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如何走出悲情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確實獲得了長足發展，經濟總量據說已經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確實是六十多年來最好的記錄，不過實事求是說，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好記錄。根據西方學者運用新方法回算，中國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引領世界經濟，其總量直至乾隆時代，一直在世界經濟中佔有百分之三十還要多的，中國的經濟總量比整個歐洲的總量還要大。所以，中國現在的成就，值得欣慰，並不值得誇耀。

不是刻意比附，為了大家更好理解，現在的中國經濟，大約與1894年的時候比較接近。經濟持續增長，但是下一步並沒有找到方向。這個時候，中國距離世界還很遠，中國與世界還存在很大距離，中國能夠誇耀的是畢竟恢復了，發展了，畢竟可以與東西洋各強國一起玩了。這是這幾十年增長的真實意義。

經濟增長引發中國知識界的虛驕，現在許多討論中國文明的，或者刻意強調中國發展帶給世界的機會，或者將全球經濟說得一塌糊塗，風景這邊獨好，全世界好像都進入危機，惟獨中國一枝獨秀。

在這種比較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近代以來一直比較邊緣化的一個看法逐漸成為主流，以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處於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態。

其實，這個看法是不對的，因為中國在過去幾百年所走過的路被我們的意識形態給遮蔽住了，我們今天許多人並不知道一個真實的近代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更不知道中國文明在近代究竟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近代中國所面對問題不像後來講的那麼複雜，什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都是後來加上去的。近代中國的問題就是西方世界要東來，中國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東來是因為西方發生了工業式革命，工業革命改變了西方的面貌，也給中國帶來一種非常強烈的刺激，一種很不一樣的社會狀態。

五四前後，梁漱溟敏銳意識到，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獨立發展系統，假如不是西方的變化，不是工業革命，不是大航路開闢，中國與西方不會接頭，中國文明完全有可能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樣長此終古，可以靜止的、溫馨的發展下去，可以發展的更精緻。梁漱溟這個判斷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確實都是西方勢力東來引發的。

西方勢力東來的背景是工業革命。產工業革命使西方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一定會向外尋找市場。尋找市場，對中國這麼一個沒有發展，一個純粹的農業文明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這個時候，地理大發現，蒸汽技術的發明，新航路的開闢，幾個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將中國捲入世界一體化過程，成為世界一體化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中西兩種偉大文明，就在這個時候走到一起了。

中西文明接觸並不必然導致衝突，兩種文明在接觸最初階段並不是敵對關係。假如我們有機會重新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過程，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兩個偉大文明在接觸後並沒有多少尷尬或不適應，沒有任何障礙，也就是像幾百年前中國人面對佛教文化；也像更早時候，黃河流域中國人面對蠻夷文化、嶺南文化等一樣，沒有障礙。儒家教導「一事不知以為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知，或不會，對中國文明來說，都不是問題。不知、不會，沒有事，不要緊，學習就是了，引進就是了，補充進來就行了。這就是中西文明接觸之初的真實情形。

從文獻上看，中西文明最早接觸的是利瑪竇和徐光啟、李之藻那些人。其實，按照一般規律，歷史發生的比文獻記錄肯定要早些。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東南沿海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就是當時中國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國紡織產業，我們就知道中西之間的交往應該提前到徐光啟、利瑪竇之前很早。

我們過去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思想異端，因為單純從中國思想發展脈絡看，無論陽明心學後學如何異端，都很難發生黃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贄的個性主義、女性解放、男女平權，更不太可能從中國傳統思想中發生顧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這些思想與傳統相比，無疑具有異端性格，我們過去沒有辦法為他們找到思想源頭。其實，今天想想，仔細排比明代中晚期相關史料，我們應該承認，這些思想，大約都與西學東漸有關。與進入中土，或沒有進入中土，但與中國人在公海，在域外交往有關。這些思想不會無端發生，不是無源之本，他們一定有其思想的源頭。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貿易。貿易的交往是西方勢力東來的主要目標，是最重要環節。中國作為一個傳統農業社會，長時期發展已形成非常精緻的農業文明。但，農業文明就是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無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中國農業社會面對西方過量進入的工業品，尤其是紡織品，根本無法吸納那麼多，對於最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來說，簡直就是不需要。於是，中外之間合法貿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貿易管道就這樣形成起來，而且越來越興盛。這個非法的、興盛的貿易管道，我們多少年來一直解讀為倭寇，這些倭寇實際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間的貿易走私，甚至是武裝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觸的歷史表明中國面對西方並不自卑，也沒有驚慌，中國文明只是在已有農業文明基礎上做加法——增加一個工業的或商業的文明而已。中國人不會走向另外一種例外，一定會面對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過去幾百年面對印度佛教改變自己一樣。

然而，中西之間的這種文明交流並沒有持續下去。明清易代，打斷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滿洲人來自周邊，這個族群與中原文明接觸的時間還很短，在文明程度上，還處在一個尚待漢化，或者說有待接納華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如果從中國文明過去幾千年、幾萬年不斷擴大文明邊疆的歷史看，周邊族群不斷加盟、內卷，或內化，其實就是認同中國主流文明，放棄非主流文明的過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發生，地處周邊的滿洲人也一定會和其他周邊族群一樣，在與中原文明長期交往中內卷、內化，進而加盟。

相對於中原文明，滿洲人的文明形態自然落後，而且由於滿洲人的人口總數沒有辦法與中原帝國已有人口總數比，因而滿洲人雖然建立了對中原帝國的政治統治，但其內心的恐慌、不自信、不踏實，自然難免。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最迫切的問題是完成自己的漢化，是鞏固自己一個不太強大的族群對一個龐大帝國的政治統治。

現實的政治壓力使滿洲政治統治者無法兼及中西之間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開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確實中斷了上百年時間，積累了相當多的問題。在純粹的精神文明領域，中國莫名其妙地走進了一個所謂的乾嘉時代；在中西貿易交往上，不僅非法貿易日益嚴重，而且合法貿易也問題多多。對於中國來說，形成巨大的貿易順差；對英國人來說，繼續下去幾乎毫無可能，巨大的貿易逆差無法支持貿易順當進行。

當時所謂中西貿易其實就是中英之間的貿易。英國人替世界做著整個中國的生意，中國人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初級產品已經成為歐洲乃至世界有產階級的最愛，歐洲上層社會的下午茶，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中國物品在歐洲受歡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國商人開發、培育下，已能大幅度吸納中國物品。但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人對西方工業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國人缺乏消費能力和消費衝動，使得英國商人毫無辦法。

為了解決中英之間貿易失衡，必須將中國市場向西方開放，必須允許英國資本進入中國開發市場、培育市場，提升中國人消費能力，刺激中國人消費衝動。剛剛過去三十年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是這樣乾的，近代中國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也是這樣做的。但在乾隆年代，中國政府就是不允許英國商人進入中國，不允許英國資本去開發、培育市場。

1793年，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他們的使命就是要與中國商量建立西方意義上的外交關係，相互要求、允許進入對方首都設立公使館，允許商業資本自由進入，開發市場，培育市場，進而解決中英之間的貿易失衡，讓中英貿易健康發展。

兩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成功後，我們不會再懷疑英國政府和資本的誠意了，如果在那個時候和平解決貿易失衡，擴大進口，提升人民消費能力，養成人民新的消費習慣，那麼中國應該提前兩百年步入現代社會，而且可以避免那麼多挫折，中國完全可以在和平軌道上與世界一致。

然而遺憾的是，乾隆皇帝很傲慢地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簡單，你們英國人的那些東西，我中華帝國都有，不需要。

兩百年來，我們一直不太明白乾隆大帝有什麼依據這樣說，他為什麼會說英國的東西中國都有，不需要？

其實，這就涉及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傳統中國，即前工業時代的農業中國，就是一個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士階層是傳統中國的統治階層，人數始終不多。商人階層也不大，因為在傳統農業社會背景下，政府一直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商業資本一直受到遏制。至於手工業者，這個階層人數不少，但他們自生自滅，也不在政府考慮範圍內。最後一個階級是農民。不過，傳統社會中農民地位最低，他們就是自然經濟創造者，也是享用者，他們不需要工業品，他們的一切用度都來自農業，他們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著，一代又一代。

時至今日，全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依然是「擴大內需」。全世界的資本家、政府，一直在做著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家普遍做過的夢：一個龐大帝國、數億人口，假如每個中國人穿一雙襪子，那麼英國紡織資本家就一定發大財。這個夢已經做了幾百年了，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還是沒有根本提升，消費習慣沒有真正養成，消費衝動更沒有激活。今天的中國人愛存錢，不屑於消費，其實不是中國人不習慣，而是一個等級的中國，將下層永遠約束在下層。等級的消費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訴馬戛爾尼，你們英國的那些工業品，乃至一切新鮮的好玩意，我大清宮裡都有，所以更多的我大清不需要。這才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的真正原因，非常簡單，與文明衝突，與什麼入鄉隨俗，三跪九叩大禮無關，只與實際的物質利益有關聯。

假如我們去看看那個時代建立起來的世界名苑——圓明園，我們應該相信乾隆大帝所言不虛，宮中對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時採購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當然沒有考慮到農工兩個階級，因為在皇上的意識深處，農工這兩個階級不需要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是有閑有錢階級的玩意。所以，馬戛爾尼試圖通過擴大通商解決貿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兩撥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輕鬆拒絕了馬戛爾尼建交、擴大通商的建議，不願就中英貿易失衡進行任何實質性討論。乾隆大帝和那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你們英國人還有什麼歐洲人看上了中國的東西，進口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有買有賣，公平合理。至於失衡，與中國沒有關係。很顯然，那時中國人沒有國際貿易的觀念，不知道貿易失衡並不是單方面受害，而是影響正常的貿易，貿易的順差不是越大越好，順差到了一定時候，就是問題。

問題很快就出現了。自馬戛爾尼訪華不到半個世紀，英國不法商人找到了鴉片去抵消貿易失衡。這被馬克思稱為「罪惡的鴉片貿易」，不過，「罪惡的鴉片貿易」畢竟也是貿易。鴉片很快將失衡的貿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鴉片貿易已成為中國社會、中國財政重大問題，甚至關涉中國的生死存亡。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不得不面臨一個選擇，究竟能不能接納西方工業品，能不能把中國市場開放出來。

放到今天的眼光來看，從整個歷史過程看，到目前為止只有中國採取面對西方資本進入衝擊時採取武裝抵抗。日本面對西方資本進入，起初也抵抗，但日本很快就放棄了抵抗，打開國門，讓外國資本進入。

但中國在1840年代當鴉片貿易已成為災難的時候，依然選擇了抵抗，目標是要把外國資本繼續拒之門外。然而，斷斷續續打了兩年，中國還是告饒了，不打了，中國接受了城下之盟，簽訂了《南京條約》，同意開放五個口岸，以改變先前廣州一口通商的弊端，讓外國人進入這五個通商口岸，讓外國資本去開發市場、培育市場。

《南京條約》給中國帶來了巨大變化，是中國走上世界的開始，並不是過去所說是什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這個條約對中國的最大影響不是賠款，不是割讓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謂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觀點去理解，就是五個經濟特區，而且是由外國資本開發、管理的特區。

短短二十年，五個特區帶給古老的中國近代的氣息，西方工業品越來越受到中國人的歡迎，西方的文化也越來越讓中國人著迷。二十年後，中國在西方壓力下和自身發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現代化之路，對外放得更開，在中體西用口號下開始名正言順學西方。這就是洋務新政，後來又被稱為「同光中興」。

中國在1860年開始的新開放，當然並不是完全主動的，但是通過這次擴大開放，中國與西方構建了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外國公使終於可以常駐北京，中國也按照對等原則開始向西方各大國派遣外交使節。中國與世界的距離越拉越緊，中國漸漸成為世界的一個當然部分。

在洋務新政三十幾年時間裡，中國的發展總體而言是健康的，中國埋頭苦幹，默默發展。中國那時之所以強調中體西用，主要的是不想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不想走上純粹的西方資本主義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叢林故事。

另一方面，洋務新政與傳統舊體制也漸行漸遠，儘管清政府不斷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不像日本那樣全盤西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洋務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歷史，我們應該相信，中國人對中學、西學的比例隨時在調整。西學的比例不斷擴大，中學的比例逐漸收縮。假如不發生意外，假如中國不在1894年捲入那場戰爭，應該相信再有二十年發展，中國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也應該能夠輕鬆轉型，構建與東西洋各國比較接近的社會形態，應該能夠實現君主立憲的目標。因為君主立憲畢竟是那個時代的風尚，中國一定會趕上去。

洋務新政後來失敗了，沒有經得起甲午戰爭的考驗。其實，從文明層面去觀察，三十年洋務新政不僅改變了中國政治、經濟結構和成分，而且改變了中國文化，改變了中國文明基本走向。

在洋務之前，中國文明本質上就是一個農業社會所特有的文明形態。這個文明發展的很精緻，也對世界文明史貢獻卓著。四大發明的陳舊故事不去說了，像中國文明中的科舉體制在中國近代看來可能很有問題，但科舉制確確實實啟發了西方運用至今的文官制度。

後世中國與西方現代社會相比，總覺得缺少了現代的制度設計，許多人以西方三權分立為中國政治改革必由之路。其實，從文明史視角說，西方三權分立淵源有自，即便這個完整制度不是來自中國，但其確實吸納了古典中國政治架構中分權制衡的因子。所不同的，西方現代三權分立以共和製為基礎，而古典中國，是在皇權領導下的權力制衡與相互監督。兩者之間有本質不同，無法同日而語，但中國文明由此看來並不是一無所有，更不會見到西方文明必須自慚形穢。

古典中國文明可能並不像我們過去所批判的那樣污穢不堪，儘是糟粕。早熟的中國文明擁有許多合理因子，只是在階級鬥爭年代裡被妖魔化了。同理，現代中國文明對於西方文明並不會有天然敵視，因為在中國文明遺傳基因中，從來都是見賢思齊，學習任何人任何好的東西。中國文明不會以人廢言，不會因為某種要素來自西方而拒斥。這不是中國文明的特性。

隨著中國經濟成長，中國文明一定能夠走出悲情，坦然面對歷史與未來，面對自己與他人。中國文明一定能夠復興，一定能夠像過去幾千年一樣引領世界，為世界發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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