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二十世紀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注釋

道學 08-27

《論二十世紀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注釋

註釋：

[1] 當時法國道教學先驅們所使用的《道藏》材料，首先是1908年伯希和從敦煌掠走的部分中古時代道經抄本，其次是巴黎國家圖書館在1911年左右購得的兩套不完整的明《道藏》萬曆印本。而目前通行的明正統《道藏》，是到1923-1926年才由上海涵芬樓影印傳世。可見法國學者對敦煌道經的研磨甚至比利用明《道藏》還要早。參見劉楚華《法國道教學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52-153頁。

[2] 中國近現代意義上的道教研究，應以20世紀初劉師培和沈曾植在白雲觀借閱《道藏》，並寫出多篇研究性札記爲開始，分別見劉師培《讀道藏札記》，1911年初刊，此據《劉師培全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4冊，84-99頁。沈曾植《海日樓札叢》第六卷，此據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213-254頁。

[3] P.Pelliot，「Une Bibliotheque Medievale Retrouvee au Kansou」，BEFEO，No.8，pp.501-529，1908。陸翔的中譯文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9卷5號，1935年，3－28頁。

[4] 通常認為伯希和帶敦煌寫卷到京請中國學者同觀事在1909年8月，但據《王國維年表》，繫此事為八月中秋，即1909年9月28日前後。羅振玉在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寫的《流沙訪古記·序言》中說「今年秋八月，同好既影照敦煌石室文字」，亦可證中國學者始觀伯氏所攜遺書在農曆八月，公曆9月。

[5] 這個最初的版本已不易找到，神田喜一郎氏以為刊行在1909年的「七月或八月間」，但羅氏在9月底纔見到敦煌遺書，而11月1日《燕塵》上救堂生（田中慶太郎）的文章已依據羅氏此書，故其書應初刊於1909年10月。此書在同年11月被轉載於上海的《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期（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09年11月7日）；宣統三年（1911）改名為《敦煌石室記》又有單行本。

[6] 《莫高窟石室秘錄》，《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一期，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909年12月7日）、十二期，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月6日）；宣統二年1910年印入《東方文庫》第71種《考古零拾》，又訂正增補為《鳴沙山石室秘錄》，國粹學報社單行本。

[7] 《燕塵》第2年第11號，8—13頁。本次會議期間，得見高田時雄先生惠贈日本京都敦煌學研究會編《草創期敦煌學日本語文獻數種》（2001年11月印製）收有此篇影本，特此致謝！

[8] 如前所述，現在一般認為《莫高窟石室秘錄》最初分兩部分發表於《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一、十二期，對應的西曆分別是1909年12月7日、1910年1月6日，而內藤氏卻在1909年11月24－27日文中說《石室秘錄》已發刊，並且羅氏已將此《秘錄》與敦煌遺書的照片一併寄來。

[9] 此據《內藤湖南全集》第12卷《目睹書譚》，築摩書房，1970年版，184－185頁。

[10] 關於此次展覽與諸氏解說，參見濱田青陵氏在《東洋時報》1910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36號，《史學雜誌》1909年12月號、1910年1月號，《史學研究會講演集》第三冊等。至於日本學界最初知曉敦煌遺書的情況，可參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初版，此據築摩書房1984年版，11－22頁；郭自得、王三慶漢譯文載《敦煌學》第六輯，1983年6月，4－9頁；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79－185頁等。

[11] 《國學季刊》1卷1期，1923年，160－187頁。

[12] 《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此據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195－239頁。

[13] 《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49年初版，此據1963年12月版。

[14] 原載《藝文》第一年第九號，後收入《桑原騭藏全集》第一卷，岩波書店，1968年；方今茲漢譯載《中央日報》1947年2月11日。

[15] 原載Journal Aisatique，馮承鈞譯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43-104頁。此據商務印書館1995年影印本。

[16] 原載《國學季刊》1卷1期，1923年1月；後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中華書局，1980年，324－374頁；《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33－174頁。

[17] 《國學季刊》4卷2號，1934年，1－122頁。

[18] 《支那佛教史學》1卷3號，1937年10月，24－46頁；2卷1號，1938年3月，73－106頁。

[19] 原刊《輔仁學志》7卷1、2期合刊，1938年，此據《注史齋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96－98頁。

[20] 《東方學報》15冊1分，京都，1945年1月，1－26頁。

[21] 原刊《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2號，1947年，又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

[22] 《支那學》1卷11號，大正十年七月（1921年7月），68頁。

[23] 馬氏此文初刊於《老子覈詁》，後收入《讀書續記》卷二，上海商務，1933年，28頁。此據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年6月影印版。

[24] 石濱氏對此卷的考證見其《敦煌古書雜考》一文的第2種，載《東洋學報》15卷4號，1927年7月，85－89頁。

[25] 《敦煌石室老子義疏殘卷本劉進喜疏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0集第120期，1930年2月。

[26] 《東方雜誌》39卷12號，1943年8月，42－51頁。此文副題為「法人伯希和敦煌老子卷子校記之二」，但未知其「之一」刊於何處。

[27]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4卷下，1944年9月，95－124頁。

[28] 《學術與建設》，1期，1945年。

[29]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5卷下，1945年9月，71－102頁。

[30] 《東方雜誌》，42卷2號，1946年1月，48－54頁。

[31]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6卷，1946年，79－90頁。

[32] 《凱旋》26期，1947年11月，24－25頁；27期，1947年12月，24－25頁；28期，1948年2月，21－25頁：29期，1948年3月，23－25頁。

[33] 原刊《圖書集刊》7期，1946年10月，1－24頁；又收入《古學甄微》，巴蜀書社，1987年，343-360頁；最近，經蒙默先生整理的完整的《輯校成玄英〈道德經義疏〉》已收入《蒙文通文集》第6卷《道書輯校十種》，巴蜀書社，2001年，342-552頁。

[34] 原刊《圖書集刊》8期，1948年6月，1－8頁；又收入《古學甄微》；完整的《輯校李榮〈道德經注〉》收入《道書輯校十種》，553-672頁。

[35] 楠山春樹氏總結50年代以前的敦煌道書研究特點是「以老莊關係文書的研究為中心」，見他為《講座敦煌》第4卷《敦煌と中國道教》所寫的《道德經類》一章，大東出版社，1983年，3-4頁；收入其《道家思想と道教》，平河出版社，1992年，3-65頁。

[36] 王叔岷《倫敦博物館敦煌莊子殘卷斠補》，《傅故校長斯年先生紀念文集》，1952年，21-28頁。

[37] 寺岡龍含氏在1953-1964年陸續發表8篇文章整理敦煌本郭象注《莊子》殘卷，這些成果在60年代分別彙集成《敦煌本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輯影》、《敦煌本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校勘記》、《敦煌本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研究總論》三部專著，分別由福井漢文學會於1960年、1961年、1966年出版。至此，對於敦煌本《南華真經》殘卷的整理研究可以暫告一個段落。

[38] 阪井健一《敦煌出土〈莊子音義〉寫本殘卷（P.3602）と〈經典釋文音義〉との比較考察》，《日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紀要》，15號，1973年。

[39] 姜亮夫《敦煌〈道德經〉輯校》，《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1956年。

[40] 1956年《校牋》之後，饒先生又陸續發表《想爾九戒與三合義》，《清華學報》新4卷2期，1964年，76-83頁；《老子想爾注續論》，《福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文化論集》，東京，1969年，1155-1171頁；此兩篇與《四論想爾注》俱收入《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1] 嚴靈峰《讀〈老子想爾注校牋〉書後》，初刊於《老子微旨例略·老子眾說糾謬》，台北，無求備齋，1956年，109-123頁。在60年代，他又與陳文華展開討論：《老子想爾注校牋與五千文的來源》，《民主評論》15卷16期，1964年，12-16頁；《再論老子的想爾注與五千文》，《民主評論》16卷3期，1965年，60-63、21頁；《老子想爾注寫本殘卷質疑》，《大陸雜誌》31卷6期，1965年，184-192頁。

[42] 陳世驤《想爾老子道經敦煌殘卷論證》，《清華學報》新1卷2期，1957年，41-62頁。

[43] 陳文華《老子景龍碑的重新考察》，《東海學報》6卷1期，1964年，79-101頁；《關於五千文的來源》，《民主評論》15卷15期，1964年，13-16頁；《為五千文的來源敬答嚴靈峰先生》，《民主評論》15卷20期，1964年，8-11頁、封底。

[44] 大淵忍爾先後有《五斗米道の教法について》（上、下），《東洋學報》49卷3、4號，1966—1967年，40-68、97-129頁；《老子想爾注の成立》，《岡山史學》19號，1967年，9-31頁；《老子想爾注と河上公注との關係について》，《山崎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學論集》，東京，1967年，103-108頁；還有其新著《續論老子想爾注の成立》，俱載《初期の道教》，東京創文社，1991年，247-406頁。

[45] 這祇要看施舟人《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學的發展》一文就很清楚了，見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4頁。在文中，施舟人先生明確表示：「《想爾注》毫無疑問是漢代的作品。」他還從另一角度提示我們《想爾注》研究的重大意義，即「道教研究伊始，陳垣、福井康順、馬伯樂等都祇是進行一種比較籠統的歷史探索，無人敢把早期的道書當成一項專門的研究主題。就此而言，饒宗頤先生是道教研究（道教文獻研究）的開拓者。」

[46] 福井康順《老子想爾注考》，《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所紀要》13號，1967年，1-20頁。

[47] 楠山春樹《老子想爾注考》，《老子傳說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9年，239-269頁。

[48] 饒宗頤《論敦煌殘本〈登真隱訣〉（P.2732）》，《敦煌學》第4期，1979年，10-32頁。

[49] 吉岡義豐《敦煌本〈三洞奉道科誡儀範〉について》，《史學雜誌》62編12號，1953年；此據《道教經典史論》，道教刊行會，1955年，301-340頁。

[50] 前揭楠山春樹氏文以「向傳統的敦煌道書研究水潭投下一石塊」來比喻饒宗頤先生的《想爾注》研究，認為從此以後，敦煌道書的研究從老莊學向道教學轉移。

[51] 即《道藏編纂史》，載前揭《道教經典史論》，道教刊行會，1955年；又見《吉岡義豐著作集》第三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年。

[52] 吉岡氏主要整理的是斯坦因劫經中的敦煌道經寫本目錄，分見：《スタイン將來敦煌文獻中の道教資料》，《東方宗教》12、13號，1958年；《スタイン敦煌文獻中的道教資料目錄》，《道教と佛教》第一，日本學術振興會，1959年，264-275頁；《スタイン將來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目錄——道教の部》，東洋文庫，1969年。

[53] 《古道經目錄》，原載《道教經典史論》，又見《吉岡義豐著作集》第三卷。

[54] 吉岡氏尚未完成此目錄即於1979年去世，日本學者補充後收入《講座敦煌》第4卷《敦煌と中國道教》，大東出版社，1983年，347-411頁。

[55] 吉岡義豐氏關於敦煌本《洞淵神咒經》和《無上祕要》的研究，見前揭《道教經典史論》。又有《敦煌本〈老子變化經〉について》，《道教と佛教》第一，日本學術振興會，1959年，6-15頁。《敦煌本〈太平經〉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61年；《道教と佛教》第二，豐島書房，1970年，9-114頁。

[56]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法藏館，1960年。此前，《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1962年）雖然比較全面的著錄了北京、倫敦和巴黎所藏的道教寫本，但是按館藏單位分列，還不能算是專門和完備的道經目錄。

[57] 《敦煌道經目錄編》，法藏館，1978年；《敦煌道經圖錄編》，法藏館，1979年。

[58] Ofuchi Ninji，「On Ku-Ling-Pao Jing」 Acta Asiatica,27,1974；中譯文載《道家文化研究》13輯，1998年，485-506頁。

[59] PEN-TSI KING，Introduction Par WU CHI-YU，Paris，C.N.R.S.，1960。

[60] Max Kaltenmark，「Notes sur le Pen-tsi king. Personnages figurant dans le sutra.」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Geneve-Paris，1979；耿昇中譯文載《敦煌譯叢》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177-188頁。

[61] 秋月觀暎《敦煌發見〈神人所說三元威儀觀行經〉斷簡校勘》，《福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60年，1-17頁。《敦煌發見〈神人所說三元威儀觀行經〉と〈大比丘三千威儀〉》，《弘前大學人文社會》19號，1960年。

[62] Anna Seidel在1968年初次發表《漢代における老子の神格化について》一文，載《道教研究》第3冊，豐島書房，5-77頁；此後又單獨成冊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dans le taoisme des Han，Paris，1969；1992.她還有「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Taoist Messianism：Lao-Tzu and Li Hung」，History of Religions，Vol.9，No.2-3，1969.11-1970.2，pp.216-247.也是利用《變化經》來講漢末老子的神化。

[63] 陳祚龍《敦煌道經後記彙錄》，《大陸雜誌》25卷10期，1962年；《關於道家〈本際經〉及其〈要略妙義〉與〈疏〉的敦煌古抄》，《華學月刊》1975年10期。陳氏在70年代以後直至90年代，還陸續發表過多篇關於敦煌道經的文章（約9篇），但多為轉錄道書原文，再加以「道士依傍、竊取佛經以偽造、濫制道書」等按語。對道教持明顯的批評態度，當然不會耐心深入其中。

[64] 羅香林《敦煌石室所發現的〈老子化胡經〉試探》，《珠海學報》第8期，1975年，1-15頁。

[65] 姜亮夫《巴黎所藏敦煌寫本道德經殘卷敘錄》，1945年寫成，直到1980年纔得以發表在《中國哲學》第2輯。又發表於《雲南社會科學》1981年2、3期。還有姜氏1957年寫成的《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一文，直到1982年纔發表於《蘭州大學學報》1982年1期。

[66] 鄭良樹《敦煌老子寫本考異》，《大陸雜誌》62卷2號，1981年。

[67] 程南洲《倫敦所藏敦煌老子寫本殘卷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年。

[68] Erik Zürcher，「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T』oung Pao,66,1980,84-147.

[69] Stephen Bokenkamp，「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2,Brussels,1983,434-485.

[70] Anna Seidel，「Le sūtra merveilleux du Ling-pao Suprême, traitant de Lao-tseu qui convertit les barbes(le manuscript TH S.2081) Contribution a l』étude du Boddho-tao?sme des Six Dynasties. 」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3,1984,305-352.

[71] 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3卷《道教的傳播》，平河出版社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譯本。其中有金岡照光寫的《敦煌與道教》一章，對敦煌道書進行了總括性介紹，並具體介紹了《道德經》、《想爾注》、《化胡經》、《本際經》等重要敦煌道典。

[72] 《講座敦煌》第4卷《敦煌と中國道教》，大東出版社，1983年。

[73] 姜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敦煌研究》1986年3期，1-7頁。

[74] 探討敦煌當地道教歷史與社會的還有朱雷《敦煌所出〈索鐵子牒〉中所見歸義軍曹氏時期的「觀子戶」》，《武漢大學學報》1993年6期，72-79頁。姜伯勤《道釋相激：道教在敦煌》，《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266-320頁。劉永明《S.2729背〈懸象占〉與吐蕃時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學輯刊》1997年1期，103－109頁；顏廷亮《關於〈白雀歌〉見在寫卷兼及敦煌佛道關係》，《社科縱橫增刊·敦煌佛教文化研究》，1996年1月，12－21頁；又見《甘肅社會科學》1998年4期，72－77頁等等。

[75] 砂山稔在1979-1987年間，先後有7篇論文討論重玄學，現已收入其《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平河出版社，1990年。但他將唐初的道教義學師稱為「重玄派」，與其將其看作是一個道教的派別，不如說是一種思潮。

[76] 山田俊是與中國學界交流較多的日本年輕學者。他從80年代後期開始對重玄學的研究，其成果至今已蔚然可觀。他1999年出版的《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太玄真一本際經〉と成立と思想》（平樂寺書店）一書祇是其專研《本際經》的成果。此外還有多篇論文是未收錄其中的。

[77] 盧國龍《論理貫重玄之〈昇玄內教經〉》，《中國道教》1992年2期，31-36頁；《將示重玄義開發眾妙門——〈本際經〉研讀》，《中國道教》1993年4期，19-26頁。其代表作是《中國重玄學》，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1997年。

[78] 姜伯勤《〈本際經〉與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年3期；《論敦煌本〈本際經〉的道性論》，《道家文化研究》7輯，1995年；俱收入《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此外還有《敦煌道書中南朝宋文明的再發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3期，35-38頁；《敦煌本宋文明道教佚書研究》，《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文津出版社，2000年，65-105頁。

[79]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創文社，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

[80] 大淵忍爾《初期の道教》，創文社，1991年。

[81]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創文社，1997年。

[82] 對此書，我和山田俊各有書評，分別參見《敦煌研究》1999年3期，142-149頁；《敦煌吐魯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12-616頁。

[83] 王承文最早於1998年發表《敦煌本〈太極左仙公請問經〉考論》，《道家文化研究》13輯，156-199頁。同年完成其博士學位論文《敦煌道教古靈寶經研究》，中山大學1998年11月。此後陸續發表：《早期靈寶經與漢魏天師道——以敦煌本〈靈寶經目〉注錄的靈寶經為中心》，《敦煌研究》1999年3期，34-45頁；《東晉南朝之際道教對民間巫道的批判——以天師道和古靈寶經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4期，8-15頁；《古靈寶經與道教早期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以敦煌本〈洞玄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3期，143-152頁；《古靈寶經對黃赤道士的批判與道教出家理論的發端》，《華林》第一卷，中華書局，2001年，295-308頁；《古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第二卷，中華書局，2002年，237-269頁；《古靈寶經定期齋戒考論》，《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教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181-213頁；《古靈寶經的齋官制度與天師道及佛教的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2002年，55-80頁；《隋書經籍志〈道經序〉與道教教主元始天尊的確立》，《唐研究》8卷，2002年，17-60頁。以上諸篇收入氏著《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年。我對此書的書評亦見本卷。

[84] 萬毅關於重玄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包括：對《昇玄經》：《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試探》，《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7-86頁；《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解說》、《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補考》，《道家文化研究》13輯，三聯書店，1998年，267-270、271-294頁。《敦煌本道教〈昇玄經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文獻論集》，595-613頁；又見於《敦煌研究》2000年4期，134-142頁；《敦煌本〈昇玄內教經〉的南朝道教淵源》，《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4期，16-25頁。對《本際經》：《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卷敦煌本〈本際經〉論略》，《華學》第1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164-180頁；《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錄文及解說》，《道家文化研究》13輯，367-484頁。其博士論文則為《敦煌本道教〈昇玄經〉與〈本際經〉研究》，中山大學，2000年5月。

[85] 劉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經〉殘卷新探》，《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01-120頁；《試論〈化胡經〉產生的時代》，《道家文化研究》13輯，三聯書店，1998年，87-109頁；《試論敦煌本〈化胡經序〉的時代》，「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敦煌，2000年7-8月，已收入會議論文集；《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一：漢末成書說質疑》，《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文津出版社，2000年，281-306頁；《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二：成書年代考訂》，《敦煌研究》2001年4期，138-144頁；《敦煌本〈昇玄內教經〉的卷次問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0年2期，17-22頁；《論〈昇玄經〉的文本差異問題》，《文津學誌》第一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91-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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