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稱霸天下的五項國際戰略

文史 08-13

在列國並峙、征戰不休的春秋時代，管仲不僅宰輔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功勛，而且還給後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書中詳盡的介紹了經國緯政的龍鳳雙劍——對內富民蓄眾，德主刑輔；外行「參疑內爭」，經濟攻伐。對後世影響深遠。

一，「欲治其國，先富其民」是管仲內安社稷的核心思想。

《管子·治國第四十八》中說道：「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的確，大凡治國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貧窮就難以治理。何以知其然？百姓富裕就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友愛上司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貧窮就不安於鄉居而輕視家園，不安於鄉居而輕家就敢於對抗官方而違犯法令，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因此，善於主持國家的官員，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來，然後再加以治理。

亦即在管仲看來，讓每一位百姓都能「食有糧，居有所」，是國家內部安定團結的先決條件。

古來認為「富民」與「強國」二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且把「富民」置於其先的社會賢達並不多見，有些人甚至將二者故意加以剝離，甚至形成對立。

《商君書·弱民》中就提出了一種十分極端的政治主張：「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認為百姓和國家天生便是敵對的，勢不兩立，更進一步提出「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主張須令百姓長期處於貧窮窘迫之狀，否則不易驅使。

據實而言，衛鞅先生這套理論，從「御民之術」的角度去看，不可謂不高明，若依照實行，其國不難稱霸一時。然而由於其理論抽掉了「底層關注」、「人文關懷」和「程序正義」，也就註定了其所締造的傲世雄威也難以久長。

管仲卻謀深見遠，認為一個雄視四海的大國想要長期屹立於萬邦之上，必須要以全體民眾安泰和樂、衣食富足為基礎。他這種「富民為先，謀霸為後」的觀點，在《匡君》三策中隨處可見：「桓公對管仲說：『我想乘此諸侯間沒有戰事的時候，稍微加強一下軍備。』管仲說：『不行。百姓生活困難，您應該先親百姓而收斂軍備，與其厚于軍隊，不如厚於人民。齊國的國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擴充軍備，那就將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百姓。』」（原文：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

由此可見，雖然管仲與衛鞅都沒有擺脫「人亡政息」之怪圈，但略觀二人之生前身後，便不難發現，前者所謀，誠乃萬世。後者所慮，不過一時。

二，「德主刑輔，以身言教」是管仲匡正時弊的重要手段。

百姓衣食富足之後，政府就要加強教化而嚴明律法。《管子·五輔》中詳細提到了上位者在頒行法規之前所必須做到的五項課程，管仲將其概括為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

六興即為：開闢田野，建造住宅，講求種植，勸勉士民，鼓勵耕作，修繕房屋，這叫作改善人們生活。開發潛在的財源，疏通積滯的物產，修築道路，便利貿易，注意送往迎來，這叫給人們輸送財貨。疏浚積水，修通水溝，挖通迴流淺灘，清除泥沙淤滯，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橋樑，這叫作給人們提供便利。薄收租稅，輕征捐賦，寬減刑罰，赦免罪犯，寬恕小過，這叫作實施寬大的政治。敬養老人，慈恤幼孤，救濟鰥寡，關心疾病，弔慰禍喪，這叫作救人之危急。給寒冷的人以衣服，給饑渴的人以飲食，救助貧陋，賑濟破敗人家，資助赤貧，這叫作救人之窮困。

七體：用孝悌慈惠來奉養親屬，用篤敬誠信來對待上司，用公正友愛來推行禮節，用端正克制來避免犯罪，用節約省用來防備饑荒，用敦厚樸實來戒備禍亂，用和睦協調來防止敵寇。

八經：上與下都有禮儀，貴與賤都有本分，長與幼都守次序，貧與富都守法度。

五務：上層選賢任能，中層控名責實，下層用心治事，知識分子修養品德而攻治才藝，平民百姓則積極進取而不荒本業。

三度：上度天時，下考地利，中察人和。不按照客觀規律下達指令，則引出不合理的人類活動，災禍就難以避免；不懂得因地制宜，弘思遠益，則饑荒接踵；人際關係不和諧，則殺伐不斷。

在五項課程之中，「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這一十二個字是其精要；「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是其前提。

這就要求上位者在施發政令之前，必須顧慮「天下為主，君為客」的理念，認清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的關係。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小過重罰雖然能夠維持形式上的穩定，卻並不能給百姓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善於經國緯政的官員，必須懂得寬猛相濟。一般來說，對平民百姓、鰥寡老幼，施以寬仁，而對公眾人物、達官顯貴加以嚴責，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理念。後世為政，卻往往對下苛責，為尊者諱，這便是倒行逆施。

此外，《禮記·緇衣》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層揮霍無度，則人民胡作妄為；不注意禁止奢侈，則人民放縱淫蕩。不堵塞這兩個根源，犯罪者就會大量增多。因此，有作為的領導往往以身作則，自己先去做到，然後才敢要求別人。

五項綱領措沒有施行，寬猛之度沒有掌握，自己又不想身先垂範，就貿然頒布嚴刑峻法，只能是罰不勝罰。

三，「尊王攘夷，親鄰除惡」是管仲外樹國威的政治旗幟。

管仲認為，想要稱霸，必先尊周。他認為「當今諸侯強於齊者甚眾，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當時很多國家都比齊國強大，都依仗著自己的強大耀武揚威，對「周天子」這個名義上的「天下共主」極其藐視，有時甚至還公然入侵和掠奪王室的土地和財物。因此沒有一個國家能得到廣大諸侯國的承認和信賴，不能成為諸侯國的領袖。

「尊周」之後的下一步棋，便是「親鄰」以「立德」。管仲認為，要坦誠友好的進行鄰國外交，在與鄰國存在利益紛爭時，要合理合法的進行協商，主動把侵佔鄰國得到的利益還給鄰國以顯示誠意；助鄰國之困，也不接受昂貴的謝禮以顯示齊國急公好義、大公無私。是為「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重為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財，則四鄰之國親矣。」

立德之後，便要「除惡」以「自大」。即對有問題的國家進行征討。管仲提出要「擇其暇者而攻之，可以益地」及「擇其淫亂篡弒者而誅之，可以立威」的主張，通過對違背當時公認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和國際秩序的諸侯國進行討伐，這樣不僅可以用光明正大的理由擴充本國疆土，也讓輿論無可指責。

具體戰略方針是「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並之，暴工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

其所著《霸言》為霸業和王業的規模形勢做出的描述更為詳盡：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換朝代，創立天下法制，分列諸侯等次，使四海賓服歸屬，並乘時匡正天下；它可以縮小大國的版圖，糾正邪曲的國家，削弱強國，降低權重之國的地位，兼并亂國，摧殘暴虐的國君：處分其罪惡，降低其地位，保護其人民，然後就統治其國家。本國富強叫作「霸」，兼正諸侯國叫作「王」。所謂王者，總有其獨明之處。德義相同的國家，他不去攻取；道義一致的國家，他不去統治。歷來爭奪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亂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統治人民必須有道，稱王稱霸必須合於時機。國政修明而鄰國無道，是成就霸王之業的有利條件。

齊桓公以此原則北擊山戎，南伐楚國，幾乎謀無不成。

四，「駕馭輕重，經濟杯葛」是管仲金融外交的戰略準則。

筆者認為，管仲為相期間，尤善「經濟攻伐」，其手段一十有六，今僅列其六。一曰山海，二曰反准，三曰借勢，四曰繆數，五曰齊措，六曰貴虛，此六者，輕重之術也。

1.用「山海」之術加以理財的案例

桓公曾經問管仲說：「我想要徵收房屋稅、人口稅、肉食稅，仲父以為如何？」

管仲回答說：「徵收百姓看得見的稅賦，會使天下怨聲載道。只有專營山海資源才可收稅於無形。」

桓公說：「什麼叫作專營山海資源？」

管仲回答說：「靠大海資源成王業的國家，要注意徵稅於鹽的政策。」

桓公說：「什麼叫作徵稅於鹽的政策？」

管仲回答說：「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鹽，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鹽。一個月，成年男子吃鹽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這是大概數字。鹽一百升為一釜。使鹽的價格每升增加半錢，一釜可收入五十錢。每升增加一錢，一釜可收入百錢。每升增加二錢，一釜可收入二百錢。一鍾就是二千，十鍾就是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就是二百萬錢。一個萬乘的大國，人口總數千萬人。合而算之，約計每日可得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可獲六千萬錢。一個百萬人的大國，假使徵人口稅的話，每月每人徵稅三十錢，總數才不過三千萬。現在我們沒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徵稅，就等於擁有兩個大國的稅收。這樣的稅收政策不僅能夠在形式上減輕百姓的負擔，也讓國家上下無法規避。」

徵稅是一門藝術。而管仲的「山海之術」，恰恰做到了巴蒂斯特·科爾貝說的那樣：「一位好的稅務官應該把征徼稅款當做拔鵝毛，登峰造極的手法是既能揪下最多的鵝毛，又能把鵝的痛苦叫聲壓得最低。」

2.用「反准」之術加以破敵的案例

在齊桓公霸業初成之際，南方的楚國時有滋擾，本欲發兵威懾，又恐力戰不勝。

管仲獻計說：「請重金購買楚國的鹿。」於是齊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搜購。

楚王起先疑心大作，認為金錢是國之所需，而禽獸究屬無用之物，齊國重虛而輕實，到底所謂何來？

受了齊國暗中資助的文人墨客趁機在民間散布消息，說：「齊桓公將要建造獵場，而缺少活鹿；需要給後宮佳麗添置皮衣而缺少鹿皮。」

接下來，管仲為了表示買鹿之誠，還煞有介事的對來自楚國的官方採購商人說：「你能給我弄來二十頭活鹿，我就賞賜你黃金百斤；弄來二百頭，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黃金了。楚國就算不向老百姓徵稅，財用也夠了。」言畢，及時預付為數不少的定金。

這下子楚王徹底相信，齊國官員重金購鹿不過是為了迎合主上的個人喜好，乃阿諛諂媚之行，別無遠志。久而久之，漸漸放鬆警惕，便讓老百姓趕緊捕捉活鹿，以換取齊國的錢幣。老百姓迫於政令的壓迫和財利的誘惑，都紛紛放下手頭的農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此時，楚國市場內已是鹿價飛漲而糧價暴跌，管仲趁機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併囤積糧食。當年，楚國靠賣活鹿賺的貨幣，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最後，管仲對齊桓公說：「楚國將要不戰自亂了。」齊桓公問：「為什麼？」管仲回答：「楚國只拿到了相當於往年五倍的貨幣，而卻失去了實實在在的糧食。現在我們只要閉境絕關，深溝高壘，讓他們的貨幣無所用力，我們就贏了一半。」齊桓公恍然，於是下令暫時閉關自守。

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楚王派人四處買米，都被齊國截斷，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國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

其後，管仲又以「重金購鹿」的翻版——「齊紈魯縞」這個外貿陰謀，打敗了魯庄公。並相繼制服了楚國、代國，吞併了衡山。

3.用「借勢」之術榨取他國之財的案例

桓公說：「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賀獻費用不足，解決這個問題有辦法么？」管仲回答說：「請下令在陰里築城，要求有三層城牆，九道城門。利用此項工程使玉匠雕制石壁，一尺的定價為一萬錢，八寸的定為八千，七寸的定為七千，石珪值四千，石瑗值五百。」石壁如數完成後，管仲就西行朝見天子說：「敝國之君想率領諸侯來朝拜先王宗廟，觀禮於周室，請發布命令，要求天下諸侯凡來朝拜先王宗廟並觀禮於周室的，都必須帶上彤弓和石壁。不帶彤弓石壁者不準入朝。」周天子答應說：「可以這樣做。」便向天下各地發出了號令。天下諸侯都運載著黃金、珠玉、糧食、彩絹和布帛到齊國來購買石壁。齊國的石壁由此流通於天下，天下的財物歸於齊國。所以，齊國八年沒有徵收賦稅，就是這個陰里之謀的作用。

陰里之謀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齊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獨特政治優勢，故又稱「借勢」之術。與此相同的，還有青茅之謀。

4.用「繆數」之計套取巨賈的案例

桓公說：「睜丘那次戰役，許多百姓都借債負息，以此來滿足國家的急需，交上國家的攤派。我想恢復他們的生產，這應當如何解決？」管仲回答說：「只有實行『繆術』才可以。」桓公說：「好。」便命令左右各州說：「要表彰那些放債的人家，把他們的大門一律粉刷，把他們的里門一律加高，」州長又報告鄉師並拿著放債人的名冊說：「國君將派遣使者下來拜問。」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來玉壁來聘問，謙說給一點微薄的零用。放債者俯首叩頭而詢問說：「我們為什麼得此厚禮呢？」使者說：「君令這樣講：『寡人聽到《詩經》說：和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寡人曾遇到崢丘的戰役。聽說你們借債給貧民，讓他滿足了我的急用，交上了我的攤派。使我的貧民春能種，夏能耘，而供給國家需要，這是你們的功績。所以帶著各種玉壁來送給你們，作為微薄的零用。你們真是等於百姓的父母了。」』放債的人家都就此毀掉了債券和借債文書，獻出他們的積蓄，拿出他們的財物，販濟貧病百姓。既然分散了他們積累的資財，故全國大大豐足起來，這都是崢丘之謀的作用。這個也叫作「繆數」。

這個是通過給商人巨賈以「政治光環」，來促使他們體恤百姓的手段。

5.用「齊措」之術加以救災的案例

桓公說：「齊國西部發生水災而人民饑荒，齊國東部五穀豐足而糧價低廉。想用東部的糧價低廉來補助西部的糧價昂貴，有辦法么？」管仲回答說：「現在西部的糧價每釜百錢，每樞就是二十錢。東部的糧食每釜十錢，每釒區只是二錢。請下令向每一口人徵稅三十錢，並要用糧食來繳納。這樣，齊國西部每人出糧三斗就可以完成，齊國東部則要拿出三釜。那麼，一釜僅賣十錢的齊東糧食就全都進入國家糧倉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國家貸予陳糧，無種者國家貸予新糧了。這樣，東西兩地得以相互補助，遠近各方也就得到調節了。」

6.用「貴虛」之術刺激消費的案例

管仲認為，想要成為金融霸主，還必須動用「貴虛」之術。讓他國的生產者「賤有實，敬無用」。

所謂「賤有實」，就是在敵國面前裝出一副「輕賤有用之物的架勢」，所謂「敬無用」，就是讓我國的上流人物假裝對「無用而淫巧之物」加以重視，促使敵國加以跟風。

他在《侈靡》一章中進一步論述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亦即是說，務必在國內倡導「放情者危，節慾者安」這種居安思危的警世恆言，而對於國外的富商、官員和百姓，就必須提倡「消費主義」，讓他們想方設法窮奢極侈。要提倡讓他們吃最好的飲食，聽最好的音樂，把普通的蛋品雕畫，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噓它的妙用，然後煮食，吸引敵國以十倍之利加以購買；把木柴刻得美輪美奐，然後焚燒，假稱這是比萬年青松還要珍貴的材料，敵國的富商必然紛沓而至，加速進貨，爭當代理。丹砂礦產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賈販運的渠道不要阻滯。讓外國用這些「無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費，讓本國製造這些「無用之物」的窮人勞動就業。這樣，本國的百姓將安居樂業，敵國也就危如累卵。

五，「參疑內爭，敵國廢置」是管仲霸控諸侯的終極王牌

韓非子曾在《亡征》中言道：「木頭將折，必因蟲蛀；牆體損壞，必有裂隙。然而樹雖然生蟲，不颳風是不會斷的；牆雖然有縫，不下大雨也是不會壞的。從反面來看這個問題，大國的君主，如能運用法術作為暴風驟雨去摧毀那些已有滅亡徵兆的國家君主，那麼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難了！」

這段話無疑是對管仲政治謀略的真實寫照。事實上，管仲在兼并諸侯，肅清寰宇的過程中，不僅起到了外在「暴風驟雨」的作用，更力圖使他國內部「生蟲」、「有縫」。為此，他盡心竭力的做了三件事。

其一，設立國際獎項，犒賞天下才俊。

管仲在《山權》一篇中，明確提出：「天下百姓中凡有精通農事的，為他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養牲畜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精通園藝樹木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種瓜果蔬菜使其產量提高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於治病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通曉天時的；即能預言災情，預言某種作物歉收或豐收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懂得養蠶不生病的，也都設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此外，「懂詩的可用來記述社會事物，懂時的可用來記述年景豐歉，懂春秋的可用來記述國事的成敗，懂出行的可指導行路的順逆，懂易的可用來掌握吉凶與成敗，懂卜的則可預測凶吉與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藝者，都賜給一匹馬所能耕種的土地，一斤金所能買到的衣服。」

綜上羅列，管仲設立了包括醫學、文學、農業、天文在內的13項國際大獎，籠絡天下才俊。

古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又言：「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受到嘉惠之人，焉能忘記管相栽培大恩？！

是以或如邢衛舊臣，外為屏藩；或為寧戚之流，親身投效。

總而言之，凡得管仲所頒之大獎者，不是在其國內衍生為「親齊力量」，就是乾脆投敵叛國。大大的削弱了其他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其二，動用文化間諜，大搞價值輸出。

「間諜戰術」可謂是管仲務於精熟的拿手好戲。《國語?齊語》：「為游士八百一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令天下之賢士。」

這些被派出去的遊說之人便按照其吩咐，「以皮幣玩好，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即攜帶錢財、精美禮物到各個國家對其國家的上下進行廣泛的接觸和交流，聯絡感情的同時，對這個國家的決策層人物政治觀點、生活喜好、缺點痹症一一進行情報收集，以供本國對該國戰略決策參考。管仲在資訊尚不發達、交通聯絡等各方面條件極差的古代，特意提出此條建議，其政治頭腦之精明、國際視野之開闊可以想見。

尤為難得的是，他派出去的大批間諜，並不止於「搜集情報」，更擺出一副「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架勢，大力輸出管仲「藏富於民」、「讓利於市」的價值思想。

問題的癥結在於，別國的管理層或是迫於自身的十項素質（做人原則、政治號召、管理方法、胸襟氣度、謀略判斷、品德見識、統御能力、英明智能、執法態度、軍事才幹）低劣，或是由於歷史基礎太差，再或是私心雜念太多，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真正像齊國一樣，做到「藏富於民」。這就引發別國內亂不斷，上下相爭。為齊國以天子名義干涉內政、坐收漁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三，創建娛樂會所，捆綁各國巨商。

中國最早的官營妓院是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於公元前七世紀中期開設的。即《戰國策·東周策》中的「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女閭，即妓女居住的館所，也就是後世的妓院。但管仲所設之妓院，非惟滿足青年男子的要求，還有更大的殺招在後——送妓與敵，兵不血刃。

齊國女閭，斥資巨大，雕樑畫棟，氣象非凡。各國商賈或為貿易洽談，或為一顯身價，或為吟詩作對，或為排遣寂寞，都難免一去。

管仲趁機擇其精要，善作良媒，拉攏結交。從此別國之軍政機密、市場動向，他如觀掌紋。

《憲問》嘆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此語非虛。

管仲之略，雄奇宏偉，內容複雜，思想豐富，傳之來葉，猶有餘輝。至於今日，用其所利，防其所弊，正所宜哉！

中國人需要自己的「管仲」，同時更要提防他國的「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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