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察冀日報》社論回顧晉察冀邊區文化啟蒙與建設

文史 08-14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救亡」與「啟蒙」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筆者通過考察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中共抗戰史發現，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背景下開展的中國式啟蒙，從一開始就帶著救亡的烙印，是以實現政治進步、國家富強為前提的文化啟蒙。在國家危亡的時代背景下，啟蒙的重心也由五四時期尋求國富民安下的個人解放，轉變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五四時期以知識分子為主導開啟的思想文化啟蒙，在抗戰環境下並沒有被救亡所壓倒，而是走向了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思想啟蒙與愛國救亡活動有機結合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道路的選擇無疑打破了五四時期思想啟蒙局限於知識分子的困局，啟蒙導向了迫切期望脫離戰爭和貧困的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了啟蒙以喚起民眾的本質要求。從化大眾到大眾化的思想啟蒙之路，正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不竭動力，是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凸顯的精神需求。作為革命根據地的縮影，晉察冀邊區以《晉察冀日報》社論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傳播及群眾啟蒙的主要載體之一，為實現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內核的抗戰文化啟蒙、以勞動人民主體地位為內核的群眾文化啟蒙發揮了重要作用。鑒於此，本文擬以《晉察冀日報》社論為考察對象，探討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的文化啟蒙，以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救亡與啟蒙有機結合所取得的顯著成效。

一、「全黨辦報」：中國共產黨文化啟蒙的重要媒介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建伊始，邊區黨委就十分重視黨報的宣傳和組織作用，並於1937年12月11日創辦了《抗敵報》，後改為《晉察冀日報》。作為邊區機關報、抗戰新文化的播種者，《晉察冀日報》擔負著宣傳和組織敵後抗日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重任，在中共領導下，以其鮮明的戰鬥性，將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軍事思想和戰略方針等傳播到群眾中去，成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繫的重要紐帶。在宣傳抗戰政策和形勢的同時，《晉察冀日報》也積極報道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情況，啟發群眾積極投身於抗日戰爭的決心，培育群眾參與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的熱情和責任心，使根據地的人民意識到自身主人翁的地位，更堅定勝利信心。「《晉察冀日報》從創刊至1948年6月14日因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大區合并為華北解放區報紙終刊，歷時十年半，共出2845期，撰寫的社論、評論近千篇。」（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2頁。）在全民族抗戰的時代背景下，《晉察冀日報》社論緊緊圍繞抗日救亡這一中心話題，及時反映抗日戰爭的發展和晉察冀邊區的實際鬥爭。「他是我們共產黨在邊區文化上的黨軍，是抗日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武器與思想衛士；他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和準備著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艱巨工作；他已成為邊區人民的喉舌和思想武器，他自己就是一種在晉察冀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礎的抗日力量。」（《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143頁。）

「新聞出版是反對奴化思想和民族失敗主義，鞏固和建設根據地，長期堅持抗戰的一條重要輿論戰線。」（謝忠厚：《河北抗戰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晉察冀邊區黨委和政府極為重視報刊在宣傳黨的政策、引導輿論、輔助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等方面的作用，積極貫徹全黨辦報的思想，以此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晉察冀日報》社論作為全黨辦報結晶的代表，堅持不懈地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它尊重群眾、尊重實踐，經常把群眾實踐中的創造性經驗予以宣傳推廣，並對各項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偏向予以揭示，使之得到克服和糾正。在邊區文化建設方面，《晉察冀日報》社論在傳播專門知識、推廣文化普及的同時，更發揮正確的輿論引導作用，選擇性地突出某些報道，引領健康的社會風氣，促進了抗戰新文化氛圍的形成。

對於社論的重要性，鄧拓在《關於報紙的社論》一文中曾論述到：「一個報紙有沒有社論，是不是經常有社論，廣大讀者對社論閱讀的情況怎樣，這些都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我們有理由認為：社論是表明報紙的政治面目的旗幟，報紙必須有了社論才具有完全的政治價值。」（《鄧拓全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頁。）《晉察冀日報》社論不僅在政策宣傳和輿論導向方面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同時注重刊登文化建設方面的重要文件、指示和專論，在宏觀上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引導；刊登對具體文化建設工作進行指導的文章，在微觀上直接參与領導著邊區文化事業的建設。彭真曾評價該報「將成為邊區文化戰線上鐵的正規軍」（《彭真為〈晉察冀日報〉改刊題詞》，《晉察冀日報》1940年11月9日。）。

在抗日救亡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之下，邊區的文化建設自然服務於抗戰主題，聚焦於抗戰。在「要生存、要自由、要反抗」（《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132頁。）的抗戰呼聲中，以《晉察冀日報》社論為主的邊區文化傳播有力地打破了邊區人民長期所處的封建宗法文化環境，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抗戰積極性，使廣大人民群眾以各種形式投入對敵鬥爭、參與邊區建設，激發了邊區人民潛在的主體意識，成為實現文化啟蒙的顯著標志。

二、對敵的文化鬥爭：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內核的抗戰文化啟蒙

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被日軍視為心腹大患。自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接連遭受日軍三次大圍攻。民族危機的日益高漲促使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關注文化的凝聚力，加強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為了使晉察冀根據地能建設成為將來反攻日寇最好的前進陣地，客觀上要求中共「組織廣大群眾，建立民主制度，提高邊區生產，並發展與鞏固黨，長久保持晉察冀邊區是最進步的模範的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2頁。）。中共在堅持不懈地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奮鬥的同時，在文化建設中對民族化、大眾化的追求也更加自覺。民族危亡之際，中共帶領人民群眾艱苦抗戰，目的是建立一個政治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興旺的新中國。而「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這種「新文化」，即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一）強調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居於指導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區別於舊民主主義文化的根本標誌。1941年5月6日，《晉察冀日報》發表了題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的社論，以紀念馬克思誕辰123周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20周年為契機宣傳馬克思主義，稱其是「這樣的一種革命理論：誰充分掌握了它，誰就獲得勝利」（《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280頁。）。文章援引蘇聯共產黨的實例，闡明了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嚴重的歷史轉換點上，只有充分掌握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才能推進革命勝利地前進。而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中，如何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實際，則需要中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一定民族形式的轉化。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統一完整的體系，是創造性的馬列主義的新的發展，它從實踐中已經被證明不但是中國革命而且是東方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科學武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運用經驗的結晶」（《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281頁。）。在中共成立21周年之際，《晉察冀日報》社論發出了「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號召，倡導每一個共產黨人都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武器更好地武裝自己，全黨必須加強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以此推進邊區整風運動的開展。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統一了晉察冀黨政軍及人民群眾的思想，對於改造落後分子，促進黨政軍內部的團結，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國瑞運動」就是個典型事例。某部偵察連指導員王競生，在整風前「愛擺幹部架子」，對戰士的缺點錯誤常採用處罰與打擊方法，官兵關係緊張。在1944年軍區部隊開展的連隊「坦白運動」中，他通過學習，認識並反省了自己的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錯誤，並在整風回連以後將這種認識付諸行動，作風有了很大轉變。

王競生領導作風的轉變，改造了連隊公認的「頑固不化」的落後戰士李國瑞，而李國瑞的轉變又大大激發了全連官兵力求進步的上進心。在李國瑞提出「不打走鬼子不回家」的挑戰口號後，全連熱烈響應，掀起了互相激勵、互相監督、追求進步的群眾運動。「李國瑞運動」的成效遍及軍區各部隊，軍區抗敵劇社為此編演了大型話劇《李國瑞》到處上演，生動展現了從轉變領導作風著手，來開展改造落後分子（生產中的懶漢、懶婆及一切工作中的落後分子）的運動，展示了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巨大作用。（參見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晉察冀日報史》，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0頁。）

（二）彰顯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在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彰顯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是這一時期文化啟蒙的著力點。隨著晉察冀邊區迅速發展成為華北抗戰的堅固保壘、敵後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日軍加緊進行「反共」「滅共」的宣傳，拘禁進步青年，逮捕進步學者，封閉進步書店，查禁進步刊物，推行封建的落後的順民主義，灌輸奴化思想，妄圖消弭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抗日思想。在此情形下，1940年10月10日，晉察冀邊區文救會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更加廣泛地密切的團結邊區一切的抗日文化工作者共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而鬥爭」（《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165頁。）的工作綱領，要求嚴厲揭破與打擊親日派、反共頑固派文化上的倒退行為。1941年6月10日，晉察冀邊區文化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擔當起邊區文化抗戰的指揮部，成為文化工作者的集合場。邊區文化界抗日救國聯合會高舉新民主主義文化大旗，積極推進邊區文化建設，促進了邊區人民群眾民族意識的覺醒。

在抗日戰爭中，晉察冀邊區人民群眾雖然生活艱苦，但由於有先進的思想文化作指導，廣大軍民中間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根據地到處可以聽見抗戰的歌聲，村莊裡布滿了街頭詩、牆報、標語。就連鄉村文藝開展較晚的北平西部地區，以淶水一個縣為例，就有63個村莊成立了村劇團和宣傳隊，村民和八路軍的聯歡檯布83個。群眾興奮地說：「抗戰前也沒這麼活泛過，真是快勝利啦！」（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晉察冀日報史》，第194頁。）邊區的文藝作品不僅揭露了敵人殘暴的罪行，還用大量篇幅歌頌了軍民前赴後繼、英勇鬥爭的事迹，讚揚了抗日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大生產運動中的勞動模範、邊區人民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以此鼓勵人民群眾用鬥爭求生存、爭解放，保衛自己的新生活。如音樂家劫夫創作的《狼牙山五壯士》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平山等縣編演的《二黑站崗》、楊家庵村創作的秧歌《逃荒》等文藝作品，不僅題材源於人民生活，更因作品中頌揚的革命英雄主義、高尚的民族氣節、軍民團結一致的民族精神，深刻教育了廣大抗日軍民，推進了群眾的民族意識覺醒。

（三）宣揚科學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在晉察冀革命根據地成立之前，當地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往往有病不醫，妄信「鬼神散疫」之說。再加上日寇的瘋狂侵略和大肆屠殺，「日寇所到之處，屍橫遍野，無法掩埋，加之日晒雨淋，屍體侵蝕腐爛，毒菌橫飛，疾疫隨之而起」（《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389頁。）。饑寒交迫，又無力抗拒病害襲擊，造成當地疾疫流行。「曲陽孀婦袁改子，千辛萬苦撫育四個孤兒，由於敵人搶掠之後，麻疹流行，前後十四天為饑寒所迫無力醫治，全因傳染麻疹合并肺炎而死。岸下村高紅兒四個孩子全得麻疹，因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不信任醫生，死了三個。等到部隊醫療隊拜門診視，她最後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亦因誤了治療時機救治無效死亡。」（北京軍區後勤部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軍事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頁。）如不加緊破除群眾的封建迷信思想，傳播科學知識，積極防控疫情和疾病，人民群眾將不戰而亡。

1941年2月19日，《晉察冀日報》社論以「敵人之所喜，即我們之所惡；敵人要我們消滅於災害痛苦，我們卻偏要健康活潑」（《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387頁。）為口號，使新民主主義的科學啟蒙與民族救亡啟蒙相配合，呼籲邊區群眾積极參与衛生教育、體育鍛煉、醫務治療等方面的防治措施。為了打破群眾的封建迷信思想（如「求神鬼保佑」「生死在天，命里註定」「窮乾淨、富邋遢」「不乾不淨、吃了沒病」等），普及衛生常識，使群眾逐漸了解預防勝於治療，生病之後要主動醫治等，邊區政府民教部門和醫療機構經常定期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展開廣泛深入的宣教工作，並在小學、民校的課程安排中增設衛生科目。（參見《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第548—549頁。）同時，為了開展地方衛生工作，晉察冀軍區衛生部不斷派遣優秀醫務骨幹開辦中西醫訓練班、婦嬰衛生訓練班、村衛生員訓練班等；並舉辦醫藥合作社，扶植地方醫藥衛生事業，為邊區衛生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邊區群眾在此過程中也逐步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自覺接受科學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啟蒙。

（四）實現文化為工農兵大眾服務。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強調的是大眾的方向，因而它應該為工農兵大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晉察冀邊區在推進邊區文化建設時，極為注重貫徹文化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呼籲「文藝工作要突破專業劇社的狹小圈子，變為廣大群眾性的運動；把文藝工作與戰爭生產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逐步消除藝術至上的自由主義思想；加強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把文化運動活躍起來」（《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476—478頁。）。

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多是為了革命和抗日的信念而投身到邊區建設的知識分子，在從事邊區文藝工作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糾正了藝術至上的思想傾向，憑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虛心向群眾學習，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文藝工作者堅持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工農大眾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工農大眾化」的道路上，將自身與工農分子相結合，在予邊區人民群眾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之啟蒙的同時，也歷練了自己。

晉察冀邊區的新聞報道劇《李殿冰》，就是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進行創作的一個範例。創作者和表演者都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人民群眾也積极參与該劇的創作和表演，真正做到了來源於生活，服務於群眾。1944年高街村劇團創作的《窮人樂》，是人民群眾積极參与文藝創作的又一生動體現。該劇劇情源於群眾生活中的事實，演員也都是該村村民，自己演自己。全劇從編劇、排演，都聽取了群眾的意見，充分發揮了群眾的創造性。《窮人樂》的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邊區第二屆群英大會主席團稱讚高街村劇團演出的《窮人樂》是邊區群眾文藝運動的發展方向。2月25日，《晉察冀日報》發表了《沿著〈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社論，讚揚《窮人樂》的創作和演出過程不但開闢了一條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道路，也為專業劇團提供了下鄉入伍的道路。

三、邊區的文化建設：以實現人民主體地位為內核的群眾文化啟蒙

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抗日根據地文化啟蒙的精神內核，不僅表現在各種言論和著作中，同時也凝聚和體現在具體的文化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思想並不是書齋中的理論創造，而是具體社會實踐和時代發展的現實要求，這就內在地要求將新民主主義文化與邊區文化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在晉察冀邊區的文化建設中，中共不僅注重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內核的抗戰文化啟蒙，同時也注重培育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以實現勞動人民主體地位為內核的群眾文化啟蒙。

（一）自立的民族獨立覺悟啟蒙。日本的瘋狂侵略，不僅表現於對根據地軍事佔領和暴力摧殘，也表現於對人民群眾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的消解。他們妄圖以此摧毀邊區人民的革命意志，使邊區人民不戰自亡。因此，在堅持敵後抗戰、保衛與發展邊區的鬥爭中，廣泛深入地開展抗戰的政治文化教育，弘揚人民群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與文化水平，成為一項重要任務。

在邊區建設中，日漸成熟的社會教育有力地回擊了日軍文化侵略的陰謀，其中以冬學運動成績最為顯著。冬學運動在廣大群眾中掀起了學習的熱潮，並從暫時性的季節性的學校變成恆久的民眾識字班與民眾學校，使學習逐漸成為廣大群眾業餘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冬學運動一開始便堅持與當時的政治任務密切聯繫起來，在教群眾識字讀書的基礎之上，將「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反對投降妥協，反對分裂倒退」抗戰方針作為冬學運動的中心內容；以「揭破投降派準備投降的陰謀，粉碎敵寇漢奸造謠欺騙，提高廣大群眾政治的、民族的警覺性，以及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抗戰知識」（《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201頁。）作為冬學運動的中心任務，使晉察冀邊區人民群眾在為了堅持抗戰、為了鞏固邊區根據地的戰鬥任務之下開展冬學運動。

隨著冬學運動的開展，邊區人民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顯著提高。「許多村劇團鄉村歌詠隊已經建立，讀報和通訊工作在某些縣份已經開始向農村深入，村文化運動幹部訓練已經開始舉辦。文化在邊區，已經不是少數特殊階級的專利品，而已經開始成為廣大群眾所親身參加與親身享受的大眾文化。」（《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194頁。）正如李公朴為一所學校成立周年紀念的題詞所說：「學校就是戰場，戰場就是課堂。是抗戰的教育，是建國的營房。」（李公朴：《華北敵後——晉察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40頁。）晉察冀邊區的社會教育將廣大人民群眾納入到抗戰鬥爭中，通過一系列的教育活動尤其是冬學運動促進了群眾自立的民族獨立覺悟啟蒙，推動了抗戰救國的歷史進程。

隨著邊區社會教育運動的廣泛開展，許多熱血青年的抗戰積極性顯著提高，在目睹敵人的血腥暴行後，紛紛要求抗日報國，投奔根據地參加八路軍。縫紉工人趙連光，由北平帶出七名工人和七台縫紉機來到根據地，並以他們為基礎成立了縫紉組為部隊趕製棉衣。後與從

阜平城和岱縣裁縫鋪、成衣局動員出來的一部分工人和縫紉機一起，組織起了晉察冀軍區第一個被服廠。為了趕製軍服，工人們曾七天七夜沒睡過一個安穩覺，終於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五千套棉衣的突擊任務。（參見《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第193—194頁。）抗戰期間，自立的民族獨立覺悟啟蒙不僅激發了革命戰士和熱血青年的抗戰熱情，普通群眾也同樣是同仇敵愾，與敵人進行英勇的鬥爭，甚至獻出了生命。1943年秋季，晉察冀紡織廠隊部曾經住在滹沱河畔盤石溝村的房東老大爺家中，恰逢日軍掃蕩，為了保護紡織廠的物資，老大爺毫不鬆口而被敵人殺害了，但他威武不屈堅決抗日的崇高品德感染著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邊區人民。（參見《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第249—250頁。）

（二）自主的民主政治文化啟蒙。自抗戰以來，實行民主政治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在晉察冀邊區，由於經濟基礎落後，群眾的文化水準也比較低，邊區政府建成伊始，鄉鎮和村一級的政權民選運動未能及時跟進，政權機構在發揮效能時也有所不足，落後於抗戰需要。徹底地改善各級政府機構，認真執行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普遍建立和健全各級民意機關，成為做好群眾工作實現抗戰勝利的必要措施。

1939年1月30日，《晉察冀日報》發表了題為《加緊宣傳與推動村級普選運動》的社論，聲明村級普選的意義就是「要更進一步改造村級機構，使它更能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的基礎機構，更能擔負起戰鬥行動的任務」（《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146頁。）。根據政府頒布的選舉法，各級群眾團體積極地投入到普選宣傳中去。他們召開會議，討論具體辦法，制定宣傳大綱和競選辦法，號召一切有選民資格的人參與選舉，競選人要發表競選演講。上級政府也派人指導解釋選舉的意義和重要性，嚴格預防賄選等違法行為。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使邊區人民群眾認識到村級政權機構是他們自己的政權，踴躍參加普選運動。

而邊區參議會的選舉，不僅進一步加強了邊區內部的團結，鞏固與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行新的民主建設打下了基礎，而且徹底地貫徹了新民主主義的精神，給堅持團結抗戰的人們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活生生的榜樣，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也培育了群眾自主的民主政治意識，營造了政治民主、人民自主的文化氛圍。

1940年七至十月間，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鞏固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指示，在全邊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民主選舉運動，標誌著邊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察冀邊區九十七個縣一千五百萬人民都行動起來參與選舉，參加區選的選民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參加縣選的選民，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三；參加邊區參議會選舉的選民，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一。中心區的阜平、平山，參加選舉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有的區村達到百分之百。就是游擊區的縣份，不少地區在日寇嚴密監視封鎖下，進行秘密選舉參加選舉的人數一般也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謝忠厚等：《晉察冀抗日民主政權簡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頁。） 1940年春，由牧虹作詞、王莘作曲創作的歌曲《選村長》在晉察冀四區廣為流行，生動地描繪了邊區群眾熱心參加選舉的情景，唱出了群眾心中的民主生活。

（三）自強的自給自足經濟文化啟蒙。抗戰以來日本侵略者企圖摧毀抗日根據地，加緊破壞邊區軍民的生產建設，對根據地採取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妄圖將邊區軍民困死、凍死、餓死。由於日軍的破壞、戰爭的消耗和災荒的襲擊，根據地軍民的物質生活極端困苦。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抗戰，減輕邊區人民負擔，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指示，號召用最大的力量來開展大生產運動。1944年2月13日，《晉察冀日報》刊登了《開展大生產運動是全邊區軍民的神聖任務》的社論，號召「把全邊區的勞動力、半勞動力，不論男女老幼，組織起來，投到大生產浪潮中去」（《晉察冀日報社論選（1937—1948）》，第446頁。）。伴隨著減租減息政策的進一步貫徹，土地問題（如減低租額、訂立契約等）的一一解決，群眾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廣大農民更加愛護土地，並自覺地把這種高漲的生產情緒導向抗戰鬥爭中。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在大生產運動中起了模範帶頭作用，戰士們除了打擊敵人，保護群眾生產以外，自己也投入到生產中，並創造了在游擊區搞生產的成功經驗。1945年2月16日，《晉察冀日報》刊登了張平凱撰寫的《晉察冀游擊隊的生產運動》一文，描述了冀中第六分區、冀晉第二分區的第四區隊、第四分區的第八區隊、保滿支隊、山西的代縣、崞縣等部隊在游擊區作戰間隙進行生產運動的情景，總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九種辦法，貫徹了勞力和武力相結合的原則，突破了在游擊區搞生產的難關。

隨著大生產運動的普遍開展，群眾中產生了許多戰鬥與生產的英雄和模範。他們原本都是普通的人民群眾，但在大生產運動中堅持戰鬥與生產相結合、勞動與武力相結合的抗戰方針，從群眾中脫穎而出。1944年，《晉察冀日報》發表了《朝著敵後吳滿有的方向前進》《紀念「五一」進一步開展敵後趙占魁運動》等社論，將英雄模範的經驗傳播到群眾中，以普通群眾中產生的英雄、勞模帶動群眾，有效地推進了群眾自強的自給自足經濟文化啟蒙，推動了邊區的大生產運動。由於邊區黨政軍民的總動員，1944年的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年擴大耕地53萬多畝，旱改水地11萬多畝，增收糧食6750萬斤，增加牲畜2.2萬頭」（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晉察冀日報史》，第245頁。），邊區建設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

結語

抗日戰爭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啟蒙領導核心，將爭取民族獨立的救亡運動與思想啟蒙相融合，不僅在物質上保障人民的生存要求，更通過報刊等文化傳播方式，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啟蒙群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意識和人民主體地位的責任覺醒，給予了群眾精神的滿足和生活的希望。在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之下，文化建設和啟蒙也不免帶著濃重的抗戰氣息，凸顯為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內核的抗戰文化啟蒙和以實現勞動人民主體地位為內核的群眾文化啟蒙。中國共產黨既沒有因迫切的救亡運動而退卻思想啟蒙的步伐，也沒有局限於探索民主與科學的書齋，而是將思想啟蒙運動與抗日救亡運動有機結合，以普遍的啟蒙運動激發人民群眾的抗戰熱情和主人翁意識，使各階層的群眾自覺地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營，最終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和根據地政權的穩固。

縱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開展的思想啟蒙運動，無一不是抓住了「民族獨立」這個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基礎上進行思想文化的革新，以報刊社論宣傳、演說、戲曲、話劇、小說、教學、日常勞動等多種文化傳播方式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戰積極性，將人民群眾納入到成為抗戰新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啟蒙他們自身的覺悟和主動意識，將救亡與啟蒙有機結合起來，併產生了良好效果。

〔作者王勤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天津 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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