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有什麼區別？

人文科學的特點及其認識論基礎

皮亞傑

選自《人文科學認識論》

一般說來，實驗科學是在推理科學很久之後建立的。希臘人發展了數學和邏輯學，並且試圖解決天文學的問題。然而儘管有如蘇格拉底的學者們那些充滿希望的思辯和阿基米德本人，也仍需要等到現代人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實驗物理學。實驗落後於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個。這三個原因同樣與人文科學的認識論有直接關係，雖然人文科學的狀況要複雜得多。

A.第一個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傾向是對實在的直覺和推理而不是實驗。因為實驗不象推理那樣是智力的自由構造或至少是自發的、直接的構造，它要順從外部的要求，這些要求需要更大的（在心理學上也是更「昂貴」的）配合工作。

第二個原因延伸並反過來解釋第一個原因。它就是，在推理領域中，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運算同時也是最簡單的運算：結合或分離；把不對稱的關係串連起來（等於排列）或把對稱的關係

並列起來，使其協調一致；等等。反之，在實驗領域裡，直接給與物是非常複雜的，因而先決問題總是要在錯綜複雜中分解其要素。比如，在物理學方面，必需要有伽利略的天才才能描述可用方程式表達的簡單運動；至於樹葉的墜落、雲的浮動，在測量看來都是非常複雜的。

第三個解釋實驗落後於推理的原因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對經驗的所謂「釋讀」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閱讀，而是意味著對實在施加的一種行為。因為分解要素就包含有邏輯的或數學的結構。換言之，沒有邏輯——數學的框架，就不可能達到實驗的事實。因此，儘管人們常常忘記這一點，在能夠實驗之前和為了能夠實驗，必需掌握某些推理框架。這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三個原因在人文科學領域內更是適用，甚至還大大地加強了。這是由於問題日益複雜，尤其由於對需要認識的實在可能進行的直覺所具有的表面看來顯然更加直接的特點。這就延緩了系統實驗的需要。其結果，首先是推理和思辯傾向在很長時間內壓倒了實驗的要求，對要素的分解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困難重重，要建立邏輯數學的、質的或或然的框架也遠非易事（而且還遠遠不夠）。如果說，實驗物理學曾經落後於數學數世紀，那麼人文科學對自己的緩慢形成也就無可驚奇的了。而且從還需要做工作和合理的希望這一角度看，還可以滿懷信心地把目前的狀況看作是一個極為微小的開端。

但是除了這些各實驗科學所共有的困難之外，人文科學還面臨著多少是自身獨有的認識論地位和方法論問題，對此必須加以詳細的探討。由於人文科學以從事無數活動的人作為研究對象，而同時又由人的認識活動來思考，所以人文科學處於既把人作為主體又把人作為客體這樣一個特殊的地位，這自然會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難的問題。

此外，還首先應該指出，這種狀況根本不是新的，在自然科學中也可找到某些類似的形式。因此，自然科學的解決方法有時也可以幫助解決我們的問題。當然，物理學在我們通常的觀察範圍內研究對象時，可以把對象看作是相對獨立於主體的。誠然，這時，這個對象只是通過帶有主體因素的知覺，通過同樣也屬於主體活動的計算、測量結構或邏輯-數學結構而被認識的。但是在這裡，必須先把個體主體和非中心主體區分開來。前者以自身的感官或自己的行動為中心，因此是「自我」或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是可能產生主觀性的歪曲或錯覺的根源；後者協調自己的行動並協調和他人的行動，以人人都能檢驗的方式來測量、計算和推理，因而他的認識活動是一切主體所通有的，即使這些主體用事先裝有類似人腦作用的邏輯和數學的電子機器或控制機器來代替也是如此。物理學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歷史，它把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所造成的歪曲減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學「最大限度」地聽從了認識主體的規律。這就是說，客觀性已成為可能，客體已相對地獨立於主體之外了。

可是，在廣大範圍內，如相對論所研究的範圍，觀察者被所觀察的現象牽引和改變，以致他知覺到的東西事實上與他所處的特殊地位有關。這一點，只要他不進行新的非中心化就不會發現（以致牛頓仍然認為我們範圍內的時-空尺度是普通的）。這時，高級層次的非中心化，換言之，即協調可能有的各個不同觀察者的資料所固有的共變，提供了問題的解決辦法。此外，在微觀物理學範圍內，人人都知道實驗者的行動改變著被觀察的現象（與前者相逆的情況），以致「可觀察之物」事實上是一個混合物，其中有來自實驗行動的改變：在這裡，依靠起協調作用的非中心化，從已建立的函數變化中抽取不變數，客觀性仍然是可能的。

可是，人文科學的情況要更加複雜得多，因為對自身或對他人進行實驗或觀察的主體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觀察現象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變這些現象的展開甚至其性質的根源。正是由於這樣一些情況，這一同時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事實給人文科學製造了比自然科學更多的困難。而在自然科學中把主體和客體分離開已是相當普遍的問題了。換句話說，客觀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體是由主體構成的情況下要更加困難得多。這是出於兩個原因，兩個相當一貫的原因。一是由於觀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應該能從外部去研究的現象，自我中心主體（lesujetegocentrigue）與認識主體（le sujetepistemique）之間的界線就越發不明確了。二是就在觀察者已經「介入」並對他所關心的事實賦予價值的情況下，他的傾向仍然是相信直覺認識，因而更加感覺不到有採用客觀技術的必要性。

還須指出，即使生物學提供了一系列低級生物行為與人類行為之間的過渡情況，人類行為仍然呈現出某些特點，即集體文化的形成和極為不同的符號工具或象徵工具的使用（因為蜜蜂的「語言」也不過是一個感受運動性標誌系統）。因此，人文科學所研究的同時又是主體的客體是相當不同於構成物理科學客體的那些物體與盲目力量，甚至不同於生物學和動物生態學所研究的主-客體。不用說，它之所以不同是因為符號工具的使用加強了它的意識程度。可是，符號工具又提出了一個人文科學所特有的認識論難題：由於這種交流手段在不同的人類社會往往有相當深刻的差別，所以主體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就不得不經常檢查他的理解事實上是否相當「豐富」，足以達到在空間和時間上都距離他很遙遠的那些文化的象徵結構細節。他甚至要問，連接人的符號工具和心理特徵的反饋是否以及到何種程度不改變人的心理生理特徵。一些新的學科，如呂里亞的神經語言學，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總之，以人為主體又是客體的各種人文科學，它們的認識論中心難題延伸成為這樣一個難題，即這一客體本身又是一個具有語言和各種象徵手段的有意識的主體，因此，客觀性及其非中心化的先決條件就更加困難並且常常受到限制。

B．讓我們先從心理學說起。主體和客體循環互換處境的各個方面以及非中心化的困難在內省過程中達到了最大限度，同時也解釋了人們為克服這些基本障礙所採用的各種不同方法。這些方法，有的是冒著放走主要東西的風險繞過這些障礙，有的是把障礙作為問題並把中心化造成的歪曲當作揭示精神生活本身的機制的一種現象來研究。

在純內省中，同一個人同時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他自己的認識客體。在這種情況下，主體首先被要認識的客體所改變，這是從兩方面說的。第一，他被自己對於內省價值的預先假定本身所改變。也就是說，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促使他相信他對自己有著正確的意識，於是事實上覺悟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嚴格的認識性的或無私的。從認識觀點看，內省以行動的外部結果為中心，它對行動的機制，對一般精神生活的內部機制都不提供足夠的信息。從情感的觀點看，內省的主要作用在於構成並保持某些有利於內心平衡的價值化，而不是告訴我們這一平衡的規律。第二，內省的主體被要認識的客體所改變，這是因為他的一切活動，包括內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過去的影響，同時也因為他並不了解自己的歷史：事實上，他對自己過去的回憶猶如一位偏見頗深的歷史學家，他重新按照價值化忘記某些原始資料，歪曲另外一些資料，這些價值化不斷地使主體對自己過去的認識以及對當時的內省所賦予的客觀性遭到失敗。

另外，內省反過來也經常改變所觀察的現象，而這是從各個方面說的。我們知道，譬如說，在對時間長短的知覺中，如果主體試圖在時間的展開本身中去評價它，那麼時間就顯得長一些。思想中精神圖象的作用，在人們沒有對各主體進行比較而看到問題的困難之前，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內省錯誤。從情感的觀點看，感情的內省必然改變感情，或是通過給感情增添認知性的色彩，或是通過使感情服從於在主體無意識情況下引導內省本身的那些價值觀。如果說小說家和哲學家能夠卓有成效地使用內省，那正是因為他們的分析同某些世界觀——其中評價起著中心作用——相聯繫。但問題如果是尋求機制本身，那麼內省就不夠用了。這既是因為內省改變所要觀察的現象，又因為內省從一開始就被這些現象所改變。

過去，直接的補救辦法（暫且不談一般方法的種種技巧）有三種。第一個辦法自然是通過主體之間的比較，同時把研究限制在有明確範圍的問題之上，使內省本身非中心化。在這種情況下，對主體提出的問題就構成這種「引起的內省」的渠道並使系統的比較成為可能。這一方法曾提供某些積極成果，例如，在作為行為的判斷和精神圖像這一雙重性質方面。但它尤其顯示了內省的界限，由此產生了比奈的「思維是精神的無意識活動」這句醒悟了的風趣話。

第二個辦法是排除內省只研究行為。這個辦法很有用，因為它為行為心理學開闢了一條道路，其成果遠比人們所敢於期望的要豐碩。但許多學者認為這一辦法過於局限，這是出於以下兩個補充原因。一是除非同斯金納一道認為人體是一隻「黑箱」，人們僅僅描述其inputs（輸入）與outputs（輸出），無須尋求解釋，否則人們總是暗中不斷地求助於內省的材料：托爾曼頗有道理指出的、在一切學習中起作用的「期望」，如果我們對它沒有內省經驗的話，就會成為一個無法理解的因素，二是取消問題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同時，無視意識的心理學就放棄了大量的事實，這些事實正因為是事實而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它們的「主體性」並不妨礙行為主義者不斷地暗中使用它們，即使他們不願在其研究的對象中看到它們。

與之相反，第三個解決辦法對人文科學的一般認識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一方面注意到內省是帶有欺騙性的這一事實，另一方面則詢問為什麼，並研究意識對認識的歪曲，因為這些歪曲構成許多現象中的一些現象，並在人們能夠希望從中抽取規律與解釋性因素的範圍內也同樣值得注意。應該指出，這種做法在一定限度內類似於物理學家的相對化做法：當物理學家看到我們在運動學範圍內採用的時間尺度不能推廣到其他範圍時，他不是把這一尺度拋棄掉而是相反將它置於共變體系之中，這樣就賦於它以有限的意義（因為錯誤僅僅在於認為它是普遍性的）。內省的情況自然更為複雜，因為除了非中心化協調的可變程度與不足所引起的系統的和普遍的錯誤（例如，只意識到運算的結果，覺察不到運算是建構過程——過去希臘人的數學思想就是如此）之外，還有來自多種多樣自我中心觀點的個人錯誤。但是，個人錯誤也遵從一些規律，把這些規律揭示出來一定很有趣味，甚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情感領域內，精神分析運動的偉大功績（即使在學說的細節方面沒有被每個人所遵循）就在於沒有無視意識，而且還想方設法將精神分析運動置於一個超越意識的動力體系之中，這體系同時解釋對意識的歪曲和作為意識特徵的有限的然而是基本的活動（例如，凈化是補救因無意識而產生的偏差的方法，也是對有意識的調節的召喚）。

在認知方面，與單一行為心理學相對立的「行為」心理學重新把意識置於功能的角度。這就說明了「行為」心理學的適應作用以及它的不足之處與錯誤。例如，克拉帕雷德把意識向有真實或可能的不適應的行動區域集中的過程稱為「覺悟規律」，他無視那些無需控制而自己運轉的機制。由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意識從四周回升到中心過程（請比較：對運算結果的意識先於對其建構能力的意識），而不是象樸素的內省所認為的那樣，意識以內心生活為中心，由此向四周擴散。行為心理學還把對時間的意識重新置於行動的運動調節的背景之中，說明了在對時間體驗的簡單直覺中一直沒有得到解釋的對時間的錯覺等等。總而言之，在許多領域內，只要歪曲自成一個問題，只要把需要解釋的事實放置在非中心化的角度，亦即我們將在E節中看到的，把主體心理學家與他作為客體研究的主體人分開（還要探討他如何做到這一點），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來都同樣神秘的意識事實就能得到解釋。

C．社會學提出的認識論問題較心理學更為嚴重。因為它研究的對象不僅是一個雖然類似於主體心理學家但卻外在於主體心理學家的主體個人，而且還是一個集體的「我們」，這個「我們」，因為主體社會學家直接地或間接地（通過其他相似的或敵對的集體）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難於客觀地達到。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社會學家本人不斷地被其研究的對象所改變，而且從他一出生就開始被改變，因為他是一個教育和社會連續發展的產品。這個觀點根本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因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確切的事例。比如帕爾多的巨著《普通社會學》中夾雜著許多政治意見，這些意見他不無天真地認為是他的科學客觀性的明證，其實是出自反對一個有進步思想的父親的後天形成的態度：這就同時表明了研究社會學避開思想意識影響的困難程度，以及從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衝突同時涉及意識及感情問題的社會環境相關的意義上的各代人之間的對立。

反過來說，社會學家也改變他所觀察的事實。這不是因為他象心理學家那樣進行實驗，——這些實驗把主體置於對主體來說是新的位置，從而部分地改變他的行為，——因為人們不可能對社會整體進行實驗。但是，恰恰就在社會學企圖把握社會這一整體而不局限於對個別關係作微觀社會學分析的情況下，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這也是微觀社會學研究本身的情況）只能在有關理論的或實用的、形而上社會學的或有關事實本身的概念方面獲得解決。而這些概念意味著與實在的某種分離，尤其是某種來自研究者的積極構造。就這樣，研究者的積極構造繪事實加上了模式，這些模式是在接觸事實之際被設想出來的或是從其他學科借來的，但其客觀化的能力，也就是說忠實地聯繫實在的各個關節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現實或無意的選擇的可能性，都是非常變化不定的。此外我們應該提出——這是為了證明社會學的認識論問題遠不是沒有解決辦法——這種對實在的積極構造是一切實驗研究所固有的，不論是物理學、生物學或社會學的實驗研究都是如此。因為無論經驗有多麼精確，沒有邏輯－數學框架就無法釋讀經驗；而且框架越豐富，釋讀就越客觀。比如，查看溫度表上顯示的溫度這一簡單行動，除了與主體無關的水銀水平在管內移動（儘管主體選擇了這種現象作為標誌，儘管他製造了溫度表）之外，還必須有整個測量系統作為前提，其中包括邏輯的類、順序、數目、空間連續體的分劃、移動群、單位的選擇等等。但是主體用來豐富客體的框架，並不使客體變形，卻反而能藉助這樣建立起來的函數關係，分離出所要達到的客觀過程。可是說到社會整體，問題就複雜得多了，因為這一整體是不可感知的，因此，為了闡明它和分析它而對變項或指數的選擇就依賴於主體社會學家的智力活動，這些活動要遠比物理學的測量複雜，因而在客觀化能力或產生歪曲或錯誤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確定。

事實上，可能的對整體的構造有三大類型（請看第三章第五節）和許多亞變型。這在一切領域內都是如此。這就一下子顯示了無意識決定的因素以及對現實起到客觀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應該說由於這些因素，社會學家對於事實的觀察總是在改變事實。他或者加以豐富而不篡改，因此應用的僅僅是概括客觀聯繫並使之在觀念上能被理解的種種框架，或者使事實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內容的圖式或多少系統地歪曲主要內容的圖式。這三大類型是相加組成型或原子組成型（社會被設想為已經具有所要解釋的特徵的個人的總和）、顯露型（社會總體產生出新的特性並把它們強加給個人）和關係總體型（從一開始就改變著個人同時還能解釋整體變化的相互關係系統）。然而，按照所有選擇的模式類型，而且是根據一般的理論理由而不僅是根據在社會群體中所受到的個人主義的或專制的教育等等而選擇（無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實必然會從它們被選擇的時刻起，以及對它們從確證到解釋的全部構造過程中，都被改變。所以，在塔爾德認為是模仿開始的地方，杜爾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強制，帕爾多看到的是遺傳本能的表現，等等；在唯心主義者認為是散布在群體中的「學說」影響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看到的是深刻的衝突，而學說只不過是衝突的象徵性反映和意識補償，等等。

但是顯而易見，如同內省錯覺提出了一個令心理學感興趣的事實問題，培養出社會學家的社會對社會學家思想的改變，以及試圖構造社會材料的社會學家以他的思想對社會材料的改變，也構成使社會學本身感到興趣——因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會事實。雖說社會學的認識論問題比心理學的更為複雜，可是它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我們將在E節中看到，通過何種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D．經濟科學也遇到同樣的困難。要證實這一點，只須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多麼強調古典經濟學是同社會階級相聯繫的一種意識的反映就可以了。結果是，一條經濟規律不管對所考察的事實來說有多麼精確，人們總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規律從屬於一個相對特殊的結構，而這結構，經濟學家又認為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養成長的，同時又是他通過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設想的話，那麼這一規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當布魯德爾明確指出，問題在於「各種結構和各種條件，而不僅僅在於物質條件的基本結構和基本條件」，在於「社會結構和條件」，直至「文明」時，他就說明了計算資料和統計資料雖然在經濟學中比在社會學中要易於收集，但對經驗的客觀釋讀以及解釋的認識論問題就其原則而論在前者和後者中仍然是同樣複雜的。

相反，人種學顯示的一個極大優點是研究觀察者並非其中一員的那些社會。但是，問題依然是要確定，觀察者面對外在於他的資料，給資料引進哪些為其構造所需的觀念工具。即使人們對弗拉來爾、列維－布律爾或列維－斯特勞斯的哲學過去和智力習慣一無所知，人們也並非完全不可能通過研究他們對神話的議論和他們對其研究主題的思考方式來加以重新構造。這時的問題是：弗拉采爾所引用的觀念聯合規律、列維－布律爾的邏輯相對論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是更接近這些學者的思想呢，還是更接近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們一眼就看出結構主義之所以比其他兩種主張更適合於事實（而且這與可能保留有列維－斯特勞斯所描述的「前邏輯」主要內容的建構主義沒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們忘掉技術，不再談論根本的異質、總的「精神狀態」……），絲毫不是因為它局限於複寫觀察資料，而是相反，因為它使事實同具有事實的輪廓、不歪曲事實而使事實能按照解釋的一般方式得到理解的那些代數－邏輯體系融成一體。

在語言學方面，所觀察的事實對觀察者的改變更要少一些，因為語言學家由於職業的關係就是一個比較學者。他並不把一切都還原成他的語言，同時他對所研究的各種語言之間的差異與相似之處都同樣感興趣。但是，在這裡我們又看到，這絲毫不意味著理論是與所要解釋的事實相符的複製品。因為，語言結構主義越向前發展，它就越走上通過邏輯－數學結構使材料得到豐富的抽象模式道路。最後，人口學是我們各學科中在主客體關係方面最少產生人文科學所特有的問題的一門學科。這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是較易於定量的資料，所以它遇到的這些既造成人文科學困難、又成為人文科學特有財富的循環或辨證情況也最少。

以上簡略提出的種種困難可能看起來是無法克服的。但是當人們比較一下科學心理學的創始階段——一門其中困難格外顯著、格外嚴重的學科，和它現在的狀況——一門逢勃發展的學科時，人們就可以完全放心，並設問人們究竟用了什麼隱秘方法達到了雖說還沒有完全克服這些困難、但卻揭去了它們的神秘面紗這一步呢？

E．這些方法在原則上是比較簡單的。但事實上由於實驗的困難而較為複雜。一種認識方式的主體被他研究的客體所改變並反過來改變客體，這樣一種情況，構成典型的辯證相互作用。可是，研究辯證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而它們恰恰也是人們通常以辨證的字眼來描述的那兩種。這就是一方面，按照相互作用的發展本身，換言之，把相互作用置於歷史的或發生的角度來加以闡明；另一方面是以不平衡和重新平衡，或者說以自動調節和因果相互作用循環這種辦法來加以分析。

例如，在心理學方面，在解釋甚或描述性地分析有關成人的行為或意識的種種事實時，最有效的分解方法就是描述這些行為從童年時代起的發生情況。這樣做有兩個道理。第一，只有對反應體系的形式加以研究才能提供原因性的解釋，因為這樣一個結構只有在人們了解到它是如何構成時才能被理解。甚至是那些動力為同步的調節也還需要了解它們是如何建立的。這裡還是一樣，對發展的研究成為解釋性的。第二，只要一個被認為屬於成人個體的結構有可能被揣想為屬於觀察者的成分多於屬於被觀察對象的成分時，對結構各個發展階段的研究就能提供一整套人們難以任意使之符合主觀理論要求的客觀參照材料。換句話說，如果被懷疑的結構只存在於理論家的頭腦中，那就不可能在主體以前各階段中發現其逐漸形成的痕迹，而如果能一步一步地追尋其形成過程，那就再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最後結果的客觀存在。

為了確定所假設的、在主體頭腦中工作的結構，確實在他頭腦中起著這一作用而不是僅僅屬於觀察者的觀念化作用，另一方法是研究結構在這一主體的行為或思想的平衡中所產生的效果。例如，人們認為能夠在七、八歲兒童的智力中分辯出由連續的摸索而建立起來的系列化結構A＜B＜C……然而，邏輯把這些系列化結構看作是非對稱關係、關聯關係和傳遞關係的順序排列。這時，只要檢查一下那些能進行系列化的主體是否也變得能從X＜Y和Y＜Z（他們看到的僅僅是這兩個事實）中得出X＜Z（沒有一起看到X和Z）的結論就可以了。這就是人們所觀察到的，而以前卻根本不是這種情況。

在幾乎不可能進行的社會學領域內，歷史方法或社會發生法在引導觀察者了解自己受何種社會潮流的影響方面起著重大作用。至於當前的危機或衝突，觀察者既是評判員又是參與者，他可以通過對社會因果形式的詳細分析得到某種非中心化。當然這種非中心化總是多少有限制的。它向觀察者說明他傾向於認為是單向的因果聯繫何以總是構成帶有反作用的環形聯繫。在這種情況下，要進行這種分析就不可能不看到社會領域或個人行為都至少有兩個方面：實際行為方面和並非總與實際行為完全相符的覺悟方面，換句話說就是，因果研究可以達到的下層結構方面和社會的個人用以說明和向自己解釋自己的社會操行的概念體系或意識體系方面。正是由於各社會學家事實上都共有的這些研究和區分，他們才達到了具體的非中心化。儘管這種非中心化提供了分解觀察者的圖式與被觀察的事實的一般方法，但仍然永遠是不完全的和需要修正的，原因是這些圖式本身是受意識的影響的。由此，某些社會學家作出結論說，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客觀性在社會學中是達不到的，只有把研究同觀察者的介入和一定的實踐結合起來時，社會學的認識才有進步的可能。但是，想要系統地意識到這一點，這個願望本身在這方面就構成區別主體與研究的客體的一種工具，因為即使在物理學中，客觀性亦不在於自己與現象無關或外在於現象，而是通過作用於客體激起現象，因為「可觀察之物」從來就只是實驗行為與實在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區別自然還是存在的，因為在物理學中，這些可觀察之物比在邏輯－數學結構中更易於測量和調配，而社會行為則要密實得多。然而，在社會學中區分了那些可度量的聯繫和那些因為只能被理論思維所達到而被某些人稱之為「形而上社會學」的整個區域之後，人們就可以希望把這兩個區域之間總是移動的界線逐漸向後推移。

經濟學也有同樣的問題。但由於經濟學使用度量比較方便，數學（或經濟計量學）的理論也更為深入，所以問題就限於調整理論模式與實驗模式（最廣義的）了。這就把我們引到了下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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