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揚清：科學不能引導公眾，政學兩界都應該反思|專業視角

文史 08-27

本期作者：於揚清（中國科學院副研究員）

文章要點：

1.對於科學家來說，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是一體兩翼，只重視科學進步，卻忽視社會進步同樣是一種使命缺失。但是在我們的時代，無論人文學者還是自然科學家，仍普遍缺乏果敢的勇氣、獨立之精神以及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感。

2.科學家們「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公眾科學事件無膽、無心、無力，從主觀角度說是缺乏作為科學家的人文情懷，從客觀上說，其一是以「快魚吃慢魚」為特點的科技創新，需要科學家們聚焦聚神聚力，其二是社會上實用主義思想佔據主流，敢說話、說真話、唯實不唯上的氛圍尚未形成，而這又與我們的體制對於知識分子和學術管理的歷史包袱有關。

再過三年，「五四運動」發出呼喚「賽先生」的口號就100年了，然而一個世紀的長度，對於數千年缺乏數理邏輯和理性思辨的國家來說，要改變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思維習慣還是太短。因此，即使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國家也還相繼發生了諸如大鍊鋼鐵、畝產萬斤、特異功能、水變油、永動機、生命核酸等迷者雲集的重大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囿於權力的意志等多種原因，幾代中國學者集體鴕鳥，甚至出於位置或利益的考慮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對民眾的科學觀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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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產萬斤「放衛星『』，小孩站在「稠密」的水稻上。

科學不能引導公眾，首先是科學家的失職。如果說大學的三個職能分別是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話，那麼對於一個大學教授來說，堅持真理，以學識回饋社會就是應有之義；對於科學家來說，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則是一體兩翼，只重視科學進步，卻忽視社會進步同樣是一種使命缺失。但是在我們的時代，無論人文學者還是自然科學家，仍普遍缺乏果敢的勇氣、獨立之精神以及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譬如在對待轉基因這件事情上。

轉基因技術問世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關於轉基因話題的兩個事實是，科學共同體公認具有分子生物學理論指導的轉基因農作物是人畜無害的——當然前提是遵守相關標準規則和生物倫理，但是在社會層面，由於媒體和少數外行意見領袖的妖魔化，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們被忽悠得談「轉」色變。在這方面，應該說科學家，特別是應該發揮出引領作用的學界精英們，沒有很好地架起與公眾溝通的橋樑，直到6月100餘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名公開挺「轉」之前，很少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澄清事實，使全民受一次難得的科學教育。因此，在科學引領社會的道路上，中國學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要向中世紀的前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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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名諾獎得主聯名挺「轉」

從公元476年到1453年的中世紀，即文藝復興前大約1000年，是歐洲的黑暗時期，彼時宗教統治和壟斷了社會生活的一切，包括教育。教會是唯一設有學校的地方，但教會學校的目的在於馴化反抗和對立思想，培養為宗教神學服務、對上帝和教權忠誠的教士，以期加強和維護教會的封建統治。但歷史的車輪可以被阻止一時，卻不能被永遠阻擋，到了十二三世紀，隨著歐洲市民階層的崛起，東西方貿易的發展，十字軍東征以及世俗政權與教皇之間的鬥爭，以巴黎大學為代表的中世紀大學，終於在上述外部經濟社會因素，以及經院哲學內部懷疑信仰和崇尚理性的思潮下誕生。

這時候一位來自法國南部的青年皮埃爾·阿伯拉爾來到了巴黎，這位學識淵博、才思敏捷的學者參加了「辯證法的巴黎論劍」，「辯」遍歐洲無敵手。阿伯拉爾真正實踐了亞里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名言，曾將他的老師、邏輯學家羅瑟琳、神學家安瑟倫以及實在論者威廉等學界權威辯得體無完膚。他還興辦過多所非教會學校，親自講授哲學和神學，以期打破教會學校的思想禁錮和愚民教育。由於他時常提出不利於社會穩定的觀點，法國當局又害怕又憤怒，下令禁止他在法國的土地上講學。智慧的阿伯拉爾抓住文件中的「土地」二字與當局周旋，召集學生進入樹林，自己爬到「樹上」給學生講學，讓學生們圍在樹下聽課。當局得知此事後，再次發出禁令，禁止他在法國的「空中」講課，狡猾的阿伯拉爾很快又想到了對策，改為在「河上」「船上」講學。這位「三上」老師堅持理性和試驗，推動了科學方法和理性主義在法國落地，被稱為「第一個教授」，更被冠以「高盧蘇格拉底」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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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阿伯拉爾畫像

社會發展需要引領，也需要糾偏，但無論哪方面，都需要有人像阿伯拉爾一樣有擔當。中國的理工男是一群特別善良聽話的知識分子，他們素來謹小慎微，不去觸碰敏感的泛政治話題，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麻煩，他們一直埋頭於項目、論文、實驗，沒時間分心關注社會，他們也十分低調少言，不會像某些人文社會學者一樣，或通過介入公共事件，或通過誇張奇異的觀點來炒作自己。科學家們「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公眾科學事件無膽、無心、無力，從主觀角度說是缺乏作為科學家的人文情懷，從客觀上說，其一是以「快魚吃慢魚」為特點的科技創新，需要科學家們聚焦聚神聚力，其二是社會上實用主義思想佔據主流，敢說話、說真話、唯實不唯上的氛圍尚未形成，而這又與我們的體制對於知識分子和學術管理的歷史包袱有關。因此，有擔當的科學家能否出現，不光是學界的事，也與社會大環境乃至政治空氣密切相關。有時候當科學家們都畏首不前時，政治人物的推動力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葉卡捷琳娜二世是俄羅斯歷史上唯一一位被稱為大帝的女皇，崇尚科學、開放自信的她在位34年（1762－1796年），帶領俄羅斯成為18世紀後期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當時，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的天花疫情，大批染病者無葯可治紛紛斃命。上位之後，女皇得知英國發明了一種能夠防治天花病的疫苗並決意引進，然而卻遭到了各方的質疑和反對。反對者之一是時任俄羅斯衛生研究所所長的車爾卡索夫，作為科學家的車所長對天花疫苗的作用深信不疑，但卻對俄羅斯人對待這件事的態度表示擔心，因為當時公開贊成接種疫苗的學者本來就屈指可數，普通人對於自己體內輸入病毒，再以毒攻毒去防治天花，大多會恐懼得難以接受。另一個著名的反對者是她的娘家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從社會穩定的角度，勸說葉卡捷琳娜二世放棄引進，因為一旦疫苗接種失敗，將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和社會的恐慌，進而可能演變為嚴重的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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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卡捷琳娜二世畫像

既然沒人支持，那就自己當小白鼠吧。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宮廷排山倒海的反對聲中，堅持用自己的身體先做試驗。手術前她對再三勸她三思後行的車所長說，她從小時候起就知道天花病的厲害，對接種疫苗的風險也有所了解，但既然上天安排她帶領俄羅斯人戰勝天花，那麼她就要為眾人福祉挺身而出。於是在1764年10月，葉卡捷琳娜二世按照計劃，請英國專家馬斯·西姆帶勒為自己接種了天花疫苗。9天的觀察期之後，女皇安然無恙，人們，包括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敵手，在慶幸俄羅斯人獲得戰勝天花病妙方的同時，也無不對這位英雄的女皇點贊。政治家的果敢和作用，這時候比科學家更加突出。

回到轉基因一事。經常有人發出疑問，既然你說轉基因無毒無害，為什麼領導們都吃特供而讓老百姓吃轉基因，那就讓領導先吃好了。這是在中國社會獨特的體制下，科學家無法回答的非科學問題，如果我們哪個領導，也能像葉卡捷琳娜二世一樣力排眾議、勇於為科學哪怕做一次「秀」，這種現身說法，將比10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公開信更具說服力。所以，真正的崇尚科學，不是停留在會議上、口號中和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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