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博的前世今生，賭桌上的社會百態

整理：周官雨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賭博，即用財物作注、以一定方式爭輸贏的遊戲。作為一項古老的消遣娛樂活動，賭博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

骰子大概是歷史最悠久且一直流傳至今的賭具了。美索不達米亞出土過一枚公元前2750年的陶制骰子，古印度的摩揭陀王國王都的遺址上也曾出土過一枚紅陶骰子，大約是公元前六、七世紀的遺物。兩河流域的骰子曾在歐洲風行一時，直到紙牌的出現才取代了它最受歡迎的地位，後來又出現了賽馬、輪盤等等，以及古羅馬時期賭人性命的血腥格鬥。

中國最早的賭博遊戲名曰「六博」，相傳是夏朝末期一個名叫烏曹的人發明的，傳至後世，於西漢時期達到鼎盛，在鳳凰山、馬王堆、大葆台等多個漢墓遺址中都出土了隨葬的博具。除六博外，鬥雞、走犬、擲骰、弈棋、投壺、牌九等傳統賭博活動從周朝開始競相出現，不一而足。

東漢六博俑

賭博作為一項有競爭色彩的遊戲，又有利益財物牽涉其中，自出現之日起就釀成了無數慘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魯國貴族季平子與郈昭伯都酷愛鬥雞，常相約比試。季平子為取勝，偷偷用芥子粉弄瞎了對方雞的眼睛。郈昭伯發現後決定報復，他在雞爪上安了銅鉤，果然把季平子的雞打得大敗。季氏大怒，私自侵佔了郈氏的土地，後者也不甘示弱，和臧昭伯一起到魯昭公處告狀。魯昭公向來忌憚季氏，欲趁機將其除掉，季氏請降而不得，便聯合了三桓的其他兩家——叔孫氏和孟孫氏，共伐魯昭公。昭公不敵，失國而逃，郈昭伯也被處死了。古有因賭博而國破家亡者，今也有人因賭博而人財兩空，例子不勝枚舉。

本期外刊掃描將帶大家回首賭博盛行的近代早期，聚焦最早開始資本積累的地中海世界，以西班牙馬德里和義大利威尼斯兩地為例，以歷史的縱深為鏡，透析賭博這一頗具爭議的娛樂活動的前世今生，以及賭桌上的人生百態。

1

馬德里賭場的馴化與管理

整理自："Outside Bets: Disciplining Gamblers in Early Modern Spain", Hispanic Review, 2009.

作者：Enrique García Santo-Tomás

賭場是近代早期西班牙語小說最常涉及到的地方之一，但關於它的專業研究卻明顯缺失。開山之作應屬讓-皮埃爾·艾提安維爾（Jean-Pierre Etienvre）的《遊戲的人：西班牙紙牌遊戲的辭彙語義研究（16-18世紀）》（Figures du jeu: études lexico-sémantiques sur le jeu de cartes en Espagne ）。誠然，近代早期的很多賭博用具和方式在今天已經被徹底淘汰了，但是就如同研究一門死語言對了解一個文明十分必要，對正史中名不見經傳的賭博的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還原，至少是投影出近代早期西班牙娛樂生活和社會生態的模糊面貌。與賭博相配套的貸款、債務和信貸額度等在一套特定規則之下重新組合，逐漸形成了與常規經濟運作並行的地下經濟，以及地下經濟所支撐的西班牙社會的灰色地帶。

賭博最早只是作為一種娛樂消遣而出現的，因其道德上的非正義性和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使它賭博經常被批判。在當時，賭博就被虔誠而清貧的信眾視為城市的另一種「性病」。但在本文作者眼中，賭博這項消遣活動不僅僅涉及到道德問題，作為一項確實存在的社會現實，它所代表的是一種「馴化的機遇」（domesticate chance），即通過非常微小和偶然的上升可能來吸引牽制大量的不穩定分子，並最終促成了一個特殊群體的凝聚。賭博作為當時社會運行的一個環節，並不完全是破壞性的活動，而是連接了信貸、消費、城市空間和不同階層人群的節點，是了解近代早期西班牙城市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當時的寫作中對賭博的描述正是解釋這些問題的文本材料。賭徒、賭場、開賭局的人等場所和形象在近代早期西班牙文學，尤其是小說中出現的頻率十分驚人，充分反映出賭博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一大弊病，特別是對公共事業的破壞性影響。

由政治哲學家和政治改革家組成的統一戰線通過法律話語建起了一道抵禦賭博的高牆，尤其是薩拉曼卡學派（School of Salamanca）出身的被稱為「規劃者（Arbitristas）」的一批17世紀改革家，編寫了很多旨在加強打擊秘密賭博的措施建議。這些文本觸及法律、醫學和經濟問題，甚至有的涉及到了現代學科分類下的病理心理學。然而魯斯·肯尼迪（Ruth Lee Kennedy）的研究認為，「從國王到普通人，幾乎每個人都（對賭博）著迷了。」他給出了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的經典例子，這位改革派官員在任時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將取締所有賭場，然而在實踐中卻發現這根本不可能，不僅因為賭徒人數眾多，而且因為很多賭場都是由大貴族在背後把控，無法撼動。近代早期西班牙對賭徒的管束註定會失敗，就像現代輪盤賭的術語一樣，只能是一個外圍注（outside bet）。

早在1275年，阿方索十世（Alfonso X de Castilla，卡斯蒂利亞國王，統治今西班牙北部）就曾頒布有關賭博的法令。葡萄牙國王若奧一世（John I of Portugal）也曾於1387年宣布禁賭。賭博具有讓人上癮的吸引力，一直被視為貴族福祉的威脅。而到了17世紀，人們則認為賭博帶來的快樂和激情會分散人們對日常生活中嚴峻考驗的關注。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三世（Felipe III，1598年—1621年在位），本身就有根深蒂固的賭癮，在他統治期間，馬德里的賭場差不多跟妓院和教堂一樣多。管理賭場成了最讓市政議會頭疼的問題。當時名噪一時的大貴族納瓦斯侯爵（the Marquis of Navas）和比利亞梅迪亞納伯爵（the Count of Villamediana），都因為賭博成癮而發生了多起醜聞，並最終被驅逐出馬德里。腓力四世（Felipe IV）時期，賭博的問題主要影響到了政府中最重要的兩個立法機構——對市政廳的城市決策者來說，情況尤其糟糕，因為這些夜間的賭博聚會經常會與暴力和死亡掛鉤；而對於教會的糾問製法庭（Inquisitorial tribunals，指當時盛行的審判官集調查、控訴、判決於一身的司法制度），雖然他們不需要直接處理這項活動，但是拿家庭財富和個人信譽去賭博不僅威脅到教區居民的福利，也會動搖社會的基本原則。

近代早期開始風靡的紙牌遊戲

賭博在十七世紀前所未有的普及，需要放在一個更加廣泛的視角下看待，即商業社會的興起。商業社會帶來了更為標準化的、通用的價值衡量準則，賭博也成為了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的縮影，在機會遊戲中的投機和風險正是經濟生活中的投機和風險的必然反映。新殖民地的開發提供了市場，數學、算術等學科的重要發展又給了人們理論自信，譬如胡安·佩雷斯·莫亞（Juan Pérez de Moya）的著作《算術練習和投機性》（Aritmética práctica y especulativa, 1562），以及1582年馬德里數學學院的創立。格爾達·瑞思（Gerda Reith）指出，「國際貿易的擴大，貨幣經濟的發展，可能性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數字的上升，蓋然論的世界觀（probabilistic Weltanschauung）不再只限於偶然性的理論檢驗，也可以帶來偶然的切實享受。」 腓力四世繼承了「享受偶然」這一觀念，儘管他被迫於1641年重新發布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規定的禁止賭博的法令，但實際上，在他統治期間，政府每年都會通過給寡婦和退伍軍人頒發管理賭博窩點的許可證，徵收到大約50,000金幣。耶穌會的佩德羅·德·古斯曼（Pedro de Guzman）是當時著名的道德家。儘管他驚嘆於馬德里的商店裡賣紙牌等賭博用具的數量之多，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賭博是一種「必要的惡」，因為它確實保證了許多人和機構的生存。就像名義上的蠟燭製造商公會（Estanco Real de Naipes），需要依靠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的製造和出售撲克牌來維持收益。對於無數無業游民和機會主義者來說，賭博幾乎變成了一種慈善化的活動。在機構冗雜、效率低下、人情冷漠的馬德里，賭徒之間同病相憐的兄弟之情反而成了一種可靠的聯繫。

賭博這種「機遇」就像一個天然的均衡器，可以溶解界限和等級，從這個角度來講，紙牌遊戲和死亡倒是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正是因為存在著道德與現實的矛盾，賭博問題才引起了很多支持者或反對者的討論。部分強烈反對者大多從宗教和道德的角度義正言辭地進行批判，要求政府和法庭以身作則，嚴厲打壓賭博活動。他們尤其對教會和軍隊中的賭博現象深惡痛絕，將其視為腐蝕靈魂和力量的魔鬼。相對溫和的反對者則多從賭博對國家財力和社會經濟的影響出發考慮問題。然而，大多數的文本卻對這種機遇的遊戲和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表現出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就像已經被推翻的戲劇演出和性醜聞之間的不明關聯，很多作者認為賭場和賭博就像任何其他的公共空間和活動一樣，並非天生邪惡。問題不在於賭博本身，而在於那些參與的人，更確切地說，在於那些願意為了一個賭注的運氣而將自己的財富作為籌碼的人。在這一方面，邁克爾·薩姆（Michael Scham）做出了一段頗為精闢的論述：

賭博的核心問題是，以紙牌遊戲為代表的賭博活動，其目的性原則都是為了獲取物質利益。這個目標摧毀娛樂和工作之間的重要區別，從而影響了遊戲的自主性。通常認為，物質利益屬於工作領域，而遊戲一般都是純粹的娛樂活動（即良性地逃避現實），或是為了培養某種實用的技能（例如狩獵）。把經濟利益摻雜到遊戲當中必然會產生了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對於賭博的看法其實是比較深刻且客觀的。消遣活動的娛樂性和危害性之間的主要區別就在於物質利益的牽扯，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的評論和建議文章中屢見不鮮。基於此，很多人提出了有關賭博的操作模式的有趣建議，例如托瓦里納和戈萊茲（Tovallina y Gorráiz）。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賭博活動的具體意見，包括：未成年人和士兵都應遠離賭博窩點，違者罰款600個金幣；復活節期間禁止賭博，而且賭博窩點應該在午夜前關閉；為保障公平，他建議禁止給服務人員小費；撲克牌等用具應保持清潔並定期更換，而且必須使用賭場提供的賭具，以此來確保衛生；不以錢以外的東西做賭注，同時也要限制甚至關閉信貸，盡量控制賭博涉及到的物質利益。他還提出了多項有助於徵收賭博賦稅的方案，比如賭場需設置交易記錄公告板，公示財物流動，並主動上報給政府官員。同時他還主張，賭場應捐出收入的一小部分給當地教區，從而引導現有經濟真正走向慈善機構。

通過這些建議我們不難看出，托瓦里納和戈萊茲的提議具有相當的現代性。他們真實地審視有關賭博的一切環節，正視潛在的苦難和機遇，提出了一個相對「合理」的賭博活動的圖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從醫學、經濟和道德的綜合視角出發，既限制了可能發生的危險，又保留了這種流行的消遣方式。雖然算不上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從可行性和預期效果上考慮，這無疑是最為有效的辦法。從使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定義了賭博在機械化的城市運行中的作用。

馬德里 西班牙皇宮

正如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他的經典著作《遊戲的人》（Homo Ludens）中說的那樣，近代早期投機賭博的狂潮，在社會上層尤為嚴重，背後的歷史原因就是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因為財富和社會資本轉化隨著經濟形態的轉變而愈發不穩定，投機成為了一種發泄，就像巴洛克時期不在乎未來的奢侈。資本主義經濟的到來引發的全新的商業交流的邏輯和嘗試刺激了原來的既得利益者愈發脆弱的權威，強烈的不安全感是導致他們孤注一擲的重要原因。在上層文化的「引導」下，面對同樣變革壓力的基層社會，也發生了類似的心態和行為的轉變。而那些有著真知灼見、願意建言獻策的人，清楚地看到了賭博活動背後緊張的社會階層和經濟關係，通過巧妙的設計保持了馬德里有彈性的快樂，正如我們今天的博彩行業。他們不僅為賭場描繪了一個新的藍圖，更重要的是，通過回應如何清洗社會中的「污染」元素，他們提供了一個統治國家解決問題的新思路，避免了「一刀切」帶來的極端化的危險，還順便諷刺了以教士為代表的言行不一的兩面派。和賭博一樣，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城市生活還有很多細緻入微的景觀值得發掘，比如吸煙、喝巧克力奶、吃粘土等等。這些看起來不足一談的行為，都是當時高度儀式化、普遍化的活動，廣泛地了解將幫助我們更好地勾勒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城市圖景。

2

賭徒格拉齊的審判

整理自："Deceit and Sincerity in Early Modern Venic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05.

作者：James H. Johnson

從十八世紀初開始，義大利北部的所有貴族賭徒都開始交換關於一個精通賭術的陌生人的故事。據說他財大氣粗，經常以可疑的手段取得規律性的勝利，他的裝扮也十分顯眼，總是穿著高貴的長袍和黑色的斗篷。大家都猜他是個貴族，可能來自威尼斯或米蘭，但名字不確定，可能是格拉齊（Gerachi）、吉拉爾迪（Ghirardi）或里扎爾迪（Rizzardi），偶爾名字前面還會加個頭銜，比如侯爵、騎士或教授。相傳他是一個紙牌高手，憑藉純熟的賭技逐漸混入了貴族圈。憑藉自己魅力和機智，他結實了很多喜好賭博的貴族，騙走了他們的錢。他身上藏著備用的紙牌，可以通過劃痕和剮蹭來篡改紙牌的信息，他還會買通酒店的男侍者，幫自己在遊戲過程中掉包。當這個神秘人物的前任僕從出現在公共面前時，大家的懷疑才終於得到了確認。這個僕人名叫卡洛·貝希亞（Carlo Besia），他向強大的威尼斯反瀆神執行會（Esecutori Contro la Bestemmia）提交了對自己主人的指責，同時出版了此人在都靈和熱那亞行騙的詳情和行蹤。

根據貝希亞信中指出的情況，托馬索·格拉齊（Tomaso Gerachi）並非威尼斯貴族，只是一個來自維羅納（Verona）的平民，通過偽裝來引誘和欺騙貴族。在米蘭，他假裝自己是律師，名片上赫然寫著「法學博士，法學顧問」。在其他地方，他有時會偽裝成一個名叫唐·托馬索（Don Tomaso）的牧師。就在貝希亞提出狀告之後不久，執行會又收到了另外兩封信，分別來自威尼斯的貴族維特爾·道芬（Vetter Dolfin）和安傑洛·康達里尼（Angelo Contarini），他們狀告格拉齊欺騙了他們。如此一來，證據確鑿且豐富，執行會判定格拉齊有罪，並在調查結果中寫道，他的罪行是「偽造自己的真實身份，挑戰法律的權威」。時至今日，貝希亞的狀告信依然和本案的其他證據一起，躺位於威尼斯的執行會檔案室。按照檔案記載，這個因為賭博行騙而被抓捕的普通人所接受的懲罰，遠遠超過了普通的詐騙罪。整個案件的審判過程，充分暴露了一系列十八世紀的威尼斯敏感的問題，包括賭博在上層社會的流行、面具之下社會等級的混亂，以及一種新興的身份觀點，即以一個更具延展性的自我代替僵化的社會角色定位。

18世紀威尼斯地圖

威尼斯的商貿經濟極為發達，但是政治體制卻很僵化。雖然它名義上披著共和國的外衣，但實際自1297年頒布「封閉領」以來，統治權力就一直被一個固定的貴族階層所把控，一直到18世紀，每個威尼斯人的生活軌跡都是在出生之時就已確定。而反瀆神執行會就是維護威尼斯宗教、道德和社會生活秩序的重要機構。反瀆神執行會成立於1537年，此時，飛速發展的土耳其的影子已經投射到了威尼斯的海外帝國中，成立執行會就為了控制由於雙方勢力碰撞而可能導致的對基督教侮辱性的言行。在此之前，在司法方面的最高權力機構一直是由大議會選出的「參議會」（Consiglio dei Pregadi，可直譯為「哥斯基里奧·迪爾·皮格迪」），以及成立於十四世紀「十人議會」（the Council of Ten）。後者主要是監視貴族，防止有人投敵叛國。隨著參議會權力的逐漸擴大，執行會便被分拆出來，專門負責監視民眾與信仰和道德有關的活動。到了格拉齊所在的十八世紀初期，執行會的權力已延伸至戲劇文學作品的審查、公共賭博聚點的監控等。它的觸角已經伸到了社會最底層，曾經逮捕審判過的犯人包括用惡毒的語言詛咒他人的妓女，無處不在的出售淫穢版畫的地下書商，還有在禱告過程中被舉報不夠虔誠的普通人。這些被稱為道德的罪行處置權力屬於政府而不是教會，可以想見，在近代早期的威尼斯，統治者對私人生活和公共管理之間的密切聯繫的高度關注。

經過執行會一系列的調查、申辯、審判，格拉齊最終被判有罪，被關入了條件最惡劣的地下牢房。那裡沒有窗戶，水深常常沒過膝蓋，而他將在這裡呆上幾年，甚至十幾年。懲罰的嚴重性表明，該案不僅僅是一個普通人違反著裝要求按貴族的裝束打扮自己，也不僅僅是一個賭徒利用高超的賭技騙取錢財。當格拉齊依靠衣著和姓名行騙時，他不單背叛了自己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還侮辱了被他蒙蔽的貴族階層，在統治機構看來，這種違背天賦身份、擾亂社會等級的行為，已經足夠對社會秩序產生威脅。根據倫左·德羅薩斯（Renzo Derosas）的統計，類似的案件在1642年至1657年期間共有61起，罪名並非褻瀆神靈，而是普通民眾對貴族「不敬的表現」。格拉齊的案子特殊之處在於，他通過賭博這個平台，一定程度上進入了貴族圈子，騙取財富之後又悄然逃跑，其嚴重程度要遠超那個只能在社會邊緣咒罵的大部分平民。

托馬索·格拉齊在二十齣頭的時候就引起了其他賭徒的注意。他個子矮小，看起來略顯柔弱，但是在玩牌上卻極為聰慧。一名被他騙過的受害者甚至稱他為「拿了一副撲克牌的西塞羅」。此外，格拉齊也足夠心狠手辣。在米蘭的時候，他曾寫信威脅一個沒有及時支付賭資的人，他寫道：「我希望我的要求能儘快得到滿足，否則我會做些不能寫下來的事情，事關你的家人在義大利的安全，比如你孩子的安全。我勸你不要輕舉妄動，否則我會讓你見識見識托馬索·格拉齊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對於格拉齊本人來說，也許他並沒有意識到與貴族賭博是對社會等級的重大挑戰，而只是出於行騙的目的希望每次出手都能有豐厚的收穫。可惜的是，他的無心卻正撞上了統治階層敏感的神經。

戴著面具出行的威尼斯人

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公平賭博比賽具有反轉社會層次結構的潛在影響。狄德羅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說：「賭博是什麼：天底下沒有比它更完美地規定了男性之間的平等。」喬納森·沃克（Jonathan Walker）對威尼斯公眾博彩廳的研究表明，各種不同的賭博遊戲規則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化的禮儀規範，這在社會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賭博可能會破壞家庭的財富和顛覆社會秩序的，也可能會破壞節制和自我控制的美德；但是它有助於財富在不受管制的經濟體制之外流動，打破了階級的壁壘。沃克寫道，「在這裡，賭博和紙牌遊戲簡化了問題，它們就像是社會生活中的股份。」根據法律，在十八世紀的威尼斯公共賭博廳，每一個來到的人都必須戴上面具。這個極為特殊的規定就是為了防止社會秩序突然逆轉的危險。如果真的出現了巨大的利得或損失，面具可以隱瞞究竟誰輸誰贏，也就削弱了財富變化的影響。象徵性的面具本身也承擔著區分貴族和平民的責任。它保護高貴的行列，並臨時性地維持著統一階層內部的平等，確保社會秩序明晰且穩定。如果賭徒沒有了面具這個足以挽回顏面的強大保護，很難想像在威尼斯這個等級森嚴的地方，可以實現男性和女性，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貴族和平民，以及威尼斯人和外國人的真正混雜。

然而，再精緻華麗的面具也只能維持表面的和平。面具之下，不同等級對既有制度的衝擊都成為了當時威尼斯所面臨的巨大的社會威脅。這也是十八世紀威尼斯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無法避免的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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