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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打敗了斯蒂芬·金,她是亞洲首位女性「雨果獎」得主

郝景芳:打敗了斯蒂芬·金,她是亞洲首位女性「雨果獎」得主



8月20日晚,在美國堪薩斯城舉行的第74屆雨果獎頒獎典禮上,中國80後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同組對手有斯蒂芬 · 金的情況下,最終憑藉《北京摺疊》摘得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這是繼劉慈欣的《三體》後,中國人在世界性科幻大獎上第二次取得這樣驕人的成績,同時郝景芳也成為亞洲首位女性「雨果獎」得主。

第73屆雨果獎獲得者劉慈欣評價說:「我一直很喜歡郝景芳的作品。我感覺她的作品和其他的科幻作品相比,她有一個別的科幻作品沒有的特點,她把我們主流的科幻題材,常見的科幻題材灑上了一層很詩意的陽光。她的作品在我們主流科幻題材中,她表現出一種詩意,這種詩意讓人感覺到既有很古典的味道,也有很現代、很前衛的感覺。」


文 |洪鵠


編輯 |趙涵漠


攝影 |邢鐵軍

北京的平行宇宙


第一個入圍雨果獎的中國人是劉慈欣,第二個是郝景芳。


幾年前,郝景芳還在清華念研究生,方向是計量經濟學。2011年夏天,她給自己找了份高大上的實習: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北京辦公室工作。每天,她從五道口出發,倒兩次地鐵坐到國貿,電梯飛向三十幾層,室內恆溫,窗明几淨——從這樣的窗戶里打量北京,北京看著也會發光。


IMF新總裁拉加德上任後來中國「拜票」,郝景芳去接機,陪這位法國前財長、「歐洲最有權力的女人」從首都機場到麗茲卡爾頓飯店,從麗茲卡爾頓到中南海,從中南海再到國家會議中心,點與點之間,絕無停頓。理論上,拉加德當然來過了北京,她見了最高級的領導人、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他們之間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決策,「真的能影響你這個國家人的命運」。而她根本無需接觸這個國家裡實實在在的人。在拉加德們到來時,北京自有一條黃金通道為其打開,隔絕所有噪音、霧霾、人山人海。當然,人山人海也存在:在報告上跳出來,作為分母,「是numbers,是巨大的數字」。


實習持續了一年多。在國貿,郝景芳穿著小裙子和高跟鞋,參與著關於中國宏觀經濟的英文討論。有一段時間,郝景芳住在清河,此地學區房的價格快要突破天際了,但就在她家小區對面,一片「看起來馬上就要拆遷的棚戶區」已經搖搖欲墜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車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楞著小攤,小攤前常年掛著「甩賣」,外來工帶著他們大大小小的家當搬進又離開,也帶著他們無處可去的孩子,像習慣了漂泊的吉普賽人。

時不時,在以上場景的切換里,郝景芳強烈地感覺到:存在著平行的北京。不是時間的問題——清晨4點的清潔工人和三里屯午夜駐唱歌手們擁有的城市必然不同,就算在同一個時刻,人們就能分享同一個北京嗎?手握權力或資本的上層決策者,面色疲憊的白領,然後是保安、快遞、送餐員……大家可以共享CBD的物理空間,並發生短暫而漠然的交集(比如小白領從送餐員手上接過外賣)——但所有人都對彼此幾乎固定的命運軌跡心知肚明。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時間寫完《北京摺疊》,發在了水木BBS上。科幻作家寶樹就是在這裡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寶樹記得,這篇科幻小說有點特別,「太空未來、宇宙冒險、打怪升級這些浪漫色彩的它全沒有」,郝景芳筆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變形金剛一樣折起來」,「幾乎就是一個現實主義」。


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間被極端地分為了三部分。第一空間里的當權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時,第二空間的中產白領和第三空間的底層工人則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轉,城市摺疊,不同階層的人在完全隔絕的時空里過著各自的生活。跨越階層的通道極其狹窄——並且需要鋌而走險。


在北師大教授、科幻文學研究者吳岩看來:反烏托邦小說的典型設置就是階層的二元對立,「上流社會和貧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摺疊》中加入了中產階級,「讓這個故事具有了更為冷峻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還表現在郝景芳刻意的去戲劇化上:一般來說,上層壓榨下層,由此衝突爆發是這類小說的經典模型,但《北京摺疊》里,衝突看似始終沒有發生,小說主角、來自底層的老刀為了給人送信,從第三空間來到第二空間又進入第一空間,最後帶著第一空間的信回去了,既無生離死別也無天人交戰。老刀是第三空間兩千萬垃圾工中的一員,但事實上,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機器早已可以代替人處理垃圾,老刀們只不過是出於「維穩」需要而被保留了工作,所以也只能被「塞到夜裡」,不參與社會經濟的運作。反抗無從發生,因為連剝削者都不存在了——老刀們面對的是無陣之物。


「第三空間的民眾對社會而言,僅僅是在消耗資源,而不能創造任何價值,這無疑是更加卑微而可怕的」,吳岩說。郝景芳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老刀們的勞動是艱辛而毫無意義的勞動,那麼比起被剝削的殘酷,喪失了被剝削價值是不是更加殘酷?

4月底,《北京摺疊》被宣布入圍今年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相比去年劉慈欣和他的《三體》第一部入圍時的萬眾期待,《北京摺疊》的網路評價卻分為兩極。批評者認為,雨果獎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三體》第一部里的「文革」歷史,和《北京摺疊》里對中國階層分化的強烈渲染「迎合了美國人的口味」,反觀在國內普遍被認為《三體》系列中最好的一部——第二部《黑暗森林》,「因為沒有對中國的抹黑」,今年就未能入圍。劉慈欣本人則告訴《人物》記者,他認為這種猜測沒有道理,「雨果獎是個由大眾投票的獎項,它不像星雲獎是專家評選的」——他不相信每一個個體讀者的意志會受到意識形態如此強烈的左右。「寫兒童文學的曹文軒今年也獲了安徒生獎,他的作品裡又有什麼反映社會黑暗、迎合西方可言呢?」


科幻作家夏笳和郝景芳同齡,在她看來,世界分兩種人:一種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對於大多數抱著iPhone、iPad,成長於「互聯網烏托邦」里的年輕人來說,「他可以免費分享名牌大學的MOOC,可以和隨便哪國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遲早會解決一切語言障礙」,他們有什麼理由不相信,未來世界,只會更平坦、均勻、擁擠且親密無間呢?但如果你願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見這個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鴻溝: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現實引力之下,過著難以想像的生活。


但郝景芳說,有時候並不是願意與否的問題。她在IMF的那一年,她的兩位美國同事——華盛頓總部駐北京代表,「兩個清廉自律、正直的好人」,曾讓她安排一趟考察,「看看真實的中國,比如北京以外的普通地區是什麼樣子」。郝景芳聯繫到河南,河南給安排了一個縣,最終他們一行人被帶到當地一個「阡陌縱橫、桃花盛開」的大戶家裡,參觀了電腦監控的養豬場,看到小豬在智能化豬圈裡歡快地吃著豬糧。


大戶堅稱,像他家這樣的情況,在河南普遍得很,聽得華盛頓特派員們驚異連連望向郝景芳說:「中國,原來比我們想像的更有活力!」她感到尷尬,哭笑不得地站著,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說:荒誕之地,寫作發生。

一個宇宙學青年的自我修鍊


郝景芳30歲出頭,長發,嬌小,手腕纖細,聲音清脆——有時你會感覺她像某種鳥類。得知入圍雨果獎那天,她發了3條朋友圈,發到第3條時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說「想來想去,惹人嫌就這一天吧」,她決定第二天起就「不再招搖」了。


這不過是她小女兒態的自省,在朋友們看來,郝景芳淡定、獨立,根本不會追逐這些「泡泡」。也是科幻作家的好友陳楸帆前幾天剛和郝景芳吃了頓飯,「這些天特別多人找她,採訪啊、商業合作啊,還有說要當她經紀人的。她都拒掉了。」


高中的時候,郝景芳痴迷物理。科幻她也讀,劉慈欣、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但這個幻想世界並不如真實的宇宙來得讓她著迷。她真正為之廢寢忘食的是卡爾·薩根的《暗淡藍點》、愛因斯坦關於科學哲學的文論,還翻爛了一本哥本哈根學派物理學家們的隨筆集——即使是海森堡、玻爾等人關於量子力學的普及版闡釋,已經震撼了她的世界觀,而讀薛定諤的《吠檀多哲學與現代科學思想》時,她清晰記得,「傻了,頭皮發麻」,「那就是一道閃電」。


郝景芳如願考進了清華大學物理系。但大一發生了一件小事,或許提早暗示了她後來人生軌跡的改變。「有一天,我去校外蹭一個環保主題論壇,一個教授剛講完,我就追著人家問:為什麼中國不能像外國那樣做好垃圾分類?我們明明可以如何如何?Blahblah講了一大堆。」她當時剛剛看了幾本環保方面的書,其實是有點小顯擺的意思,「特著急」。


教授明顯沒有和她探討的興趣。扔下一句:小姑娘,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做垃圾處理嗎?「他說河北有一帶村子,60萬人靠垃圾處理活著,你去查查。」


她去查了,才發現:垃圾圍城。不要說河北,在她家所在的清河附近,也有巨大的垃圾回收處理中心。作為一個環保主義者,郝景芳特意去了一趟那個垃圾場,看見佝僂著背的男人痛苦地拉著平板三輪車,而車上的垃圾,以一種特殊的技藝,「竟然可以堆得像小山一樣高」。


她讀到紐約的糞便排放:由於某些法律規定,紐約的垃圾不得入海,它們每天會被火車運送到幾千公里之外的科羅拉多,那裡有專人負責糞便填埋——埋在這些填埋者家鄉的土地下。看到這裡,郝景芳只覺得一個巨大的「憑什麼」跳到眼前,這種「超級大都市特權」讓她想起了自己隨調動工作的父母從天津轉學到北京的經歷,「發現北京的功課如此簡單,大學如此好考,忍不住抓住北京同學就開始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輕鬆快樂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權之上的……當然,人家才不願意聽。」


對於郝景芳來說,隨著她開始思考這個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令人絕望的不平等問題時,世界的複雜性才徐徐展開。「比如你想解決環保問題,那你還要考慮到原來的垃圾工人的失業問題。如果你想解決失業問題,那麼你要考慮好他們接下來的流動性問題,而流動性問題又關聯著戶籍問題……總之就是最初你只解決一個問題,最後它永遠都會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事情。」


22歲,郝景芳繼續在清華讀天體物理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黑洞的吸積——這個詞描述的是物質向中央引力的流動,而當中央天體是黑洞時,吸積就會展示出它極其壯觀的一面。「黑洞本身是看不見的,我研究的就是外面那一圈發光的非常炫酷的東西。」郝景芳言簡意賅地說。毫無疑問,這是個炫酷的專業,「比如說在咖啡館坐著,我可以一邊遠程登錄,一邊跟你聊天一邊用筆記本監測我的超大質量黑洞」。


但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困擾著她。在物理系的時候,她曾盯著美國收入分配曲線,試圖用黑體分布或波爾茲曼分布去擬合。「我想知道,這樣一條曲線來源於什麼,它是不是意味著某種普適性,某種像粒子能量分布一樣自然,自然得令人絕望的普適性。」


郝景芳最終決心轉系。她想從經濟學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讀中國的王朝經濟史,她發現這幾乎是一部與不平等鬥爭的歷史,「大部分朝代都以均分田地、限兼并抑豪強的嘗試開始,收的是人頭稅,但這樣的局面不會維持太久,王朝早期的均質化局面早晚會被兼并浪潮席捲,中期的變法等於是承認貧富已經分化,只能讓稅制適應現實。但如果真要牽制住這樣的經濟力量,最後又會回到萬分千割、停滯不前的小農經濟。」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犯下許多暴力的錯誤,卻不全是出於惡的目標。」郝景芳說。

郝景芳:打敗了斯蒂芬·金,她是亞洲首位女性「雨果獎」得主



我想寫一本不平等的歷史


一度,郝景芳的博士論文想用一個模型來解釋財富分配,「用數學公式推導出來」,她自嘲說:學物理出身的人就是這樣,對所謂問題的本質追著不放。她發現紐約大學有一個教授也在做這個,給他發信,對方勸她放棄,「發不了paper(論文),風險很大」,因為這個研究虛無縹緲,就算做出來也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最終,郝景芳也放棄了,論文改寫《國際貿易中的引力模型研究》,做中國和180多個國家雙邊貿易的數據分析,看「匯率、政策、加入各種地區性組織等等這些分別產生了什麼影響」,算是有用、實際。


這也是郝景芳的一個困惑點。她寫過一個叫《流浪瑪厄斯》的長篇小說,裡面的地球和火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實現了完全的自由交易,一切徹底市場化:你的東西越多人想要,價值越高,沒有例外,所以像古典音樂、天體物理這類註定不能為大眾分享的「公共價值」,就只能毀滅,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火星則相反,是一個完全為了創造公共價值而存在的烏托邦,但它的問題是沒有經濟系統,隨時會崩潰。


寫完後,郝景芳去參加了一次《科幻世界》筆會。她把這篇小說帶去給了很多人看,「真的就沒人有回應」。她自我反思,認為自己構築了一個過於宏大的意象——兩個對立的經濟體,但筆力不支,最終寫得像篇兒女情長的校園小說。這讓她非常沮喪,一度陷入了強烈的自我懷疑中。直到幾個星期後,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郵件反饋,這封信告訴她:你創造的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你的小說中有一種別的科幻作家沒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陽又回來了……


她破涕為笑,因為看到發件人:劉慈欣。


2014年,郝景芳博士畢業,她沒有去那些坐落在國貿上空的洋氣機構,而是來到了一家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地方。這是一個半官方的基金會,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但獨立運作。郝景芳遞上來的名片上印著:研究一部,項目主任。


有幾年——大概也就是小說寫不好、論文不對味的那幾年,郝景芳覺得整個人都不對勁,「和自己的關係、和世界的關係,都搞不好了」。她患得患失,像一個窮途末路的文藝青年一樣恐懼地想著:生活這就要來了么?還沒來得及自我實現,生活這就要把我淹沒了么?「越是這樣越在意自我形象,別人的看法,每天都想著要怎麼造一個自我形象出來滿足他人,結果弄出一個粗製濫造的塑料殼子。」


加入基金會後,郝景芳做的第一個項目是貧困地區兒童每日營養加餐的社會實驗。「比如有50所學校作為觀察組,完全沒有加餐,另外50所學校我們發放營養餐,然後一段時期後,測試學生們的生長發育情況、學習情況等等,總結成報告。」郝景芳說,基金會有通暢的建言渠道,報告直接遞交給國務院,這項社會實驗的最終成果是:國務院啟動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的改善計劃,每年撥款160億,每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可以獲得每天3元的補助。


今年3月,郝景芳又見到了拉加德。在釣魚台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基金會承辦,拉加德每年都來。項目主任郝景芳很忙,除了組織會議,她手上還有一把課題,包括城鎮化戰略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還有受全國人大預算工委委託的財政稅收預測。而不平等的問題幾乎貫穿在所有研究中——「我想基金會是,能觸摸第一空間,卻為第三空間搖旗吶喊的小小團體。」郝景芳說,她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在同事張荊看來,郝景芳在基金會裡工作出色,「她很拚命,之前做財稅那個項目時幾夜幾夜地加班,沒有多少人能做到」,她認為郝景芳的動力來自於她對所做的事的價值堅信不疑,「有超過一般人的篤定」。


如果未來有可能,她想寫一本《不平等的歷史》。寫人類數千年來是如何面對不平等、與之作戰並敗下陣來的。畢竟到目前為止,對不平等的宣戰還未取得真正勝利。


也許要等很久以後,但郝景芳覺得自己會完成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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