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形成過程新證

文程蘇東

作者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釋從略。

專題研究

《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形成過程新證

程蘇東

三 《五行順逆》篇與《五行相生》《五行相勝》的關係問題

《順逆》既非董子所作，為何又出現在《春秋繁露》當中呢？其與董子思想有何關係呢？要了解這一問題，可借其與《五行相生》（下文簡稱《相生》）《五行相勝》（下文簡稱《相勝》）兩篇之文本關係得以揭示。

就《相生》《相勝》兩篇而言，其同構性、互補性關係十分清晰。例如在《相生》篇的開頭，即言「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明確指出其論「五行——五官」乃兼有相生、相勝二義，而在這兩篇中，無論是五官的具體所指，還是五行與五官的對應關係，特別是不見於其他文獻的「司營」一職以及各舉五賢、五惡以見義的論述思路，都可謂完全一致。兩者可以被視作同構互補的一個文獻集合體。

那麼，《相生》《相勝》篇與《順逆》之間的關係如何呢？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主要是基於《順逆》篇與《相生》篇之間的一些互見關係：

《順逆》思想來源駁雜，除劉向《傳論》以外，「挺群禁」以下數句，又見於《淮南子》的《天文訓》與《時則訓》，在《禮記?月令》中也有所反映。至於未見於表中的五行「民病」部分，則與《洪範五行傳》或離或合，凡此都應源於當時的時月令文獻。而除此兩者之外，仍有一些詞句的來源值得注意。以上表部分文字為例：

例1，《順逆》篇與《相生》篇的木行部分同樣出現了「進經術之士」。本來在漢代的文獻中，出現這樣的短句重合并不值得驚訝，但據《順逆》文脈，木行之本在「農」，因此，「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是指應保證農民的勞作時間，「行什一之稅」是通過減輕農民的稅務負擔而調動其勞動積極性，「挺群禁」云云，是指增加農耕人口數量，「通障塞」則是改善農田水利設施。總之，此段數句雖然有的直接錄自《傳論》，有的是作者的敷衍或錄自他處，但都緊緊圍繞「勸農事」這個主題展開，文意連貫，而「進經術之士」一句在這一段中則顯得非常突兀，究竟「勸農」與「進經術之士」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至於《五行相生》篇中出現的「進經術之士」一句就顯得合理多了。按照《相生》篇的思路，五行與五官相對應，五官又與五常相對應，因此其論五行生勝、五官職守，最終往往在五常之德上落腳。以司農為例，顧名思義，其所職掌當在於農業，但《相生》篇論其職掌，自「進經術之士」至「匡梂其惡」，皆就「尚仁」之德而言。其後「知地形肥磽美惡」云云，才是就一般官僚制度中的「司農」之官而言其職守。《相生》篇論五官職守的這種疊加模式，在此後司馬、司營、司徒、司寇諸官的論述中仍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進經術之士」一句雖互見於《順逆》《相生》兩篇之中，但顯然與《相生》篇的聯繫更為合理、密切，《順逆》篇中的此句很有可能采自《相生》篇。

例2，關於「本朝」，從秦漢文獻用例來看，指在中央政府任職的中高級官員。《相生》篇所舉司農等「五官」皆可稱「本朝」，但該篇以司馬之職守為「進賢聖之士」，有充實「本朝」之意，故僅以「本朝」指代「司馬」，並使之與「火」行、夏時對應。在這一體系中，「五官」之一的「司馬」是最關鍵的一環。但《順逆》篇災異體系中並無「五官」一環，故其徑言「火者夏，成長，本朝也」，頗令人費解。蘇輿在「成長」下注下疑尚有脫字。就是未能理解以「本朝」與「火」相對應的奇特邏輯。因此，「本朝」一詞雖然兩見於《相生》與《順逆》，但其在《相生》中是合理的組成部分，而在《順逆》中則顯得突兀、怪異，可以認定，《順逆》篇以「本朝」對應火行，當是援據《相生》篇而成。

例3，「君之官」，或言「君官」，字面意思可理解為「君主這個官」，此語初看頗為怪異。《說文》：「官，史，事君也。」一般而言，「官」與「君」相對，「君之官」一說，實令人費解。但正如彭林先生在《〈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一書中所論，戰國以來的儒家與法家，在君權論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認為君主地位不受任何約束，包括「法」在內的一切國家機器都不能限制君主的權力；而以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則反對這種「絕對君權論」。彭林舉出《荀子》中「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等例證，說明在儒家看來，「天王亦居其一，他不僅要與其他官員一樣負有社會責任，而且要與其他官員一樣接受考核」，這是戰國時期儒士特有的政治理念。事實上，《孟子》中「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之說，將「天子」置入爵制之中，也反映了將「君」納入國家職官體系之中的嘗試。

而董子在此正是秉承孟、荀傳統，將「君」與司農、司馬、司徒、司寇相併，稱為「君之官」或「君官」，在《相勝》所論五行相勝、五官相剋理論中，更提出「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在《相勝》木行部分，董子曾指出：「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因此，「木勝土」，實質上就是暗示「民勝君」，這種君、民關係的解釋，充分體現了儒家的重民觀念，也是漢儒限制絕對君權的一種理論嘗試。

不過，漢儒身處帝國時代，君主獨一無二的權威已不容挑戰，且照五行生勝理論，五官有相生相剋之義，例如木生火，對應司農生司馬，意謂國家只有在先解決溫飽問題後，才能進一步討論選賢任能的問題。那麼，依照火生土之義，「君之官」當由「司馬」所生，但這顯然無法被接受。因此，為了處理這一困境，董子在「君之官」部分單獨設計了一個附贅的「其相司營」，在論五行相生時，以司馬生司營，而以司營為「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從而將「司營」與「君官」聯為一體，皆繫於中央土行之下。總之，《相生》篇中的「君官」在董氏五行生勝體系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但在《順逆》篇中，土行部分的論述仍以劉向《傳論》為主體，只是在起首部分出現「君之官」一詞，不僅於前後文缺少呼應，而且不符合《順逆》篇的內在體系——《順逆》五行體系以劉向《傳論》為基礎，後者源出《洪範五行傳》。與董氏「五行——五官」說僅將土行對應人君不同，《五行傳》於五行皆與人君對應，如《順逆》篇木行下言「如人君出入不時」，火行下言「如人君惑於讒邪」等，《順逆》篇於土行部分獨言「君之官」，似僅以土行與人君對應，此實與其自有之體系相悖。這裡的「君之官」，不是基於其文本內部理路而出現的一個概念，只能是據《相生》《相勝》篇而襲用之辭。

例4，關於「執法」，《順逆》篇關於水行咎由的論述主要取自《洪範五行傳》：

比對上表，「執法不順」是《順逆》篇僅有的溢出《五行傳》原文的詞句，而它與「簡宗廟」等也不存在邏輯關聯。最重要的是，按照《五行傳》的思想體系，與「執法」相關的五行應當是火行，作為劉向《傳論》的衍生文獻，《順逆》篇在火行部分也述及了執法公正的問題：

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逆》篇水行部分再次言及「執法不順」，顯然有自亂體系、前後重複之弊。

至於《相生》篇，水行對應之官為司寇，正是執法之官，故其言「執法」，實理所當然。《順逆》篇中「執法不順」一句，恐怕也是據《相生》篇而成。

總此，《順逆》篇雖然在整體結構上取自劉向《傳論》，但在諸行休咎的具體論述中，卻吸納了《相生》《相勝》篇的五行對應體系以及傳統的月令文獻，呈現出「文本嫁接」的特點。由於《相生》《相勝》篇、劉向《傳論》以及時月令文獻原是各自獨立的思想體系，它們對於五行內部關係的理解，五行與現實政治、生活之間的對應關係的認識都存在鮮明的差異，因此，《順逆》篇對這些學說的整合往往顯得十分牽強。特別是《順逆》在援據《相生》《相勝》所建立的五行對應體系時刪去了具有基礎性地位的「五官」一環，直接導致《順逆》篇的五行體系存在無法自足的邏輯缺陷。但是，這種嘗試融合多種五行學說匯為一種新體系的努力，仍值得注意。

四 古本《治順五行》與《五行順逆》之關係

關於《治水五行》篇，學者已注意到其與《淮南子?天文訓》的相似性，並據此質疑《治水五行》為晚出之作。但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隋人蕭吉在《五行大義》一書中曾完整徵引此篇，然其題名作「治順五行」，似較今本作「治水五行」者更為合理。至於文本層面，則《五行大義》所引古本較今本更為完整、系統，今本中一些錯簡文字，通過古本可得到校正。關於這一問題，筆者有專文討論，此不贅述。簡言之，今本《治水五行》實經過後人刪改，與其原始面貌相去甚遠，故本文討論其真偽問題，一依《五行大義》所引古本。

《治順五行》（下文簡稱《治順》）篇在結構上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論基礎，將一年分為五時，每時七十二日，分別以五行主五時。這種時令說又見於《淮南子?天文訓》，唯《天文訓》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為受制之時，五子相隔各七十二日，故有「七十二」之數。雖總成五時共計三百六十日，不足一年實際天數，但在《天文訓》內部體系完足，可自成一說。至於《治順》篇，則徑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則何以此數為七十二而非七十三或其他，實無法得到解釋，故筆者相信，《治順》篇的第一部分當系刪略《天文訓》或類似時令文獻而成"。

《治順》篇第二部分是對五行所主五時施政要略的分述，以木用事部分為例：

木之用事，則行柔惠，進經術之士。至於立春，出輕系，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恩及草木，則朱草。若夫人君馳騁無度，沈湎縱恣，重徭役，奪民時，厚稅斂，則民疾疹瘮，患足疾。木傷敗，則龍深藏，鯨鯢出而為禍。

由於自「恩及草木」而下之文皆為今本所未見，故此前學者討論《治順》，多僅關注其與《天文訓》之互見關係。但今據古本而論，則其文自「進經術之士」而下，幾乎無出《順逆》篇範圍者，兩者之間的重合度，實遠超《治順》與《天文訓》，這在其他四行用事部分同樣得到確認。在目前所見的文獻範圍內，可以基本確定，古本《治順》與《順逆》之間一定存在傳抄關係。

進一步而言，《順逆》篇以劉向《傳論》為基礎，雜糅時月令禁忌與董子五行生勝理論，雖然諸說之間的矛盾難以盡掩，但其多源文本匯而為一的動態生成過程則是比較清晰的。而與之相比，古本《治順》篇的文獻來源顯得十分單一，無論是自「出輕系」至「通障塞」部分與《淮南子?天文訓》之間的互見關係，還是「若夫人君」至「厚稅斂」部分與劉向《傳論》之間的互見關係，都同時互見於《順逆》篇，而《順逆》篇與《天文訓》、劉向《傳論》之間的互見關係，則頗有《治順》篇所不及者。簡言之，《治順》與其他文本之間的互見關係，似乎都是藉助《順逆》篇而實現的。因此，雖然理論上無法排除《順逆》篇系援據古本《治順》而進一步擴充的可能性，但從文本生成的一般規律來看，更合理的解釋，應當是古本《治順》實系據《順逆》篇加以刪略而成的衍生文獻。與《順逆》篇對劉向《傳論》的改造一樣，古本《治順》對於《順逆》的改造也有著明確的目的，那就是用「五行各主七十二日」說取代《順逆》篇「土主季夏」說，試圖構建更為均衡的五行政治學說。

至於《治亂五行》（下文簡稱《治亂》）篇，在文本上則幾乎完全互見於《天文訓》，其說不再循董子五行生勝說，而持五行雜相干說，這實際上是基於四時各有分屬、不可相雜的傳統時月令思想而產生的，又與五星相犯的傳統星占學思想相關。因此，表現在《天文訓》中，均使用「甲子干壬子」「壬子干甲子」這樣的干支術語，體現出其與時令、星占之間的關聯。而《治亂》篇基本照錄《天文訓》之文，卻將其「甲子」等五子替換成五行，將其整個體系改為「火干木」「木干火」等五行之間的干犯，這同樣體現出《治亂》篇作者融會諸家、擴充五行理論的嘗試。由於該篇與《治順五行》名義相對，且理論基礎都取自《天文訓》「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冬雷其鄉」一節，故此兩篇宜出於一手，成篇時間當在《五行順逆》形成之後。（未完待續）

文中所列表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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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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