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琅琊王氏

上期：王澄終日醉酒，不理政務，輕率殺人，又棄眾逃奔，引起杜弢之亂。路過豫章去拜訪王敦的時候，王澄對其軍功視而不見，對王敦出言不遜，屢盡侮辱之意，使王敦越發忿怒。王敦將其左右灌醉，命力士將王澄絞殺，時年四十四。（回顧點鏈接）

永嘉四年的西晉

杜弢【1】起義始於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結束於晉愍帝建興三年（公元315年），整整持續了四年，在這場變亂之外，正如前文所說，西晉政權也已經走到了末路窮途的地步。建興元年（公元313年），漢主劉聰命晉懷帝著青衣奉酒，西晉舊臣不勝悲憤，令劉聰心生厭惡，後又有消息傳來，說庾珉等人暗通劉琨，於是劉聰便將晉懷帝、庾珉等十餘人全部殺了。消息傳到長安，皇太子司馬鄴即位，是為晉愍帝。但此時的長安，「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顯然已經被眾人放棄了。晉愍帝也深知這一點，便任命司馬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但實際上，即便是眾望所歸，亦或是不得不歸的江東，也不盡如人意。

除了之前提到的對江東本地豪族信任不足，所任官員大多是中州逃亡過來的士族，因此「吳人頗怨」以外，司馬睿最大的政治敗筆在於此時對幫助自己立足江東的琅琊王氏起了忌憚之心。當時司馬睿府中參佐大多不問實事，以遊山玩水，清談自逸為要務。錄事參軍陳頵出身寒素，對朝中流弊憂心十分，南渡後曾勸過王導，認為朝廷但以名望取官，以至於有才之士無法施展抱負，若能「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則大業可舉，中興可冀，但王導沒有聽從。陳頵又勸諫司馬睿說：「洛陽顛覆，正是因為朝臣都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而現在僚屬們繼承了那時候的風氣，恐怕又會復蹈前車之覆」，建議將稱病不願做事的官員統統撤職。陳頵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所提的建議太過激進。其時江東基業未穩，吳人並沒有完全依附晉室，攘外必先安內，所以安定江東，拉攏南渡士人才是最重要的事，王導後來所謂的「人言我憒憒（糊塗），後人當思此憒憒」，也是這個意思。

因此司馬睿與王導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對渡江士族給予打擊，破壞自曹魏開始就建立起來的以九品中正製為根基的門閥關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祖逖請奏北伐的時候，司馬睿並沒有給予相當支持，只是象徵性地給了他一些糧草布匹，令他軍備自籌。

所以對陳頵的提議，司馬睿不僅沒有聽從，不久以後還將其貶為譙郡太守，令其離開了建鄴。然而正如《資治通鑒》中的評價一般，司馬睿明斷不足，政治才能實在有限，為了與內輔社稷，外建軍功的王氏兄弟相抗，他啟用了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咨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為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運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這些人的出身大多寒素，例如鍾雅，其父鍾曄，曾擔任公府掾，但很早就去世了；刁協的祖父、父親雖然曾在曹魏西晉擔任過一定的職務，但與琅琊王氏絕不可相提並論。

而在出身以外，最重要的是這些人行事風格與琅琊王氏大相徑庭。為了安穩江東，哪怕在言語行為上為江東諸人所輕，但只要他們在政治上能夠給予一定的支持，王導兄弟便不以為意，選擇屈就。而以劉隗、刁協為首的司馬睿親信，不僅不願退讓，還屢屢挑事，多次彈劾江東士族。但以《晉書》記載，劉隗曾彈劾了護軍將軍戴若思、世子文學王籍之、東閣祭酒顏含、廬江太守梁龕、丞相行參軍宋挺等多人，而其所彈劾之事，除了宋挺割盜官布六百餘匹以外，大多是居喪嫁女、結婚等小事而已。對王敦的兄長王含，劉隗更是不加手軟，「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刁協與朝臣們的關係更加惡劣。其「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如此借酒意辱罵公卿之人，顯然不是什麼出色的政治人物。也無怪乎周顗的弟弟周嵩以自己哥哥與刁協共事為恥，探病時見到刁協，連哥哥的病情都不問了，直接說了一句「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就徑直離開了。司馬睿為了抑制王氏兄弟，竟親近信任這樣的人，王敦當然會不滿。

這個時候的他，因為平杜弢有功，被司馬睿擢為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按《台大歷史學報》第30期《魏晉南北朝貴族政治與東亞世界的形成》一文考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軍事制度，都督專掌軍事，但由於其兼任治所的州刺史，以及作為其府僚的長史兼任治所的郡守已經成為慣例，加之其他屬州、屬郡的長官也多由都督府的府僚充任，所以都督在管轄區內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權力。然而由於都督府和刺史府分屬不同系統，治所以外的屬州也都各有官府,因此在同一管轄區內的各個州是互相對等的關係，都督府面對這些對等關係的屬州時僅能行使軍事權。

陶侃，名人，有陶侃惜谷，陶侃搬磚等軼事

按《晉書》記載，王敦都督六州軍事後，「始自選置刺史以下，浸益驕橫」，罔顧朝廷命令，自任六州行政事務。他以原荊州刺史陶侃為廣州刺史，從弟王廙代之。陶侃【2】的將吏鄭攀、馬俊等人上書王敦，請求將陶侃留下，王敦怒而不許。王敦忌諱陶侃，不僅僅是因為陶侃平杜弢有功，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司馬睿逐漸開始依靠琅琊王氏以外的寒族之士。可見陳頵當時的提議，司馬睿雖然沒有及時採納，但還是有所考量的，而王敦擅自為政，更加引起了他的忌憚。因此王敦和司馬睿之間關係的惡化，雙方可謂是各為因果。

就在王敦升任為鎮東大將軍後的一個月，建興四年（公元316年）九月，漢劉曜攻破長安；十一月，晉愍帝出城請降，被送至平陽。十二月，司馬睿得到晉愍帝被擄的消息後，「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然而可笑的是，他以漕運延期耽誤出征時間為由，斬殺了督運令史淳于伯。《晉書》中說淳于伯的獻血沿著柱子逆流而上，人們都認為他是被冤枉的。淳于伯當然是被冤枉的，他不過是司馬睿不肯出兵的替罪羊罷了。而劉隗則藉機彈劾，以至於最後王導不得不上疏引咎請求辭職，雖然司馬睿故作姿態，表示政刑失中是自己的過錯，沒有追究王導的責任，但這顯然也是一次有預謀的彈劾。而在這場風波以後，出兵解救晉愍帝一事，就此擱淺了。晉愍帝大約也知道江東絕不會出兵討伐，因此對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有著不可思議的順服，在出城投降前一日，他對左右下詔說，「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

而這時候的晉愍帝，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被迫登上帝位的孩子。

次年三月，司馬睿在群臣「固請」之下，「不得不」依魏晉故事，稱晉王，「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

一年後，也就是太興元年（公元318年），晉愍帝被殺，各地刺史紛紛上疏，請司馬睿為天子。司馬睿仍然故作姿態，不僅不肯接受，還讓殿中將軍韓績將御坐撤去。然而在群臣的堅持下，司馬睿「不得不」順應天命，登基為帝，是為晉元帝。而為後世所稱道的，「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大有落實王與馬，共天下這個說法的行為，也不過是司馬睿對王導的一次試探罷了。王導於此也是心知肚明，堅持推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司馬睿這才罷了。然而從最初的君臣相協，到現在王導的隱忍退讓，多次因為刁協的彈劾而自請辭職；而為王導辯解的中書郎孔愉，也被司馬睿降職為司徒左長史。司馬睿與王氏兄弟，乃至士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了。

縱然王導自己對這樣的處境淡然自若，然而王敦卻為自己的弟弟深報不平。他上疏司馬睿，聲稱「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暗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逾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識，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這份上疏先是到了王導手中，王導將其退還給了王敦，但王敦堅持再次上疏給了司馬睿。平心而論，文中對王導的評價，「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於千百年後的我們看來，也不可謂不客觀公允；而他恐怕王導侍奉君側多有得罪，主動提到前朝管仲、蕭何諸人，希望司馬睿能夠寬容王導犯下的過錯，令其將功補過。王敦這份上疏，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絕看不出史冊中所謂此時王敦已有不臣之心，欲取晉室而代之。

上一期：魏晉風骨（王敦） | 永嘉之亂、王與馬，共天下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鑒》卷八十三至卷九十三

《晉書·卷九十八·王敦 桓溫列傳》

《晉書·元帝 明帝紀》

編註：

【1】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祖父杜植是有名蜀土的人，因而杜弢在蜀地亦有名望。杜弢起初任地方官員，在西晉末年在湘州被當地流民推舉為變民首領叛亂。後來王敦派陶侃和周訪領兵討伐，頗見成效，令杜弢曾一度投降，但不久則因仍受晉軍進攻而再次起兵叛亂，但以失敗告終。

【2】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江州鄱陽郡梟陽縣（今江西省都昌縣）人，晉朝名將。出身寒門的陶侃自討平張昌叛亂開始以其戰功一直升遷，最終當上太尉之位，並掌握重兵，都督八州軍事並任荊江兩州刺史；在世族壟斷高位的東晉是一個例外。陶侃不單對東晉的建立與維持在軍事上作出貢獻，本身亦甚有治績，治下荊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遺，亦深受人民愛戴。曾建杉庵讀書於嶽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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