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琦：全球化時代的科學家

長期在英美學習與工作之後，張林琦回到中國。在艾滋病與傳染病研究與預防領域，他成為連接發達國家與貧窮的非洲大陸的紐帶。非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的身份，更是成為他打開與非洲合作大門的鑰匙。

張林琦（前排右二）

這是北半球白晝時間最長的一天，但南回歸線穿越的波札那小鎮卡薩內，夜幕早已降臨。歡快的鼓點和歌聲從當地一個極具非洲特色的酒店響起，開啟了第10屆非洲科學院年會的晚會環節。

開場歌曲《China-Africa》（中國-非洲），是主辦方為了歡迎當選非洲科學院首位中國籍院士的張林琦而專門創作的。雖然現場還有七八位來自歐美國家的外籍院士，但是，「China、China、Africa」，這不斷重複的旋律，像一束追光打在張林琦身上，讓他感到些許意外——晚會一開場，自己就成了主角。與艾滋病「結緣」

要說和非洲的緣分，張林琦覺得，得從1988年算起。

那一年，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張林琦申請到了「中英友好獎學金」，25歲的他在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身上只揣了15英鎊，就遠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

出國留學學什麼？那時候，互聯網還沒有普及，張林琦說，幹什麼專業只能抱著「嫁雞隨雞」的想法。那時候，已經出現了艾滋病，於是，他就被分配到一位剛剛轉行研究艾滋病的教授那裡。「毫不誇張地說，我是中國人中第一代的艾滋病研究者。」

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對整個科學界來說都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由於它被認為起源於非洲，而且非洲的艾滋病疫情也最嚴重，所以，張林琦的工作自此就與非洲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1993年，從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張林琦轉赴美國紐約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他的老師，正是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創始人、著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張林琦所在的實驗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支持下，對全球艾滋病病毒（HIV）的傳播情況進行系統分析，包括對非洲的HIV感染情況、感染者對藥物治療的反應進行研究。

張林琦研究的方向，就是對HIV進行遺傳學和生物活性分析，希望能夠研究出病毒的特徵，以尋找與藥物和疫苗有關的靶標。在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他越來越意識到，在艾滋病領域，他們所重點關注的、最終能夠在臨床上取得突破的領域，都在非洲。

在艾滋病研究的頂尖實驗室工作了14年之後，張林琦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都開始步入正軌，兩個兒子也相繼出生。然而，美國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並沒有讓他安心下來。2007年，他終於下定決心，作為全職教授回到清華大學工作。

作為80年代出國求學的那批人中的一員，張林琦覺得，他們這代人總是放不下當初內心的那種最純粹的想法——出國學習，是為了將來回國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

回國之初，兩個孩子跟著他回到北京，分別在清華附小和清華幼兒園上學。而經過多年奮鬥，已經在美國開設了牙科診所的太太，只能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來回跑。三年多以後，兩個孩子雖然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可是按照孩子們自己的意願，從小在美國生長的他們還是回到了美國去上學。從那以後，就輪到張林琦在中美之間當「空中飛人」了。

投入到清華的工作以後，一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緊密聯繫的張林琦，另一頭也和非洲國家的科研、醫療，甚至政府部門有越來越多的合作交流。

非洲是傳染性疾病主要的發生地，隨著中非之間在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合作的活躍，中國傳染性疾病預防也採取了「關口前移」的策略，把合作向非洲不斷延伸。張林琦作為世界艾滋病領域的知名專家，越來越多地參與中非合作會談，受非洲醫學研究委員會邀請評估非洲疫苗的進展情況，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非洲企業和研究機構對接。

來自美國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一直關注世界艾滋病領域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發達國家的人民享受的藥物與疫苗，非洲人民沒有機會享受，他們也得不到發達國家的幫助。所以，蓋茨基金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能夠把抗艾滋病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的有效藥品，通過安全又廉價的方式，輸送到非洲。

「中國就成了實現這個目標最重要的環節，因為中國生產疫苗、藥物、以及推廣公共醫療衛生的方式，比美國的花銷低很多，同時又有辦法解決問題。所以，蓋茨基金會和中國政府、清華大學合作，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有很多產品能夠到中國來進行研發、生產，然後推廣到非洲，解決非洲當地的問題。」張林琦的工作就包括與蓋茨基金會合作的內容。

打開非洲合作大門的鑰匙

有過長期在英美學習與工作經歷的張林琦，回到中國以後，在自己特殊的專業領域，成為連接發達國家與貧窮的非洲大陸的紐帶。

出於工作的需要，張林琦時常能夠感受到全球化的脈搏。北京到南非最大的城市約翰內斯堡相隔大約1.2萬公里，這一數字接近南極與北極之間的直線距離。張林琦坐14個小時左右的飛機，就來到一個對他而言全新的世界——它保留著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但也有各種傳染病肆虐，而且時常攪亂全世界的公共健康。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人員流動越來越密切，人類也因而需要承擔更多共同的危機，其中就包括傳染性疾病的快速傳播。

非洲大陸是全球新發、突發傳染病最嚴重的地區，在這些疾病的預防方面，歐美許多國家出於各自的目的，也都力圖和非洲進行合作。歐美國家的研究機構、醫藥企業也希望能夠親臨傳染病前線，實現創新研究，取得最前沿的成果。在張林琦看來，各國與非洲的合作也是一種競爭、一種較量。「誰能領先一步提出病毒的檢測、診斷、治療和防禦策略，不僅解決當地問題，在科研競爭、國家實力和知識產權方面，也都會佔領優勢地位。」

在艾滋病和新發、突發傳染病領域，張林琦可謂世界級的科學家。他發表的SCI論文達100餘篇。連續五年，這些論文被SCI檢索引用的頻次占國際最高的前五名之列。同時，世界著名醫學與科學文獻出版社愛思唯爾在2015年中國「被最高引用學者」榜單中，他名列感染和免疫第一名。

張林琦首次研究出HIV在人體內傳播的變化規律，發現病毒在個體傳播過程中的趨同性現象，找到了何大一著名的「雞尾酒療法」無法根治艾滋病的最重要的原因，為艾滋病免疫系統恢復和重建建立評估指標。

實際上，除了抗艾滋病之外，張林琦還利用在艾滋病研究領域獲得的高精尖技術，積极參与和領導了針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免疫學和相關抗體及疫苗的研發，這些疾病包括中東呼吸道冠狀病毒、禽流感、埃博拉、寨卡。

如今，非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的身份，成為張林琦打開與非洲合作大門的鑰匙。他打算在未來強力推動中非在艾滋病、新發突發傳染病方面的合作，與非洲儘快在關鍵點上共同布局。

非洲科學院是一個有30多年歷史的學術機構，它集結了非洲所有重要學科領域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近年來，非洲科學院樹立振興非洲科學的目標和計劃，並將目標投向了國際，得到非洲各國政府以及非洲聯盟的大力支持。同時擁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

當選非洲科學院院士，需要經過一套嚴格的流程。首先，只有該院內部人員推薦的人選才能成為候選人，然後，經過對被提名人相關研究背景的調查評估，確認其科學成就以及對非洲科學發展的貢獻巨大者，才可入選。

1981年世界上首例艾滋病病例正式確認時，遠在中國的張林琦甚至都沒聽說過這種疾病。但時至今日，全球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已經超過3000萬，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紀殺手」。

近年來其他新發突發傳染病，如寨卡、瘧疾、黃熱病等，同樣由於人口流動頻繁，很快就擴散成世界性的疾病。因為研究領域的特殊性，張林琦常常體會到，在他的行業里，從來沒有世界和局部地區的區別。「我覺得，自己的工作跟世界所有發生的事件都直接相關，特別相關。」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同時，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也經常成為他們推進醫療救治措施的障礙。張林琦舉例說，艾滋病傳染的一種方式是靜脈吸毒，有疾病防控專家調查，40％的靜脈吸毒人群會共用注射器，如果其中一人是艾滋病患者，病毒就會通過注射器傳播。在推行艾滋病防控時，會使用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叫做「清潔針具交換項目」，靜脈吸毒者可以將用過的注射器換取由項目免費或低價提供的新的清潔注射器,從而增加清潔注射器的可獲得性,減少與他人共用注射器的情況。

目前，這個項目在中國早已實施，並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在美國推行時，當地政府完全不支持該項目，原因是政府認為，一旦支持清潔針具交換，就意味著支持吸毒。而一些宗教國家則明令禁止吸毒，違反者直接處以死刑，更別說通過「清潔針具交換」來對吸毒者進行醫療救治了。

「文化差異常常令我們非常糾結，但是也不可能把不同的文化歸納成簡單的黑與白。我們必須包容，在尊重當地的文化、宗教、歷史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人道主義的醫療救治。」張林琦說。

除了艾滋病之外，為了應對當下突發新發傳染病的複雜性，張林琦的實驗室也不斷調整研究方向。他們在「拿手絕活」艾滋病的研究基礎上，擴大研究範圍，將目光轉向埃博拉、寨卡、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等流行的高危病毒。「從技術理念和產品上說，艾滋病對研究其他病毒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借鑒和指導，稍微一轉向，就可以運用於埃博拉等其他病毒，可以協助國家進行科研能力和成果的儲備，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們研製出自己的疫苗和抗體，就會提高人民的安全水平。」

2016年5月17日，張林琦所領導的研究團隊，與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廣州醫科大學聯合共建的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合作，通過單細胞克隆等技術，從免疫的獼猴體內分離出可以對抗埃博拉病毒的高效抗體。這個成果經過臨床安全性研究後，便可用於預防和救治埃博拉病毒感染。研究方向的拓展，不但使他們的研究可以直接應用，也使他們與國際上其他機構開展合作的平台越來越大。

工作節奏雖然緊張，但張林琦仍希望盡一切可能進行體育鍛煉。他喜歡打網球，不忙的情況下一周可以打兩次。出差的時候，也會隨身帶著運動鞋，希望能在當地的體育館打上幾個回合。由於工作和生活兩方面的原因，張林琦可謂真正的「空中飛人」，去美國參加艾滋病和新發傳染病合作和科研會議期間，他在公務之餘可以抽時間回家陪陪太太和孩子，平時則只能通過社交工具與遠在美國的家人交流。

這位全球化時代的科學家開玩笑地說，「一開始到美國，我住在曼哈頓，是走著上班；等我太太去了美國，搬了家，我要坐汽車上班；等我們有了孩子之後，搬到了新澤西，我只好開車上班。現在，我是打『飛的』上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本期編輯：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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