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打了今天哪些經濟學家的臉？

1940年8月2日，歷經一個多月的顛沛流離，幾經周折之後，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終於踏上了美國的土地。然而，這位一年多前仍與歐洲政要談笑風生，而幾位弟子也早已就職於北美名校的猶太逃亡者卻發現，自己在這異域不僅不為人知，甚至要覓得一份滿足溫飽的體面生計也希望渺茫。從1940年到1945年，從西海岸輾轉到東海岸，最終方在紐約大學（當時該校還算不上一流大學）獲得了一個非正式的「訪問教授」資格。落寞之餘，這位客居他鄉的老人一方面開始學習語言、積極融入新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則開始提筆回憶自己在歐洲的崢嶸歲月。待其去世五年之後，這本回憶錄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時付梓。這位老人，就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這本書，就是《米塞斯回憶錄》。

《米塞斯回憶錄》。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於奧匈帝國的倫姆堡，貴族、猶太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德語地區，同時貼上這兩個標籤就幾乎註定了此人一生將命運多舛。1900年米塞斯就讀於維也納大學，1906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其間他閱讀了奧地利學派奠基者門格爾（Carl Menger）的代表作《國民經濟學原理》，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經濟學。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米塞斯積极參与門格爾的傑出弟子、曾三度出任奧地利財政部長的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所組織的研討班，並成為主要參與者。1909年，米塞斯開始進入維也納商會工作，直到1934年為止。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貨幣與信用理論》（德文版原書名為《貨幣與流通手段理論》），該書奠定了他作為現代奧地利學派領軍人物的地位。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早期，是米塞斯影響最大的時期。在學術工作方面，由於對貨幣問題的深刻洞見和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精準預測，米塞斯聲名遠播，甚至連時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的羅賓斯（Lionel Robbins）也不遠千里飛往維也納參加米塞斯組織的私人研討班；在社會工作方面，米塞斯則做了兩件最重要的事，一是阻止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二是儘可能遏止奧地利的惡性通貨膨脹。然而即便如此，身處當時社會環境下的米塞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圈外人：在學界，維也納大學對他關閉了大門，他只能作為一名無薪講師（後來升級成沒有薪水的編外副教授）授課；在政界，作為時常為政要提供建議的非正式顧問，米塞斯的正式身份其實僅僅是商會書記辦公室的一名小職員而已。1934年，意識到政治形勢日益嚴峻的米塞斯接受了日內瓦國際研究學院的教職，離開了生活將近四十年的維也納。1938年，納粹軍隊進駐維也納的當晚，米塞斯的住所就被查抄。等到法國淪陷後，米塞斯終於同意了他妻子的建議，移民美國。

如本文開篇所述，米塞斯到達美國的初期經歷了一段陰鬱的低潮期。一個年近六十的老者，失去了一切，還要依靠自己的學生和朋友接濟度日，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致命的打擊。然而米塞斯卻並未放棄，大約從1943年開始，在他身邊又開始重新聚集起一批新的學生、好友和仰慕者，同時紐約大學和經濟學教育基金會的兩份工作也解決了他的生計問題。米塞斯重振旗鼓，將維也納的私人討論班傳統帶到了紐約曼哈頓的地下室，將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帶到了美國。1969年，在米塞斯年屆八十八歲時，美國經濟學會授予米塞斯「榮譽會員」的稱號，但也僅此而已。對當時的美國學術界來說，米塞斯仍然是局外人。聚集在他周圍、受到他思想吸引的，大多不屬於學術圈，而是商人、律師、醫生或者其他領域的人士。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去世，享年九十二歲。

米塞斯。

如何評價米塞斯，學界一直存在著兩極分化。在奧地利學派學者心目中，米塞斯是「奧地利最偉大的靈魂」，「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無論怎樣強調他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作為米塞斯的學生、好友兼同事，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將米塞斯譽為「我們這個時代在經濟學和社會哲學領域最富創見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廣博，「甚至連亞當?斯密也難望其項背；能夠與他相提並論的只有伏爾泰、孟德斯鳩、托克維爾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這樣的大思想家」。而在奧教分子——特指那些絲毫不理解經濟學，卻熱衷於意識形態、立場鬥爭的奧派粉絲——眼中，米塞斯更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社會科學理論到米塞斯這裡就達到了完滿，「人的行動學」（Praxeology）是當下人類智識水平不可逾越的巔峰，任何對米塞斯理論的質疑都是異教徒惡毒的攻擊。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流學界，米塞斯依然默默無聞，甚至還有些聲譽不佳。大多數正統的思想史教材中，根本尋不見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經濟學專業人士也僅僅是知道有這個名字而已；即便偶有少數教材提及米塞斯，說得最多的不過就是有關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問題，而且基本上沿襲思想史權威布勞格（Mark Blaug）的觀點，認為在這場發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論戰中，米塞斯是輸家。儘管該論斷全然罔顧中央計劃經濟在二十世紀後期全面衰退的事實。

公允地講，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米塞斯的貢獻至少有三。一是他在門格爾、龐巴維克和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的理論基礎上，原創性地提出一套貨幣與商業周期理論。米塞斯補完了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中缺失的一章，將貨幣納入龐巴維克的「生產過程理論」中，並追隨維克塞爾的腳步，解釋看似中性的貨幣為何會產生非中性的效果。米塞斯第一次運用效用理論來證明貨幣的本質，闡述企業的投資決策、銀行的信用擴張以及政府的貨幣政策等諸因素如何會導致社會系統性的經濟波動，從而為宏觀層面的商業周期理論建立起微觀基礎。二是堅持以動態方法來處理現實世界的經濟事態，從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角度來理解競爭性市場。在米塞斯看來，競爭性市場的本質是每一位有目的的理性行動者在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境況之下，如何有意識地去發現「盈利機會」的過程。所以米塞斯反對新古典的靜態均衡概念，認為不存在客觀意義上的資源最有效配置，只存在某種短暫的「休憩狀態」（state of rest）——此時沒有任何人可以通過進一步的交換來改善自身的境況。計劃經濟計算正是因為試圖以一種機械的最優化方式來配置資源才註定失敗。而「價格機制」、「企業家精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場規則並不等同於市場本身，它們只是行為人賴以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工具。三是米塞斯最早在經濟學領域提出了博弈的思想。米塞斯在解釋價格機制如何發揮作用時明確指出，憑藉市場價格傳遞出的信號，能夠讓行為人在做出經濟決策時也考慮到他人的決策，從而實現人與人交往行為的自發協調。二十年後，他的學生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一起合著了《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944），正式將博弈理論引入經濟學。

時至今日，上述貢獻早已被當前經濟理論所吸納，無論主流學者是否意識到這些思想其實最早都是由米塞斯所提出的。

撇開特殊的時代因素不論，米塞斯這種被主流學界拒斥的境況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其性格，米塞斯通常給人一種刻板、嚴苛和教條的印象。韋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筆下的米塞斯就是一副挑釁式的形象，「米塞斯鼻子長，性格自戀，難打交道，留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直到晚年也沒弄明白為何當年在「朝聖山學會」的會議上米塞斯要怒斥他是「社會主義者」；連米塞斯的嫡傳弟子有時候也要戰戰兢兢，因為一些觀點的分歧會導致米塞斯大發雷霆，甚至好幾年都不再和他們說話。

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主流經濟學界對米塞斯著作中那種異樣的執著心生厭惡，「他的充滿感情的風格並不為支持經濟學學科的非意識形態的、科學方法的許多經濟學家所喜歡」。所以布勞格毫不諱言米塞斯「後期關於經濟科學基礎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們懷疑是否有人已經認真地對待過它們」。簡而言之，在絕大多數經濟學者眼中，米塞斯的經濟學完全不符合當今的學術標準。

米塞斯著《貨幣與信用理論》。

如果我們不了解米塞斯思想的背景，就永遠無法理解他同主流經濟學家之間矛盾衝突的根本原因，而《米塞斯回憶錄》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在這部回憶錄中，米塞斯極少談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儘可能地向世人展示自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讓我們能夠通過米塞斯自己的剖析來重新認識他的思想世界：

面對不可避免的巨大災難，人們將會怎樣生活？這是一個關乎性情的問題。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按照慣例，選擇了維吉爾的一句詩作為我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在戰爭時期那些最黑暗的時刻，我回想起這句詩。我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絕境，面對那種處境，理性的深思熟慮完全無濟於事；可是接著，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救贖隨之降臨。甚至現在我也沒有失去勇氣。我願意去做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會倦於述說我所認為正確的事情。

——這是整部回憶錄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透過這段內心獨白，我們彷彿能觸摸米塞斯潛藏於倔強外表下的脆弱靈魂，感受到他為何要以一種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戰鬥。

有些學者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遺忘米塞斯，主要是因為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完全無視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這樣的評價並不能說有失公允，但只是道出了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米塞斯一直在拒絕二戰以後經濟學研究的轉向，「對運用數學方法工具的珍視遠甚於對概念清晰度與深度的關心，對經驗的可預期能力的重視程度遠高於對理論本身的『理解』，對政府積極的、用心良苦的經濟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強調要遠重於對市場『看不見的手』自發形成的規律的強調」。

二十世紀，是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大爆炸的時代。相應地，知識生產也從曾經的手工作坊模式變革為工廠流水線模式。這種轉變的優勢無需多言，但也會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莫過於其消弭了個性化學術研究所帶來的知識異質性：當今世界各著名學府中「標準化的」學術生產線，活生生地將大批潛在的天才頭腦逼成了工匠木腦。

按照當前標準化的學術考核程式，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必須能夠學以致用、關注現實；倘若無法致用，也要能夠方法上有所創新；如果連方法創新也不可得，那麼就在形式上搞搞創意，博取眼球。

於是乎我們就看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社會科學光怪陸離的發展。應用學科獲得了無可比擬的優勢，社會科學工作者也要學學道士下山，小則可為顧問，大則可成國師。而躲在象牙塔中的少數派孜孜於搜羅各類自然科學「新方法」，從早期的數學、經典物理學和生物學，到熱力學、量子力學和腦科學，乃至活體實驗、計算機模擬模擬、大數據分析等方法也悉數收錄，以期理論上有所突破，卻完全無視數學、物理學背後的抽象邏輯，更罔顧自然世界法則和人類社會規則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最不濟的，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也可以走網紅道路，做明星學術：比如我不說「風險和不確定性」，而是討論「為何毒販子要和老媽住一塊」；我不關注「需求和偏好」，而是關注「失足婦女如何對不同人種的嫖客定價」；或者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韙，來證明大眾常識（common sense）在大多數時候都是錯的——儘管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證明專家錯得更多、更離譜。

這樣的趨勢將經濟學研究的重心從「強調純粹且普世之真理」轉移到了「單純描述現象」。曾經的李約瑟之問還要深究東西方技術和科學發展差異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究竟是什麼，而今學者則沉迷於描述氣候影響了社會制度、紅薯減少了農民起義、土豆促進了人口增長……並且認為前者這類定性分析意義模糊、缺少證明，是不「科學的」；後者量化分析更為精確，有數據，有規範計算，所以是「科學的」。

然而這是錯的。強調諸多外在因素的所謂定量分析不過是曾經的「地理決定論」的升級版。如果人類社會的發展只是形形色色外在因素擺布下的結果，那麼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有何區別，人和棋盤上的棋子又有何區別？更何況按此推論，適應能力超級無敵的「小強」豈不是早就應該在自然進化過程中淘汰人類了？

米塞斯與哈耶克。

只注重可量化的現象描述，讓經濟學在充斥著無比複雜的數學公式、圖表和計量分析的同時反而變得淺薄。世人哪怕再無知，也不會相信當年的奧斯曼土耳其停止西進是因為基督徒的國王娶了穆斯林妻子；而大饑荒起始於革命後代謀求晉陞機會，終止於個人生理健康原因——體質差的人都死光了；至於從河流支線的數量來估摸城鎮數量這類把戲，數百年前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數倫敦城煙囪的時候就玩過了——他用煙囪的數量來估計倫敦的城市人口數量。

用米塞斯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的了，「經濟學家的最低標準就是必須能夠辨別種種謬誤，並給予決定性的反駁」。所以無論世界學術潮流如何變化，個人生活如何波折，在他商會的辦公室，在街邊的咖啡館，在陰冷潮濕的曼哈頓地下室，米塞斯始終在堅守自己的信念。當四周無人願傾聽時，他默默地將之記錄在回憶中：你願意為真理——即便是自己所認為的真理——付出多大的代價？

米塞斯盡其一生，只是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做一名正確的知識分子。這裡所說的「正確的知識分子」，不是價值判斷，更非道德評價，僅僅是說知識分子唯一的職責，就是追尋世間萬物背後的恆常，並將它們言明。

所以，米塞斯對人類思想最大的貢獻，其實是他那一套至今仍然被主流學界所排斥的方法論原則。

米塞斯的方法論又被稱為「極端先驗論」，因為他主張經濟學乃至關乎人類行動的知識整體，具有先驗的性質。在這一點上，甚至連哈耶克也無法贊同米塞斯的立場。但是對米塞斯來說，一切又是如此的清晰：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義上的人類，僅僅在於人能夠思想，並將思想付諸行動；而從思想到行動的一切環節皆由邏輯的必然性所決定，「人類心智所能會通的只有一種邏輯，同時也只有一種為人類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動方式」；邏輯是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我們改變世界的方式，「邏輯借著我們影響世界，或者世界借著邏輯影響我們」；所以，邏輯是人類社會的「遊戲規則」，「這裡的遊戲就是我們的生活本身：我們生來就在這個遊戲之中，只要我們活著就必須參與下去」，「邏輯充塞世界、現實，以及生命」；在此意義上，有關人類行動的科學的責任，就在於審查個人所要達成的目的與其採取的手段之間的邏輯一致性，而這種邏輯一致性先於任何的經驗範疇。

米塞斯的這一方法論原則本質上是休謨法則（Hume s law）和現代邏輯的混同，而非單純的「新康德主義」。根據休謨法則，「實然」推不出「應然」，我們觀察太陽從東方升起億萬次，也無法百分百斷言從今以後太陽一定會從東方升起。僅僅依賴經驗資料和數據分析，我們無法獲得可普遍化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演變而來，經由萊布尼茨、弗雷格、懷特海和羅素，一直到哥德爾（Kurt Friedrich G?del）發展成熟的現代邏輯，則規定了人類思維的一般形式，憑藉此，我們能夠跨過各種意識形態、價值判斷以及意義世界的阻隔，直接言說人類社會千變萬化的表象背後一般性的東西。

所以，和古典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以及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一樣，米塞斯強調經濟理論必須建立在能夠為理性存在者所公認的一般事實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為了獲得特定結論隨意設定的假設之上。在米塞斯的「人類行動學」體系中，該一般事實被簡化為一條公理：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並且為了達成目的而去行動。

如果確立的一般性事實沒有錯誤，由此所作的命題推導也沒有錯誤，那麼得到結論必然在邏輯意義上為真。此時經驗材料的作用，只是輔助我們認識一般性事實及其結論：如果經驗數據與理論相符，只是示例性地表明，該理論在特定經驗範疇中得到了驗證；反過來，如果理論與經驗不相符，我們也不能斷定理論發生了錯誤，除非我們能夠證偽該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所以星相學家觀測星空千萬年，也不能歸納出「日心說」；蘋果自古以來都從樹上掉落，卻只有牛頓道出了「萬有引力」；引力波實驗失敗了六十載，卻不能證明該理論是錯誤的。

只有分析性的事實，才是在任何狀態下，都能為理性存在者所能接受的事實。就此而論，雖然米塞斯的經濟學一直不使用數學公式、否定實證方法，但是卻比那些標榜運用「科學方法」的主流經濟學更接近科學。而那些以學科規範為名、堅持僵化的主流經濟學立場的學者，更類似於把「老祖宗的東西丟不得」掛在嘴邊的教條主義者。至於那些遺忘了休謨法則、背離了現代邏輯的所謂實證量化分析，反而讓經濟學與科學漸行漸遠。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米塞斯都是一個老古董，老到只有在斯賓諾莎磨著鏡片的那份堅毅和執著中才能尋見。然而縱觀古今，他們是人類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基因，因為正是他們在告誡我們：知識分子不是神棍——故弄玄虛預測未來；知識分子不是跳樑小丑——標新立異所謂創新；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追尋繁雜世界背後不變的真義，並竭盡所能示之於大眾。米塞斯用一生為代價做到了這一點，自始至終，他都堅信，在這個時代，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人類社會的存續——

經濟知識本身，是人類文明結構中的基本要素；它是現代工業化的基礎，也是最近這幾個世紀中一切道德、知識、技術和醫療所取得之成就的基礎。由經濟知識所提供給人們的這一豐富寶藏，是獲得妥善利用還是被棄之不用，取決於人類自身。但是如果人們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輕視其學說和警告，他們也無法消滅經濟學；將會被消滅的，是社會和人類自身。

（本文載2016年8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米塞斯：做一位正確的知識分子》。）

責任編輯：丁雄飛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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