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癌症患者赴美治療背後:近7成治療方案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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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赴美「當小白鼠」的背後
三年前,骨科醫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來越重,他決定去做一次CT檢查。在發現肺部有一個4公分左右的結節以後,他給自己確診了——癌。
就在上周末,李明磊在美國波士頓的查爾斯河邊跑完了5公里,而兩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輪椅推下飛機的。在被診斷為肺癌IV期以後,北京的醫生告訴他,他的生命也許只剩下半年時間了。
如今,李明磊定期來哈佛大學附屬的麻省總醫院治療癌症。他病情的好轉也許並不能被稱為醫學奇蹟,而只是赴美國治療癌症的眾多患者中普通的一個案例。當然,他也是足夠幸運的——EGFR19基因突變,讓他進入了第三代靶向葯的臨床試驗,在試驗開始的兩周以後,轉機就出現了。
位於北京的出國看病服務機構盛諾一家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每年赴美就醫的患者約有3000人,其中70%為腫瘤患者。在現有藥物有效的情況下,參加臨床試驗並非病人的首選。然而,一旦患者對抗腫瘤藥物產生抗藥性,美國的新葯臨床試驗很可能成為他們的最後一搏。
在美國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天有數百項臨床試驗在同時進行,超過90%的腫瘤患者會主動向醫生詢問:「我是否可以參加新葯的臨床試驗?」如今,這裡也不乏從中國轉診來求治的晚期腫瘤患者。
67%的治療方案被改變
38歲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醫院就診時,這裡的醫生告訴他,他屬於「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療,沒有機會手術」。他知道,醫生給出的分期,意味著他患的是有遠處轉移的晚期肺癌。這讓他陷入了絕望。在接下來兩個療程的化療中,李明磊的身體被化療藥物攻擊得虛弱不堪,最終他已經無法自行翻身。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占癌症死亡人數的19.4%。由於控煙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國惡性腫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肺癌患者數量將達到100萬,成為世界上肺癌人數最多的國家。
雖然肺癌在中國的5年存活率為16.1%,與美國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症治療的總體水平而言,中國癌症發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卻高於世界水平。數據顯示,美國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國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僅在30%左右。
活檢和基因檢測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確病因——EGFR19基因突變。他說:「在國內,這種情況幾乎沒治。但在美國,當時已經有了針對EGFR19基因突變的第二代特效藥阿法替尼,第三代藥物AZD9291的臨床試驗也已經進行到了第Ⅲ期。」於是,他決定去美國去「碰碰運氣」。
在經過一系列非常專業的病歷資料準備以後,李明磊選定在全美綜合醫院名列前茅的麻省總醫院就診。按照預約時間赴美以後,到達波士頓的第二天他就前往醫院去見醫生。美國醫生一邊叫他「李醫生」,一邊起身與他握手。腫瘤科專家還為他約了一位胸外科醫生,共同討論治療方案。
與國內醫生的意見不同,美國醫生告訴李明磊,在靶向藥物治療見效後,剩下的原發病灶可以再行手術治療。
治療方案被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藥品的差異。「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國選擇了新的治療方案,因為我們最新的藥品是美國2011年上市的,美國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葯,我們都沒有。」
蔡強舉例說,他們介紹過一個皮膚癌患者去美國看病,結果,美國的醫生髮現,中國用的葯是美國30年前的。
實際上,中國醫生基於國內上市的藥品而給患者制定的治療方案並沒有錯誤,只是藥物不夠先進。在新葯研發落後的情況下,中國醫生難為無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國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後這樣說:「這就好像美國都在用iPhone6了,我們還在用iPhone3。當然,這只是一個不夠恰當的比喻,在手機方面,中國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
幸運的是,張天銀符合臨床試驗的入組條件,進入試驗組後,他一直接受治療,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對效果很滿意。現在,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接受試驗,而把這個過程當成一個完整的治療方案。
審批積壓1.7萬件
中國新葯研發的落後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美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的數據,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項臨床試驗登記註冊,其中有48.53%在美國進行,在中國開展的藥物臨床試驗僅佔9.75%。
以抗肺癌葯為例,美國已經開始了第IV代靶向藥物的臨床試驗,而中國還停留在第I代靶向葯上。這意味著,一旦患者產生抗藥性,在中國治療的患者將沒有其他藥品可供選擇。
中國新葯審批的第一步是批准開展臨床試驗。2007年發布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對每個審批環節都做了時間限定,其中,新葯臨床試驗審批的時間不得超過90天,但實際上,來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葯監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1.1類新葯、3.1類新葯及6類新葯申報臨床試驗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
而在美國,申報者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FDA)提出新葯臨床試驗申請後,如果30天內沒有收到FDA作出暫停臨床研究的決定,便意味著通過審批。
相對於美國「寬進嚴出」的審批制度,中國剛好相反。申報者必須經過國家和省級葯監管理部門的兩級審批,獲得批件後,才可以進行臨床試驗。
中國臨床試驗對申請者的藥學研究資料要求更為詳細,所有材料要在Ⅰ期臨床試驗前提交,且在4個月內一次性補齊所有材料。但事實上,對於新葯的臨床試驗而言,許多研究數據難以在Ⅰ期臨床前提交。在美國,這些資料都可以隨著研究計劃的開展而逐步提交。
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藥品審評審批質量,美國早在1992年頒布的《處方葯申報者付費法案》中便要求:新葯申報者可以向FDA交納一定的申請費、處方葯生產場地年費等,並要求FDA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審評、審批工作。這項收入可以讓FDA聘請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審評人員、更新信息技術設施,極大地縮短審批時間。
擁有9300多名僱員的FDA,是美國聯邦政府僱員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但區別於美國的半商業化模式。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食葯監局機關行政編製為345人,其中稽查專員僅有10人。雖然食葯監局在受理藥品註冊申請時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些費用全部上繳國庫,並不能用於優化審評資源。
食葯監局發布的《2015年度藥品審評報告》顯示,雖然約120名葯審中心工作人員,完成了2015年9601件審評任務,但仍然有1.7萬件積壓。
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市場上的新葯、疫苗、醫療器械等都落後於歐美。譬如,第一支預防宮頸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准上市並進入很多國家的市場,但由於該疫苗遲遲不能在中國獲批,有不少中國女性選擇出境在私立診所接種。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獲批在中國上市,而這一審批過程經歷了近10年時間。
為了加速一些用於治療危重疾病的藥品審評,FDA設立了快速通道、優先審評、加速審批、突破性療法等4條特別審批通道。蔡強介紹說,這些特殊渠道「審批的速度要比常規快很多,有時候只需要三個月」。
2012年,美國第5次修訂《處方葯申報者付費法案》,強調改進FDA的快速審批通道,包括培訓此類藥物的審查人員,並且提出要優先審查孤兒葯。第三代靶向葯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賴於快速審批通道。
中美臨床試驗差別大
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葯阿法替尼,這種葯當時已經在美國上市一年,而國內還沒有引進。李明磊清楚地記得,在服藥5周後,PET-CT顯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轉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發病灶也縮小了60%。
但不到一年,醫生就發現李明磊對阿法替尼產生了抗藥性,穿刺檢查顯示,他出現了耐葯基因突變。但這剛好符合了AZD9291臨床試驗的入組標準,當時試驗已經進行到第Ⅲ期。
李明磊從申請參加試驗到正式入組,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申請前,醫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藥物的風險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猶豫地簽署了授權同意書。
這份授權同意書,還需要經過第三方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作為這間第三方稽查公司的總監,蔡緒柳發現,有的醫院會將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個醫生給幾十個患者講述試驗的風險與利益,再讓患者決定是否在授權同意書上簽字。「這樣做可能會讓患者之間互相影響。」
在美國,臨床試驗用藥雖然是免費的,但患者的檢查費用會高於平常。因而,參與臨床試驗的患者往往會得到醫生更加細緻的問診,醫護人員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充分了解患者的依從性、配合度。醫生也會給患者留下緊急情況下的聯繫方式,護士會時常給患者打電話,確保及時跟蹤患者的服藥情況、不良反應並協助患者填寫試驗表格等。
但是,在中國,主導臨床試驗的大多是有資質的三甲醫院的醫生,他們通常是主任醫師,是整個醫院裡最忙的一群人。「其實,只要是研究者能夠充分參與進來的臨床試驗,都會做得很不錯。但基本上,他們很少有時間參與。」蔡緒柳說。
由於中國只有400多家可以進行臨床試驗的醫療機構,其中主要是三甲醫院,而藥物研發和銷售都需要依靠醫院,這讓中國的葯企不敢得罪這些醫院和醫生。
蔡緒柳說:「中國很多臨床試驗的方案,都是依靠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簡稱CRO)和醫院共同設計,有的葯企還不如CRO專業。」一些葯企甚至會在與CRO的合同中註明:必須保證臨床試驗通過。
如今,王常玉在成都創辦了華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感到,信任是中美臨床試驗最大的差距。「美國講究信用,申報時唯一的審查就是看你申報的資料中,結論、推論有沒有錯誤,不會去質疑你的試驗程序和結果。」
因為在美國,一旦確定試驗方案,十分細微的程序變動都需要主動向FDA報備,哪怕一個病人的輸液時間從1小時變為2小時。但中國醫生後補簽名、後補檢查記錄、甚至後補化驗單的現象並不少見。
王常玉甚至聽說,「葯企需要什麼樣的數據,醫院就能給你什麼樣的數據。」一位業內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臨床試驗為了確保藥物有效,會直接修改原始數據。有的醫院會將對照組和實驗組「掉個個兒」;還有研究者會直接修改病人病歷;也有的醫院會在患者參加臨床試驗前,將他的腫瘤大小「量大一點」,最終結果評估的時候再「量小一點」,藥物的療效便因此而「顯現」。
文 |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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