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生-麻醉醫師,乾的就是份良心活兒
【打造首個醫療原創新媒體,報道中國最頂尖醫療團隊,提供服務性最強就醫指南】尋訪中國頂尖醫療團隊 —— 本期人物: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 · 麻醉科
范 隆
大醫生兵器譜主筆 | 宗俊琳
半夜,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麻醉科的急診手術間燈火通明,范隆醫生正在配合搶救一位剛剛遭遇車禍的新媽媽,腦外傷造成了瀰漫性腦水腫。范隆看著病人的奶水隨著心外按壓的節奏向外汩汩噴出,彷彿聽到嬰兒的陣陣啼哭,心底里的酸痛幾乎瀕臨承受的臨界點,緊急施救近40分鐘,最終將患者暫時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將病人推進重症監護室交接完畢後,她摘下口罩時才發現,不知不覺,自己已是滿面淚痕。
從事麻醉工作十幾年,范隆冷靜、果敢,擅長老年麻醉、APCO指導下圍術期容量管理和術後認知障礙防治,崇尚個體化麻醉理念;但,在生活中,她又是一個性情中人,樸素而感性,經常一說起病人的故事,眼睛就漸漸噙滿淚水,透過黑邊眼鏡,反射出星星點點的光。
「我自己更喜歡科研吧,臨床的問題都需要科研來解決。」
每天早上7:30到8:00,范隆交完班,就要開始轉科了 —— 耳鼻喉科、神經外科、普外科、婦產科、胸科、心臟科、功能神經外科及其監護室等。她要在外科手術樓的各個樓層、各個科室間穿梭,檢查前一天手術的病人在麻醉後的恢復情況。針對危重病人,她還要進行更細緻地臨床觀察、記錄、給出治療建議,並在麻醉隨訪單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為了準時趕上每天10點左右開始的麻醉術後恢復室工作,她必須避開人滿為患的電梯,沿著樓梯,在外科病房樓的3個樓層、6個科室之間進行穿梭與疾行。快步走路,已經成為職業習慣。
春去秋來,時光荏苒。匆匆的步伐已伴隨她走過十幾年的從醫歲月。
儘管在臨床上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但是范隆卻自覺更傾心於科研領域,「我們科有很多心靈手巧的臨床麻醉手術高手,但我的樂趣更多在於在臨床中發現問題,用科研尋找答案,然後再應用於臨床」。
她是麻醉科發表SCI論文「第一人」,也是麻醉科獲得的第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第一參與人。
2011年,她從首都醫科大學麻醉專業博士畢業,成為麻醉科主任王天龍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畢業生;也就在同一年,范隆在麻醉科帶頭應用了一項麻醉相關圍手術期液體平衡管理的新技術 —— 經外周動脈連續血流動力學監測心排量技術(APCO),更好地指導了神經外科手術時的容量治療,如今已廣為普及。
2013年,范隆赴美國麻省總醫院接受臨床和科研培訓,之後為科室帶來了國際麻醉學前沿的新技術、新理念,並借鑒美國手術室的電腦系統,提出為信息系統配置術中突發休克、過敏反應、哮喘等緊急情況的處理一覽錶快捷鍵以應對突發情況的概念。
導師的教導、和諧的科室氣氛和良好的工作平台,為范隆的探索和研究打開了許多閃光的大門。她根據一個骨科老年患者發生術後認知功能障礙的病例,從急性全身性炎症誘發遷延性中樞神經炎性損傷的角度,應用腹腔內注射LPS(類脂多糖類物質)10mg/kg建立急性全身性炎症動物模型的實驗,對血腦屏障和星形膠質細胞的病理改變進行觀察研究,證明了急性全身性炎症可引起持續性腦細胞損傷和微血管創傷,這可能是術後認知功能異常的關鍵環節。
之後,科室將這項基礎研究延伸應用於臨床,在手術前和手術中及時、適當地給予病人抗炎治療,發現對老年患者骨科術後的認知功能的改善率達到10%~20%。如今,她還在進一步深入研究「抗炎治療對術後近期和遠期認知效果的評估」,科室的年輕醫生延續著這樣的思路,分別在重大心胸手術、術中有嚴重感染的病例和婦產科、小兒神經外科等麻醉領域,逐漸論證出了這項研究的臨床價值。
科室的同事們都知道,這些成就背後是伴隨著范隆無數的付出 —— 懷孕生子時不敢懈怠、哺乳期累出乳腺炎、值班後急腹症發作在大年三十晚上進行了婦科手術……大家都默默地心疼她,也都深深地尊敬她。王天龍主任一直評價范隆:「踏實肯干,而且科研思路非常靈活。」
對此,范隆表示,自己的每一點成績都離不開科室領導的大力支持和同事們的熱心幫助。在王主任的領導下,科內氣氛和諧,臨床上遇到問題,大家第一時間給予支援;實驗研究中有需要時,大家一起出點子、想辦法。「生活在這個集體我覺得很幸福,我的幸福感來自跟對了導師,進對了團隊,做對了職業。」
「PACU是我們科的一個特色,也是醫院的一大特色。」
在手術室走廊的另一側,有一處醒目的標識 ——「麻醉後監測治療室PACU」。「這是我們麻醉科的一個特色,也是我們醫院的一大特色吧!」范隆有點難掩自豪,接著說:「術後恢復室就是給病人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是守護生命體征,調護麻醉後逐漸清醒並處理好術後併發症的重要階段。」 自今年一月進入PACU以來,范隆參與了PACU的制度完善和流程改進。
術後短則十幾分鐘,長則不過一兩小時,順利恢復的病人會被及時轉入普通病房,而出現異常的病人,會被送往重症監護室。整整一天,大多外科全麻手術的病人,都需要到這個「中轉站」來一趟。患者可能癥狀各異,卻都讓范隆那根久戰沙場的神經時時繃緊 —— 分析每一個病人的術後麻醉情況,把握整體狀況,帶著護士配藥、做好特殊的細節護理。不遠處,一台監護儀的黃色警報燈閃爍起來,急促的報警聲格外刺耳,召示著這個病人的生命指征相關指標已經偏離了正常值。
范隆三步並兩步地「跨」到病人床旁,盯了一會兒各項指標數值,然後彎下身,湊到病人耳旁,鎮定又溫柔地問道:「您哪兒不舒服?出現在術前還是術後?」 老人用微弱地氣息告訴范隆:「胃不舒服,術後。」 「哦!那沒事,可能是麻藥副作用,給您點葯,一會兒就好。」范隆鬆了口氣,安撫著老人。「想喝水……」「老人家,您術後不能喝水,我們給您打一點點水進嘴裡,先潤潤嗓子,您表現一直都特別好!繼續保持,好不好?」
在范隆看來,每一種術後併發症,背後都有著撲朔迷離的原因 —— 比如寒戰,有的病人是輸液反應,有的是低體溫引起的,還有的是因為緊張、恐懼等負面情緒引發;再比如血壓增高,可能是病人的術前準備欠佳、術後疼痛或寒戰等很多因素所致。她說:「對應每一種原因,處理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藥用對了,事半功倍,如果原因沒弄清楚,輕易用藥,有些時候甚至會雪上加霜。」這,就是范隆一直以來崇尚的個體化麻醉管理和監護理念。
她告訴科室的年輕大夫們:「課本讀完後,臨床處理分寸的拿捏和把握就要靠個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為了。」
「聽到那個孩子喊出了『媽媽』,我的心就踏實了。」
幾年前,一位 77 歲的高齡老人突發顱內動脈瘤破裂、蛛網膜下腔出血,急診進行介入動脈瘤栓塞手術,作為主麻醫師,范隆參與了這場命懸一線的手術治療。由於患者屬於高齡危重急診,心臟功能 Ⅲ 級,既往有高血壓、房顫、冠心病史、糖尿病史,范隆首先果斷無誤地採取了快速序貫誘導下氣管插管、靜吸複合全身麻醉的方法。
在這場手術的麻醉過程中,如何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保證心腦等重要臟器供血供氧,尤其是避免血壓過高引起不穩定動脈瘤的再次出血,是最為關鍵和困難之處。范隆重點控制心率在每分100次以內,因為插管通常都會對氣管壁產生一定的刺激,她對用藥的順序、藥量的調試及給葯的方式等都格外的小心。
最終,病人奇蹟般地在術後 5 分鐘內恢復了自主呼吸,因為對呼喚有反應,范隆儘早拔除了氣管插管,沒想到老人在術後第二天就從ICU轉入了普通病房,9 天后出了院。在這場勝算極小的殊死搏鬥中,范隆是一位冷靜而果敢的麻醉醫師。這份冷靜與自信來自她平均每年參與的600餘例類似的手術麻醉和插管搶救,其中高齡患者達到了30%~40%。
與年老體衰的老年患者相比,有時候措不及防的過敏癥狀更是麻醉師的頭號敵人。
一年前,一個動靜脈畸形的 5 歲半小男孩兒做栓塞介入手術,對於范隆而言,這本是一個很平常的常規手術。
手術前的訪視一切正常。但在手術中,孩子卻突然出現了過敏性哮喘 —— 氣道平均壓力由15驟升至43,「我們成人憋幾口氣都會受不了,何況是個 5 歲的小孩。在全麻狀態下,沒有氧氣輸送,是相當危急的」。
范隆當機立斷,停用了造影劑和可能造成過敏的麻藥,並迅速建立起氣管插管,將治療過敏的藥物甲強龍、腎上腺素等儘快輸入孩子體內,藥物輸入的順序、用量調整、推進速度等都在范隆果斷而嚴謹的調控當中。「這個時候,一秒鐘都可能是生與死的邊界!當時能立即用上有效藥物,得益於王主任平時對我們的培養,很多方面都做好了應對突髮狀況的準備。」范隆說。
如果說這場搶救到此時都是靠過硬的技術說話,那麼在搶救成功之後的術後監護階段,更多地需要憑藉醫生的一顆仁心。因為是當天的最後一台手術,范隆並沒有將帶著氣管插管的孩子立即轉入ICU,而是將其留在手術室,由自己親自護理。「監護室里病人多且病情危重,醫生護士只能顧及最危重的情況,並且有不允許家屬陪伴的制度,讓這麼小的孩子一個人呆在監護室里,會很難受的……」
1個小時,2個小時……漸漸地,孩子的氣道水腫等過敏反應消退了,呼吸、血壓、心率等生命指徵逐漸恢復正常,范隆親手為孩子拔出了氣管插管。「拔管後,聽到他喊出了一聲『媽媽』,我的心就踏實下來了!」
談到這場分秒必爭的麻醉過敏搶救,范隆眼中又泛出點點淚光,她說:「我清楚對自己最省事、最安全的做法是讓孩子帶氣管插管回監護室,但那樣做可能會增加交叉感染的風險,孩子的痛苦會隨之增加,真的於心不忍。我這樣選擇是出於醫者的職業道德,更是出自一種母親的本能。」
詩人艾青曾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也是范隆從醫的情懷。
記者手記:
范隆告訴記者,麻醉醫師這個職業是個良心活兒。一方面,麻醉的每一個處理細節與術後預後都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工作是否到位,患者和家屬從表面上、短期內很難看出門道。尤其在當下這樣一個「醫患互不信任」的環境中,她並不敢給予每一位病人如那個 5 歲小患者一般的對待。「這個管子是我拔的,之後如果出現氣管問題或者第二天病人狀況不太好,我就是直接責任人。但如果送去監護室,我不但可以早下班,還能降低自己的相關責任和風險。」
她說:「現在的醫患關係和醫療環境帶給我的心理影響,我想,這也是大多數大夫的心聲 —— 如果醫患之間互信互愛,大部分醫生都會拼盡全力救死扶傷的。但如今,各種不公的待遇砸向醫生,醫生只能先求自保了,他們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安全,他們也有親人和家庭,也希望被善待。作為一名麻醉醫師,如果能得到醫患之間的充分信任,我想我更願意為疑難病人做更多嘗試,一同承擔更多風險,以求治癒。」
攝影 | 高晨
新媒體編輯 | 雪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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