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危機：從荒誕到反抗

文史 08-16

人類的危機：從荒誕到反抗

按：1946年3月25日，阿爾貝·加繆抵達了紐約，在McMillin劇院進行了名為《人類的危機》的演講。這場演講正如其名，毫不留情地指出人類正面臨的危機：施害者的殘忍、旁觀者的殘忍。但加繆不滿足於只指出問題，還為之開出藥方：反抗。

這場演講意義非凡。70年後的2016年，為紀念加繆到訪七十周年，紐約組織了一系列閱讀、表演和討論活動，為「加繆月」。活動期間，《洛杉磯書評》的歷史編輯、《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的作者羅伯特·澤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受邀與《紐約客》撰稿人Adam Gopnik舉行對話，討論加繆的人生及其作品在21世紀的位置。今天推送的，即是這場對話的節選。羅伯特·澤拉塔斯基再次闡釋了加繆的演講《人類的危機》，也再次闡釋了加繆。

人類的危機：從荒誕到反抗

文 /[美]羅伯特·澤拉塔斯基

譯 /李孟林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輯所加

在名為《人類的危機》演講中，加繆給自己設置了一個艱難的任務。面對擠滿劇院的美國年輕人，他想要講述那些肆虐歐洲的事件的特點和後果，而這些事件幾乎沒有觸動他面前的聽眾。「我這一代的男男女女，」他如此開頭：

「出生於一戰爆發前或戰時，青少年時期遇到了大蕭條，20來歲時希特勒掌權登台。我們還遇上了西班牙內戰、慕尼黑事件，以及戰敗、佔領和抵抗接連發生的另一場世界大戰，這時我們接受的教育終於完成。」

這樣的成長經歷，加繆諷刺地總結到，塑造了「有意思的一代人」。面對這些事件的荒謬性，他們那一代人必須找到抵抗和反叛的理由。然而，這些理由在哪兒能找到呢？無論宗教還是政治都不能提供指引，而傳統道德則是「駭人的虛偽」。在一個被大屠殺和恐怖主義肆虐的大陸上，在一個遍布虛無主義的世界中，加繆這一代人被拋入了最恐怖的矛盾之中。「我們厭惡戰爭和暴力，然而我們必須接受這兩者。」簡短來說，他們遭遇了人類的危機。

為了更具體的說明這一點，加繆舉了幾個生活在納粹佔領下的事例。在歐洲某處一座蓋世太保的大樓里，看門人走進一間公寓時，兩個男人因為涉嫌從事抵抗活動而被毆打，並被拷走。當其中一人請求幫助時，她帶著驕傲回答：「我從來不管樓里住戶的閑事。」還有一個腦袋纏滿繃帶的人，他是加繆的抵抗運動同志。此人被帶到一間黨衛軍軍官的房間，前一天他的耳朵就是在這裡被割掉的。那名監督了此項暴行的軍官充滿同情地問到：「告訴我，你的耳朵怎麼樣了？」最後，還有一位希臘母親，她得知抓走自己三個兒子的德國士兵將要槍殺他們。她請求軍官放過自己的兒子，這個軍官提供了一項妥協：可以放過一個兒子，但是母親必須挑選放走哪一個。她選了大兒子，因而將另外兩個兒子送上了死路。

加繆告訴他的聽眾，他選取這些故事並非要驚嚇他們，而只是為了說明這個世界現在面臨的危機。這種危機，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殘忍世界的果實：在這個世界裡，人們不僅施加殘忍，而且這種殘忍在行兇者身上除了冷漠以外激不起任何情感，而目擊者則接受了殘忍。當我們面對一個被殺害或被折磨的人類同胞時，我們的反應卻不是恐怖或憤怒；當我們覺得精心向他人施加痛苦，並不比每天排隊等候食物供給更令人煩惱時；當我們走到這一步時，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不會僅僅因為希特勒的滅亡就會變得更好。加繆掃視著大廳，他宣稱：「我們所有人都負有責任，我們有義務去尋找這些駭人邪惡的原因，這些邪惡仍然在撕咬著歐洲的靈魂。」

加繆對我們的處境做出了黑暗的診斷，但他提供的處方也幾乎同樣地黑暗。雖然沒有充滿希望的理由，但這卻不是絕望的理由。他宣稱，我們可以解決這場危機，只要有「我們仍然掌握的那些價值——簡單說，對我們生活的荒誕性的意識。」這並不是形而上學上的宏大言論，或者那種在法語中聽起來比在英語中更好聽的說辭。加繆所做的是援引那些塑造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話》的世界的哲學和道德主題。

儘管兩本書當時都沒有翻譯成英文，聽眾中很多人肯定聽說過後一本書的開頭那段話。「只有一個真正重要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決定生命是否值得過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其他一切都只是兒童的遊戲；我們必須首先回答這個問題。」當我們發現在自己處在「一個突然間剝離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然而仍然堅持尋找意義時，我們就面臨著這個問題。加繆想知道，當我們「對明確的非理性且急切的渴望」遭遇到「世界不可理喻的沉默」時，自殺是否是唯一合理的回應。他質問道，有可能「過一種沒有吸引力的生活」嗎？

但是聽眾可能並不知道，加繆自那以後已經超越了早期作品。儘管這些書自1942年出版後大獲好評，但是加繆認識到現實事件已經超出了默爾索（《局外人》的主人公）和西西弗斯單打獨鬥的反抗所具有的意義。已經到了再次衡量荒誕之限度的時候了。他在自己的日記上發問，當一個思想家宣稱：「此前我一直走在錯誤的道路上。現在我要重新開始「時，這個世界該對此做何種理解？讓他寬慰的是，他認識到這並不重要。

這並不是加繆現在所把握到的全部。他認為荒誕「無法教給我們任何東西」。我們不應該將這個診斷視為不幸——我們不應該像默爾索或西西弗斯那樣僅僅關注自己——而是應該關注他人。說到底，我們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個搖搖欲墜、動蕩不安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悲哀與偉大：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愛的對象，」他在日記里說到。「荒誕是君王，但是愛將我們從它的手裡拯救出來。」愛將我們從荒誕中解救出來。

四年之後，當他登上McMillin劇院的舞台時，加繆已經將荒誕留在身後。現在擺在他面前的是反抗。他那時已經完成了《鼠疫》——於隨後一年出版——而且已經開始寫作《反抗者》。他在講座中勾畫了後來這本書的主題。他講到，在一個缺乏意義的世界，太多人覺得成功的人就是正確的，而正確與否是靠成功來衡量的。對於那些抵制這種看法的人，對於那些不願意生活在施虐者和受害人的世界之中的人來說，不論信仰還是哲學都無法提供資源。唯一的辯護資源來自於「反抗這一行動本身。」加繆總結道，我們為之抗爭的「並非僅僅為我們所有，而是為全人類所共有的東西。這就是，人類仍然擁有意義。」

但是這種關於意義的主張，在美國又能意味什麼呢？加繆說，在這個快樂的國度里，他的聽眾看不到「或者只能模糊地看到」歐洲所發生的事情。然而他們需要知道有人「曾經在數年裡目睹了這些邪惡，仍然在他們的身體里感受到、在他們深愛之人的臉上看到這種邪惡。」但是這些反抗者，加繆隨後澄清，形成了一群特別的人。他們不僅拒絕了形而上學的荒誕，也拒絕了政治上的荒誕：國家堅持要給施加於公民身上的毫無道理的痛苦以某種意義。這些反抗者不僅對無言的宇宙說「不」，也向不正義的統治者說「不」。他們並不嘗試征服，而僅僅去是直面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和那些否認他們人性的人。

然而，最關鍵的是，反抗者為自己設置了界限。反抗是一種防禦性，而非攻擊性的行為。它是平衡，而不是對敵人的瘋狂進攻，它要求既要看到自己的人性也要看到他人的人性。正如荒誕絕不意味著絕望，更不意味著虛無主義一樣，暴君的行為也絕不意味著另一個人可以以暴虐的方式回擊。反抗者擁抱」界限的哲學」，並不否認他的主人也是人類同胞的一員，他僅僅否認對方是自己的主人；他抵制那種對從前的壓迫者實行非人化對待的強烈誘惑。總的來說，反抗者「渴求的是相對，並且設定了界限，人類的共同體就在這個界限上建立了起來」。

在他演講的最後，加繆邀請聽眾也加入正在高漲的反抗浪潮。「對於正在聽我們講話的美國年輕人來說，」他說道，這一代歐洲反抗者「尊重那賦予你們活力的人性，還有反映在你們臉上的自由和幸福。他們希望你們，以及所有懷著善意的人們：能夠忠誠地參與到他們希望在這個世界建立起來的對話中。」如果70年前這些文字在美國留下了一些印記，今天它們還能嗎？加繆會對我們今天荒誕的政治氣候說些什麼呢，如果他真有什麼要說的話？當然，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把握的是，今天的美國人會像1946年一樣讓他困惑。

加繆發表過一篇名為《紐約的雨》的短文，是根據美國之行而寫的。在文中他坦承，儘管在紐約呆了數周時間，他"仍然對紐約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在這裡是處於一群瘋子之中，還是處於全世界最理性的人之中；不知道這裡的生活是否像所有美國人聲稱的那樣容易，還是說如它有時候看起來那樣的空虛；……不知道這有沒有任何意義：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馬戲團在4個舞台上同時上演10個節目，這樣你能同時對所有節目產生興趣但又一個也看不成。"

加繆對美國人的困惑也變成了我們的困惑，而他70年前所做的觀察到今天仍然一樣尖銳。我們政治馬戲團的40個舞台，其中混雜著瘋狂和理性；我們在媒體上輕易地談論殘忍，分析里空無一物：所有這一切都響應著McMillin劇院那一晚的演講。這種困惑不會很快結束，但是正如加繆對聽眾所言，我們必須開始衡量我們的言辭。他宣稱，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事物，並且認識到這一點：當我們容許自己思考某些思想時，我們會殺害數百萬人類。」

人類的危機：從荒誕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