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經緯線地圖
當我們站在如今一副隨處可見的世界地圖前面，看著七大洲四大洋在眼前展開，縱橫的經緯線從中穿過，是否有些熟視無睹？還是會像孩子一樣興奮地尋找自己的位置，興起探求茫茫未知世界的念頭？
你可曾想過，這樣一幅世界地圖並不是從來就有的。
人類已知最早的地圖發現於1881年，是伊拉克考古學家發現的巴比倫世界地圖。所謂「世界」，並不是指這幅地圖描繪了真實地球的景象，而是從地球上方以鳥瞰的角度將全世界以平面的方式呈現出來。姑且不論這張地圖的準確程度（在當時巴比倫人經驗所及之外全是想像的世界），但就繪製這幅地圖的觀念來看，在2500多年以前，人類就開始以「神」的視角，「對廣袤無邊的已知世界空間施以某種秩序和結構」，這非常了不起。
【巴比倫世界地圖】
說起世界地圖的科學化，我們當然要把眼光放到地中海世界。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已經設想地球是圓的。公元前3世紀的古希臘地理學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他是當時希臘世界最重要的學術中心——亞歷山大博物館的第三任館長），他在繪製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已知）世界地圖時，使用了經緯線相互垂直的等距離圓柱投影法，據傳這是最早使用投影法繪製的地圖。托勒密則是希臘地圖學（地理學）的集大成者。
雖然經過中世紀的衰敗，在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終於幸運地撿回了希臘的科學精神。地理大發現對於航海圖的需要、中世紀晚期成熟的行會組織保障……地圖學（或者被稱為「宇宙學」）在歐洲一躍而起。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兩幅地圖當屬1507年由瓦爾德澤米勒繪製的《世界全圖》和1569年由墨卡托繪製的《世界地圖》。前者以航海家亞美利哥之名命名了美洲，成為美洲的「出生證明」；而後者，發明了墨卡托投影法，保證了地圖上點與點之間的相對位置的正確，一直被沿用至今。
【瓦爾德澤米勒的地圖——美洲的出生證】
在歷史發展的初期，中國的地圖呈現的是另一種發展路徑。
在《周禮·天官》中說：「司書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周禮·夏官》中說：「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雖然李約瑟曾經猜想中世紀整整一千年，當歐洲人對科學製圖學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中國人卻在穩步地發展自己的製圖傳統。這種猜想並非沒有根據。
中國製圖學的第一座高峰當屬晉時的尚書裴秀所作的《禹貢地域圖》，藏於皇室秘府之中。與托勒密在地圖學上的貢獻相似，裴秀也提出了製圖的方法論——製圖六體：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裴秀的地圖沒有保存下來，可並不缺乏繼承者。在西安發現的一張宋代所繪的《禹跡圖》與明代時羅洪先、葉春及等人所繪的地圖，都沿用了這種方法。
【華夷圖、禹跡圖】
【羅洪先所繪廣輿圖】
中式地圖的繪製並不依靠在地球表面想像出的經緯線，而是一種橫豎交叉的網格線「計里畫方」。這兩種不同的繪圖法，反映的是兩種本質上不同的思維方式。「經緯網格通過緯度和經度確定地點相對於地球表明其他地方的位置；『計里畫方』則並不想要將球體投影在平面上，而只是為了便於計算距離和地區面積」。經緯線便於尋找和開拓（海）商路，而中國網格便於測量（農業土地）面積和邊界防守。
到了晚明，出現了一個在地圖史上重要的事件——傳教士把西方的繪圖法帶到了中國。
浮塵得筏見真玄，盛世同文更豁然；
萬國輿圖收掌中，一元星曆燦璣穿……
這首詩收錄於《熙朝崇正集》——一部福建文人贈送給西方傳教士的詩集彙編。作者在文中感謝的是傳教士帶來了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世界地圖」和更先進的天文曆法。
利瑪竇描述說：
「當他們頭一次看到我們的世界地圖時，一些無學識的人譏笑它，拿它開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卻不一樣，特別是當他們研究了相應於南北回歸線的緯線、子午線和赤道的位置時。再者，他們得知五大地區的名稱，讀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風俗，看到許多地名和他們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這時候他們承認那張地圖確實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狀。」
同時，利瑪竇為了將中國地圖介紹到歐洲，還著手用西式投影法改繪中國地圖。這得益於他早年在耶穌會羅馬學院修習的幾何學（瓦爾德澤米勒與墨卡托也都是神學院出身）。從肇慶開始，利瑪竇刻繪了多幅《世界地圖》，然而中國人並不理解投影法的原理（1606年徐光啟才開始和利瑪竇學習幾何學，並翻譯《幾何原本》），也就無法掌握繪製世界地圖的核心方法。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人也並不需要經緯線和投影法。16世紀，歐洲的地圖已經變成上流社會時髦的裝飾品，正如維米爾所畫的那樣，一副精美的地圖可以彰顯主人非凡的魅力，而一份先進準確的航海圖更是各殖民公司花重金爭搶的寶貝。而在中國，地圖依然要被保存在官府之中。皇權授命於天，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地圖中隱藏著皇權的秘符，必須穩妥地保管，不能輕易示人。地圖對於中國統治者來說，就是為了彰顯統治以及收取土地稅。
【畫家的畫室，維米爾】
而且，中國人更相信文字的力量。這一點體現在繪圖方法上非常明顯。拿裴秀來說，他所繪製的地圖並不是根據實際測量的結果，而是為歷史文獻——《禹貢》添加全新的、更新過的歷史資料。而唐代的賈耽則明確指出：「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認為只用視覺圖像描繪自然地理是有局限性的。到了宋以後，更是重經（文字）不重圖，地圖放置在卷首或是「附錄」部分，甚至根本不配圖，只有大量的文字記載。
直到康熙年間，因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的需要，在西方傳教士的幫助下，中國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根據梯形投影繪製的經緯線地圖——《康熙皇輿全覽圖》。
地圖不僅是一張紙，它承載人類觀看地球以及自身的意識和歷史。從地圖著手，重述人類觀念史的作品很多，僅我手頭就有西門·加菲爾德的《地圖的歷史》、卜正民的《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等，而後浪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則更為這一序列添色不少。
正如書名所傳達出來的，這本書既不是製圖史，也不是地圖的歷史，而是一本通過十二幅世界地圖講述世界史的書。書中精選的十二幅世界地圖來自不同歷史階段，出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的製圖師之手。作者向我們揭示，地圖遠非客觀的真實記錄，而是受到一時一地的觀念和動機的左右。通過解讀地圖背後的觀念和動機，我們可以窺視製圖師所處時代的風尚與精神。每一幅都蘊含著某種重大主題，從科學、政治、宗教、帝國，到地理大發現、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皆為世界史發生重大變革的關節點。
在這段圖像背後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們呈現了人類長久以來的一個渴望，那就是將地球完美地呈現在二維平面上。但是，無論因為客觀條件所限，還是主觀意識的干擾，這始終是人類難以達成的夢想。在作者的解讀中，作為人類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圖，成了「人-圖像-世界」三位一體的稜鏡，折射出人類的歷史進程和精神歷程，描繪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體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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