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妮娜：羈縻與外交如何影響中國古代王朝

中國古代王朝的朝貢制度建立在傳統的「天下觀」、「大一統」理念和「華夏中心論」的基礎上，由邊疆地區推廣到鄰國，甚至遙遠的國家。中外學者常用同心圓來比喻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具有等級特點的東亞朝貢體系，即以天子所居的京師王畿為中心，其外是州縣地區，其外是邊疆民族地區，其外是藩屬國地區，其外是貿易國地區。朝貢制度主要實行於後三個地區，因此「朝貢制度」涉及古代王朝兩個領域的政治制度與活動，一是歷代王朝統轄邊疆民族的羈縻制度，二是中國王朝與周邊國家的外交制度。

中外學界一般認為古代邊疆民族與朝貢國之間的界限模糊，二者有時會互相轉換，往往視為一類不去分辨。近代以來國內外學界在涉及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出現過諸多學術用語，如「中國的世界秩序」、[①]「華夷秩序」、[②]「冊封體制」、[③]「封貢體制（體系）」、[④]「天朝禮治體系」、[⑤]「中華朝貢貿易體系」，[⑥]等等。現有研究成果不僅多數是從中外關係的角度研究朝貢制度，而且絕大多數都混淆了兩種朝貢體系的區別。國外學界一般認為古代中國是漢人的中國，其轄境僅限於郡縣地區，這種狀況直到清代才發生重大的轉變。

然而自秦漢大一統王朝建構朝貢制度以來，隨著王朝對邊疆地區政治統治的加強，兩種朝貢體系的區別日趨鮮明。近年有學者注意區別兩種朝貢體系，從一種朝貢制度入手展開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⑦]但目前學界對於什麼是區別兩種朝貢體系的核心標準？仍然模糊不清。我認為首先應明確朝貢制度的基本屬性，抓住根本問題進行考察，才可能將這一複雜的問題分辨清楚。中國古代王朝建構朝貢制度最核心的部分是政治制度，對於中國王朝而言，無論是作為邊疆統治的朝貢制度，還是作為外交關係的朝貢制度，其政治屬性居首要地位，經濟與文化屬性居附屬地位。本文以東北亞地區朝貢體系為例，重點從政治關係的角度來討論兩種朝貢體系的區別。以就教於方家。

一 中央與地方：兩種朝貢管理體系

朝貢制度發端於秦朝建立大一統王朝之後，形成於西漢王朝時期。秦漢統治者秉承傳統的「天下觀」，在中央集權確立後，開始著手在郡縣以外社會文化風俗各異的邊疆民族地區建構具有羈縻特點的朝貢制度。秦與西漢時期被納入朝貢制度下的主要是先秦以來與中原王朝、諸侯國保持各種政治、經濟關係的周邊民族政權和部落，也就是《周禮?夏官司馬》說的「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荀子所說「同服不同制」的「蠻、夷、戎、狄之國」。[⑧]朝貢制度的建構有一個從內向外的發展過程，在東北亞地區最早被納入的是西漢孝惠帝時期東南部的朝鮮國及其附近真番等「諸蠻夷」古國、古族，或封朝鮮國王衛滿為「朝鮮王」。[⑨]漢武帝時納入東北中部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夫余國與西部松漠草原地帶的游牧部落烏桓人，漢朝封夫余王為「濊王」，冊封各部烏桓大人為「親漢都尉」、「率眾王」、「率眾侯」、「率眾君」等。[⑩]

接著漢武帝滅朝鮮設四郡，昭帝合并四郡時，將句驪、沃沮等濊貊古族亦納入朝貢體系。東漢光武帝冊封高句麗國主為「高句麗王」；冊封朝鮮半島中部與北部的「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其渠帥封號當為「沃沮侯」、「不耐濊侯」、「華麗侯」等，「皆歲時朝賀」。[11]東漢初年，鮮卑人已由大興安嶺北段南下遷至鄰近郡縣的塞外地區，光武帝三十年（54）「鮮卑大人內屬，朝賀」。[12]被納入朝貢制度，漢冊封其酋長為「率眾王」、「率眾侯」、「率眾長」等。[13]

此時東漢王朝建構的朝貢制度由內陸擴展到朝鮮半島南端的三韓地區和日本列島小國，光武帝「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禔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帝封蘇馬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14]日本列島居民「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 。[15]東漢光武帝末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16]1784年在日本福岡市志賀島出土了一枚蛇鈕金印，印文曰：「漢委奴國王」，[17]這極有可能是《後漢書》記載的光武帝所賜印綬。東北亞封貢體制在西漢時還處於草創狀態，到東漢初年已經建構起來，其成員遍布東北亞各個地區。

秦漢初建東北亞朝貢制度時期，主要以邊郡和設在邊郡的護烏桓校尉府管理各個朝貢成員的朝貢活動：

遼東郡（郡治在今遼寧遼陽）先後掌管朝鮮國、鮮卑、夫余國等族的朝貢活動，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18]東漢初年，「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19]

玄菟郡[20]先後掌管夫余國、高句麗國的朝貢活動，夫余國「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東漢末年，夫余國王「求屬遼東雲」。[21]高句麗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22]其中「高句麗令」指玄菟郡郡治所在高句麗縣的縣令。

樂浪郡（郡治在今朝鮮平壤南）先後管理沃沮、濊、韓人的朝貢活動，漢昭帝正始五年（前82），朝鮮半島單單大嶺（今朝鮮半島北大峰山脈與阿虎飛嶺山脈）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由東部都尉管理其朝貢活動。[23]朝鮮半島南端三韓人朝貢，「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24]

護烏桓校尉府先後管理烏桓、鮮卑人的朝貢活動，漢武帝元狩年間（前122—前117），遷烏桓於東北五郡塞外，「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東漢光武帝時，「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並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25]

東漢時期對於倭國的朝貢活動主要採取直接入京朝貢的形式，但到東漢末年，北方陷於各勢力割據狀態，公孫氏割據遼東，設帶方郡，[26]「後倭、韓遂屬帶方」。[27]曹魏時仍以帶方郡管理韓、倭國的朝貢活動，如景初中「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下戶詣郡朝謁」。[28]景初二年（238）「（倭）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29]

兩漢東北亞朝貢制度的管理體系是以邊地郡縣代表朝廷管理朝貢成員的活動，各朝貢成員均以詣州郡朝貢為主，只有東漢時倭國朝貢不由地方政府統轄，直接至京師朝貢，這使東北亞朝貢制度一度出現分層現象，然東漢末倭國則被納入邊郡管理體系。可見在朝貢制度建立初期，內外分層尚不鮮明。

魏晉南北朝時期，東北亞地區政治形勢複雜多變，除高句麗、夫余國的名稱沒有明顯變化外，其他朝貢國和古族因其內部的發展變化，國名或族名出現新的變化。兩漢時受夫余國統轄的挹婁（肅慎）人，到曹魏時脫離了夫余國的控制，單獨遣使向中原王朝朝貢，北朝時改稱為勿吉。十六國時期，鮮卑人建立本族政權（諸燕政權），並開始建構和經營自己的朝貢制度。南北朝時期，西部地區又新出現契丹、奚、室韋等古族；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發展成為新羅、百濟二國；日本列島的倭國由眾多分散的小國發展為一個統一國家。魏晉時期中原王朝主要以設在邊郡的護烏桓校尉府（初治昌平，後遷幽州即今北京，多由幽州刺史兼任）、護東夷校尉府（治平州，即今遼寧遼陽，由平州刺史兼任）分管東北邊疆東、西兩地的朝貢成員事務，朝貢地點以二府所在地為主。如，《晉書?唐彬傳》記載：「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

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30]晉武帝時慕容鮮卑破夫余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於嬰不救夫余，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31]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時期，內陸各朝貢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各國皆至各王朝（政權）的都城朝貢。但是，內陸各朝貢成員如夫余、高句麗、挹婁（勿吉、靺鞨）、契丹、庫莫奚、室韋等仍由地方政府幽州、平州、營州、護東夷校尉府管理其朝貢活動。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與日本列島的倭國的朝貢活動未見受邊州地方政府管理的事迹。這一時期東北亞朝貢制度出現內外兩種朝貢體系，一是受地方政府管理的朝貢體系被納入邊疆地方政治體系，二是不受地方政府管理的朝貢體系則向外交體系發展。對此應給予充分的注意。

隋唐王朝以來，隨著古代王朝國家結構形式的發展與變化，東北亞朝貢制度內外兩種管理體系的區別日趨鮮明。

隋唐時期兩種朝貢體制的朝貢地點仍同為京師，由中央鴻臚寺掌管其朝貢事務，邊疆民族朝貢成員的諸種事務同時要受邊州、都督府進行管理，如隋營州總管韋沖「寬厚得眾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32]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以「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副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33]兩番即契丹與奚人。唐代邊地都督府、節度使還常派使者至朝貢成員地區，如幽州節度府遣行軍司馬張建章往聘渤海等。[34]作為朝貢國的日本國主要與中央政府發生朝貢關係，如《新唐書?高智周傳》載，高智周子高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雲」。記述了日本使臣與鴻臚寺官員的交往。與前一個時期相同，史籍中未見日本受邊州地方政府管理的事迹。

北方民族建立的遼金元王朝時期，對邊疆民族實行強力統治政策，在加大地方政府管理邊疆朝貢成員力度的同時，進一步規範了與鄰國的封貢體制。如遼朝前期邊疆各族屬國、屬部的朝貢地點是契丹皇帝所在的捺缽，遼以地方詳穩司、都統司與府州管理朝貢成員的事務，甚至以契丹人擔任屬部長官，遼中期以後大部分屬國、屬部的朝貢活動驟然減少，甚至不再朝貢，處於由羈縻統轄體制向一般行政建置管理體制轉變過程中。[35]金元兩朝邊疆實行朝貢制度的民族地區越來越小，朝貢活動主要在邊地進行，金朝由招討司、元朝由萬戶府、宣慰司管理，幾乎不見到京師朝貢記載。外交層面上，遼金時期是東北亞朝貢體制日臻完善時期，遼朝與高麗國的朝貢關係始於遼聖宗統和十二年（994），高麗「始行契丹統和年號」，[36]確立於聖宗開泰九年（1020），高麗顯宗「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請稱藩納貢如故」。[37]每年賀正、賀生辰、季節問候雙方互遣使致賀，遇重大喪事互遣使弔祭。

[38]高麗雖是遼朝的朝貢成員，但在外交禮儀上享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另外高麗與遼東京（今遼寧遼陽）偶爾會互派「持禮使」和「回禮使」，高麗地接近遼東京轄區，這屬於一種禮節性的互訪，與地方政府管轄無關。金滅遼後，「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於金」，「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39]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高麗受金朝冊封，行金朝年號。[40]金朝與高麗的冊封朝貢關係較之遼朝更加制度化和完善，因此有學者提出古代東亞國際關係模式的封貢體制確立於遼金時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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