是看「每一百個女性對應著多少男性人口」，按自然的生育規律，男女性別比應該為1:1，但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在亞洲、中東和北非），每一百個女性對應著一百多個男性，即男性新生兒的數量要遠超女性。由此造成了「Missing women「或「Missing Girls」的現象，即很多女性並沒有成長成人，她們可能在出生前就「消失」了，或者童年早期夭折了。

最早關注到這一現象的是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他也是「Missing Women」這一概念的提出者。在森最初的研究（Sen 1990）中，他估計世界範圍內有超過一億個消失女性。由於亞洲許多國家（比如印度和中國）也存在這一現象，因此很早之前許多中外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中國的「Missing Women」現象，即男女性別比失衡的現象。

長久以來中國人持有的「重男輕女」觀念或許影響了中國的性別比失衡現象，但更多經濟學家感興趣的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強制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加劇了這一現象。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對其大多數家庭採取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這在全世界範圍來看，也是一件很不常見的事情。

Ebenstein（2010）的論文並不是最早的相關研究，但是其整理的罰金數據，為之後的多篇論文提供了識別基礎，因此在這裡首先講下這篇文章。Ebenstein的研究發現，在執行計劃生育之後，相較於其他地區，受一胎政策影響地區的家庭中生育男性的比例更高。更具體的研究顯示，這一比例在第一胎中的區別不大，但對於第一胎是女性的家庭來說，第二胎生育男性的幾率更大。也就是說，對於任何家庭來說，第一胎生男生女的概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對於第一胎生了女性的家庭來說，受到一胎政策影響的家庭相較於其他家庭，在第二胎生育男性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看出一胎家庭對其新生兒在性別選擇上的主動操作。

上述結論僅僅來自於數據上的描述分析，但之後的回歸中也顯示了一致的結論。具體而言（原論文表5），在計劃生育執行之後，罰金較高的地區中家庭生育男性的可能性更高，而在計劃生育執行之前，地區的罰金數量並不會影響家庭的生育結果。進一步研究（原論文表6）顯示，罰金數額確實減少了家庭的生育行為，但對於那些擁有一個女孩或者兩個女孩的家庭來說，如果他們選擇繼續生育的話，罰金數額會顯著增加這些家庭在下一胎生育男性的比例，即他們如果選擇繼續生育的話，會想辦法「生」一個男孩。

另一篇與這個議題相關的文章來自清華大學的Hongbin Li等人2011年發表在《Demography》上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利用計劃生育在一胎家庭和其他家庭之間的執行差異和執行時間上的前後差異這兩層差異，基於雙重差分的方法，研究發現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1980年至1990年新生兒中94%的性別比失衡現象。

既然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真的促進了中國的性別比失衡，而且可能還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了。那下一步的問題便是其中的機制是什麼？即對於那些家庭來說，他們可能是通過怎樣的途徑來進行「性別選擇」的？本文不打算詳述此內容，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參看Hongbin Li的另一篇論文（Yuyu Chen等人2013）。這篇文章發表在JHR的論文顯示，1980年至1990年期間40%-50%的性別比失衡現象與B超技術的引進有關，即B超技術成為了許多家庭進行「性別選擇」的一個途徑。

2.小孩數量減少，質量卻提高了？

勞動經濟學上有一個經典的議題叫「Quality-Quantity Tradeoff」，即質量和數量之間的權衡。這個議題最初源起自經濟學家Becker和Lewis的開創性文章（Becker和Lewis 1973），並由此發展出各種各樣的trade-off模型。具體而言，質量和數量之間的權衡是指，家庭小孩數量與小孩質量之間會呈負相關關係，即小孩數量的增加會減低其質量，反之亦然。早期的實證研究基本傾向於支持QQ理論的，但是後來的研究則提供了許多不支持QQ理論的證據。

那這一理論在中國是如何的呢？特別是在中國，計劃生育的執行剛好為這一理論的檢測提供了一個外生的衝擊條件，藉此經濟學家可以來研究在小孩數量必須被減少的背景下，小孩的質量是否得到了提升？在細說之前，還得先談下「質量」這一指標的測度。關於質量的測度指標很多，主要有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attainment）、營養和健康狀態和認知能力三個指標。通過選用不同的指標測量「質量」進而來討論QQ理論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這與國別等具體情況相關。

而即使採用同一個測量指標，也有可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比如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藉助計劃生育這一外生政策，Rosenzweig和Zhang（2009）的研究發現家庭小孩數量與小孩受教育水平之間存在負向關係，而Qian（2009）的研究則發現，在中國農村，受一胎政策影響的家庭生育第二個小孩會促進其第一個小孩的受教育程度。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的Haoming Liu 2014年發表在《Journal of PopulationEconomics》的論文提供了一些新證據和與質量測度相關的討論。Liu借計劃生育政策在1984年的放寬（即准許部分符合條件的家庭可生育二胎，主要是部分省份第一胎為女孩的農村家庭），在文中構建三個工具變數：是否有可生育二胎的資格，當地罰金數額及這兩個變數的交互項，由此進行估計推斷。

Liu在文章中用小孩的身高來表示小孩的「質量」（具體的測度值是height-for-age z-scores，詳情可參閱原文），其研究發現家庭小孩數量的增加會降低其小孩的身高，分位數回歸的結果顯示這一影響對身高較低的男孩影響會更顯著，對不同身高分布的女孩的影響則沒有系統差異。而當作者把質量的測度指標換為小孩的受教育程度之後，家庭中小孩數量對其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就變弱很多。

關於「質量」的測量指標方面，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之所以採用身高作為小孩「質量」的測量指標，是因為：一方面，由於中國存在義務教育制度，所以家庭小孩數量對小孩受教育程度的影響應該會受到義務教育法規的影響，由此可能得到很弱的影響結果；另一方面，營養的攝入量對小孩的身高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而營養的攝入又完全由中國家庭（而非政府）的食物支出決定。以往有研究（Wu和Li 2012）發現家庭小孩數量的增加會減少父母的人力資本投資，那麼家庭中小孩數量的增加也極有可能影響小孩的身高。另外，即使在中國公共衛生條件良好的地區，營養的攝入也對小孩的身高也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同理可知，如果使用身高作為測度指標，這一指標放在發達國家的貧困地區或發展中國家（如中國）來討論QQ理論會得出更好的結果。因此，在討論QQ理論時，質量指標的選取就顯得十分重要。

這篇文章用中國的數據對經典議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提供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證據。而此文也拿了《Journal of PopulationEconomics》2015年的庫茨涅茲獎（Kuznets Prize），詳見IZA相關報道。

3.兒童肥胖的增加

既然家庭中小孩數量的減少有可能提高父母對小孩的人力資本投資，那麼除此之外，計劃生育政策還可能對其造就的一孩家庭中的小孩帶來什麼類似後果嗎？

最近被《Chinese Economics Review》接收的一篇論文（Jie Zhang等人2016）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他們在論文中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與我國兒童肥胖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在中國（特別是在大城市的）兒童肥胖這一公共健康議題正日益受到關注的當下，作者等人好奇，對中國特有的由計劃生育所塑造的一孩家庭中的小孩而言，相較於那些擁有兄弟姐妹的小孩，他們是不是會面臨著不一樣的父母照顧，並由此最終反應在他們的肥胖程度上。圖2（原論文圖1）中數據反饋的這一基本趨勢對比，也激勵著作者將這個故事更細緻地討論下去。

圖2.一孩家庭和多孩家庭中超重小孩佔比趨勢圖

該研究發現（原文表3），比起擁有至少一個兄弟姐妹的小孩，出生在一孩家庭中的小孩超重或肥胖的概率會增加5.6%（OLS估計值）或7.8%（2SLS估計值），且將被解釋變數換為身體質量指數值和體重值（具體是BMI-for-age z-scores和Weight-for-age z-scores）之後，也得到了一致的正向顯著估計。上述是只討論第一胎樣本的結果，原文也提供了全樣本的討論，這些樣本的年齡都限定在5到18歲。

那麼如何解釋這一發現呢？在文中作者提供並用數據論證了兩個機制。首先，一孩家庭的父母會用更多的金錢而不是時間來照顧小孩。在原文表5的回歸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孩家庭中的母親會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更少的時間在煮飯和照顧小孩上。與此同時，這些家庭中的小孩（見原文表6）花在外面吃飯的時間更多，特別是體現在早餐上，而且他們花在吃快餐的時間也會較多。其次，一孩家庭中的小孩會攝入更多的高糖、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這一飲食結構極有可能與父母的照顧時間的缺乏有關，且與他們擁有更多的零花錢相關。

這是第一篇試圖探討計劃生育政策與中國兒童肥胖之間因果關係的文章。在兒童肥胖現象伴隨著經濟增加日益增加的當下，作者在本文提供的視角和研究結果都值得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關注。

4.「人造雙胞胎」現象

「一個小孩太少了…人們想要再生一個」，在Wei Huang等人2016年發表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and Statistics》的論文開頭，作者們引用了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在中國對一位正在醫院等待的婦女的採訪。

是的，雖然「只生一個好」，但很多家庭可能會覺得「一個小孩太少了」。那麼對於這些家庭來說，多生育同時又不用受計劃生育政策管制（或說懲罰）的方法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而這個方法即是生育雙胞胎（或多胞胎）。

中國政府不會因為一個母親生育了雙胞胎而認為其違反了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因為生育雙胞胎會被認為是不可控的，或者說是不能被操作的。但既然是不可控的，那麼人們又如何可以人為地生育雙胞胎呢？其實對於這些家庭來說，他們還是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比方在戶口登記時把前後兩胎出生的小孩謊報為是雙胞胎，或者通過藥物來誘導母親懷上雙胞胎。這種在人為操作下產生的雙胞胎，就是所謂的「人造雙胞胎」（Man-made Twins）。

圖3.每一千個新生兒中雙胞胎的數量，1965-2005

圖3（原論文圖1）是1965年到2005年每年中國的雙胞胎生育率，數據來源自四次的普查數據。從圖3可以看出，1979年計劃生育（圖中垂直虛線）執行之後，中國新生兒中雙胞胎的出生率翻了一倍。但這並不能說明計劃生育對「雙胞胎」出生率的影響，為此他們在文中對此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WeiHuang等人（2016）的研究發現（見原文表1），當地罰金數額增加一單位（等同於當地家戶一年的收入）時，每1000個新生兒中雙胞胎的出生率增長了0.066個百分點，且這一發現對漢族家庭成立（增長0.072個百分點）而對少數民族家庭不成立。作者由此推斷出，自1970年以來雙胞胎出生率增長中三分之一的部分，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引起的。另外，計劃生育對城市居民的影響比農村居民的要大，且影響主要集中在第二胎，即家長通常是在第二胎進行「人造雙胞胎」的行為（見原文表2）。

機制部分檢驗了「人造雙胞胎」的兩個可能途徑：即將前後兩胎謊報為雙胞胎，或通過服用藥物誘孕雙胞胎。對於前者，作者猜想，父母往往是將第二胎跟第三胎謊報為雙胞胎，因此比起沒有雙胞胎出生的家庭，這些家庭中第二胎（「人造雙胞胎」）的出生時間要更長，因為這一出生時間其實是第三胎的出生時間。回歸結果與作者預期一致（原文表3），雙胞胎家庭第一胎跟「第二胎」的出生間隔要比沒有雙胞胎家庭中兩胎出生間隔要長0.08年，而這裡的0.08年其實是雙胞胎家庭第三胎跟非雙胞胎家庭第二胎之間的出生間隔差距，而不是第二胎跟第二胎的對比。而對於後者，文章的識別是通過比較同性和異性雙胞胎的身高差異來得出結論，具體可以參看原文。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沒有發現具體證據（見原文表4），即作者沒有發現母親「通過服用藥物誘孕雙胞胎」的相關證據。但如作者在結論部分所說，雖然沒有找到相關證據，但本文的研究並沒有排除父母採取服藥懷上雙胞胎的這一途徑。這部分的樣本被限定為雙胞胎，所以總樣本量只有幾十個，因此很難得出有效的推斷，但作者在這部分推斷做的識別設計很是新穎。

綜上我們可知，計劃生育政策確實增加了中國「雙胞胎」的出生率，但這些增加的雙胞胎中有三分之一是「人造雙胞胎」，即並非是真實的雙胞胎，而是多生育的父母為了逃避政策懲罰而將其第二胎和第三胎謊報為雙胞胎，由此產生的「人造雙胞胎」。

總結與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計劃生育政策除了控制人口之外，還影響著中國社會其他的許多方面——它加劇了中國男女性別比的失衡，它影響著一胎家庭中小孩的身高甚至受教育程度，它增加了中國的小孩肥胖程度，它還讓中國父母把家裡的兄弟姐妹謊報為雙胞胎以逃避政策懲罰。

看完這些「意外後果」之後，我們或許會問一個問題，即計劃生育政策到底是什麼？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一政策的本質，或許我們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計劃生育政策帶著最初的控制人口增長的目的，但本質上，這一政策提供了一個扭曲的激勵機制。而正是這一激勵機制，不僅影響著今天中國的人口結構，還必然地影響著中國千千萬萬個家庭，由此帶來了包括上文所述的諸多方面的影響。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僅僅是介紹了幾篇跟計劃生育相關的經濟學論文。因此，首先，這篇文章並沒有覆蓋全部相關的經濟學文獻，還有一些文獻沒有介紹，比如Wu和Li (2012)的研究——計劃生育政策減少了家庭成員數量之後是否使得這些父母更加健康了呢；又比如Wei Huang跟Yi Zhou合作的工作論文——計劃生育是否增進了漢族跟少數民族之間的通婚現象？以此獲取更多的生育配額。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去關注。其次，這篇文章更沒有涉及到其他社科領域的相關文獻。因此，特別歡迎社科領域的同學能就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影響提供更多的討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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