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仍是西方學徒，沒能很好解釋「中國崛起」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中國在經濟和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對於很多國家來說，判斷紛繁複雜的外部環境自然重要，但對於中國，理解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或許更為重要，更為迫切。

8月20至21日，圍繞著「讀懂時代」這一主題，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望道講讀會」在上海書展期間連續舉辦四場學術論壇，邀請國際關係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學、傳播學等領域的名家，分別從「G20與全球治理的困境與出路」、「新改革年代的中國經濟」、「全球性百家爭鳴時代的中國學術」和「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長征』」這四個論題，全面解讀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21日上午，題為「全球性百家爭鳴時代的中國學術」的第三場學術論壇在上海社聯群言廳舉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曉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與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高瑞泉三位學者圍繞中國學術發展中的問題和解決之道進行了討論。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曉明

吳曉明：以西方為準繩的教條主義困擾中國學術發展

普遍認為，今日中國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巨大社會變革。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吳曉明看到，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將面臨非常重大的任務。「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然而在吳曉明看來，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學術目前仍然沒有走出學徒狀態。「在世界性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的學術界想要生成自己的理論創造，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儘快擺脫學徒狀態。」

吳曉明所言的中國學術的「學徒狀態」，主要是指近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術的對外學習狀態。他解釋說：「我們今天的學術話語、學術建制，甚至今天學術活動的每一個前提條件，幾乎都是外來的。比如說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西方哲學的框架下進行的。」

這種外部學習的學徒狀態，其實是學術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中國自近代以來，通過大規模的對外學習，積累了極為豐碩的成果。但如果一直處於這個階段和狀態，則就會形成依賴、因循的教條主義。

「多年以來，教條主義的幽靈仍在不斷困擾著中國學術發展和理論創造，是中國學術取得自我主張的最大阻礙。」吳曉明認為，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中，非常普遍地流行著那種不分析具體問題、不顧及具體狀況，「僅僅知道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的教條主義，中國革命時期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吳曉明以中國革命為例進行說明。在中國革命初期，一部分共產黨人，比如著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知道照搬蘇俄經驗，完全局限在外部反思的學徒狀態，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但是中國共產黨很快擺脫了這種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

「但是今天中國的學術界，比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那時的教條是從蘇俄而來，今天學術界的教條則是從西方而來。」

中國學術要想走出學徒狀態，獲得自我主張，在吳曉明看來，必須經過文化結合的鍛煉。實際上，中國百年來，只要碰到關鍵性的問題、重大的問題，必然會立即形成古今中心之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對待這兩大問題的態度一直困擾著中國人，每一次的爭論往往決定著中國歷史的拐點。

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和把握古今中西，吳曉明介紹了古代希臘的經驗。當時古希臘人一方面有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面對著埃及、古巴比倫、印度等強大的東方文化。

「希臘人一度幾乎被東方文化壓垮，但是他們牢記阿波羅神廟上 『認識你自己』那句話，終於弄清了自己真實的需要，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他們把東方外來的東西整理好，從中生髮出自我主張，開創了自己的繁盛時代，這個時代叫做古希臘的經典時代。古希臘的經驗對於今天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應該有巨大的啟發。」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高瑞泉

高瑞泉：中國學術界至今沒能很好解釋中國崛起

高瑞泉首先援引法學家馮契的話，認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全球性百家爭鳴的時代」。他提出，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要想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產生像中國經濟那樣的影響，主要在於「我們能否對『中國經驗』做出很好的觀念提升」。

相比於「中國模式」，高瑞泉更願意用「中國經驗」概括中國社會的變化及其成就。在他看來，模式有典範和規範的意思，能不能成為模式，是要留待後人評說的。

20世紀以來中國的巨大變化、中國經驗的無比豐富性，蘊藏著強烈的社會期待。高瑞泉感受到，這種期待要求他們這一代學人在對中國經驗的反思中，得到觀念提升，將其上升到理論層面。

然而對於「中國崛起」的解釋，在中國大地上馳騁的都是各種各樣的西方理論或以西方為範式的舶來品。「中國學術界唯一的共識就是中國崛起是好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儘管看到最近幾十年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與「中國經驗」的豐富性相比，高瑞泉認為，中國學術的成就並不能與之相稱。

要想對「中國經驗」做出觀念上的提升，高瑞泉提出，必須面臨三個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面對歷史學範式的轉移的陣痛。在高瑞泉看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進步史觀取代了循環史觀和退步史觀，毫無疑問推動了中國的崛起。但是時至今日，「單線條的進步史觀越發暴露出它的局限和缺陷，在解釋複雜的歷史現象時，一定會捉襟見肘，而且往往附帶西方中心論的色彩」，因此諸如美國漢學家柯文那樣「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多元文化歷史觀大行其道。不過，高瑞泉也看到，多元文化歷史觀在充分尊重各個文化獨立個性的同時，也暴露出對於普世性的拒絕。所以，他給出的建議是，「在承認文化多元的知識基礎上，對進步論做必要的修正。」

第二個挑戰是中西問題。這意味著我們怎麼看待世界，如何看待當今世界中的中國，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對於變動的世界的意義。但是問題在於，「我們對世界的了解還遠遠不夠」。以我們對美國的了解為例，高瑞泉認為，我們對美國的了解程度與美國漢學家對中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最後，學術活動需要「擴展論辯的合理性」。現代社會需要發展工具和價值理論，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工具理性擴張已經危害到價值理性，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思想派別在論辯時充滿戾氣，這提示我們「擴展論辯的合理性」非常必要。

所謂「論辯的合理性」，其前提就是所有的參與者都應該預設自身的可錯性，也就是說，每個人首先都要有「我可能是錯的」這樣的意識，而不是在一開始就以為自己真理在握。「我們常說，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如果一開始就有真理和謬誤之分，那就是獨斷論。」

「如果學術論辯的合理性能夠充分擴展，社會就能形成最基本的共識，戾氣也會緩和，從而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基礎也就得以奠定。」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

汪涌豪：對漢學家的迷信可以休矣

相比於「全球性百家爭鳴」的提法，汪涌豪則將全球化視為「單一模式的普及化」，「是一種強勢文化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迫使其他文化不知不覺成為其擁躉」。這種強勢文化在汪涌豪那裡，顯然指的西方文化。

「今天全球化看起來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但實際上是西方的示範效應被無限的放大，並且連同西方話語權，壓抑其他文化的發育，壓抑弱勢群體的表達。」以國際學術交流為例，汪涌豪說，不要說討論外國問題，就是討論中國問題，「我們能用自己的話語嗎？很少用了。」

在文化上，汪涌豪認為，在許多時候，中國只能成為默默的傾聽者，「很少有自己的聲音，極少發了一點聲音也很少被人留意」，他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上的入超」。

究其原因，除了強勢文化的霸權擴張外，他認為，在我們自身則與「忽視文化傳統和自己價值缺失」有著密切關係，甚至是主要關係。「正因為有著這種自我文化認同的危機，使得我們無法對自己所秉承的文化傳統集聚和彰顯，進而影響到全球化的安排。」

同吳曉明、高瑞泉的判斷相一致，汪涌豪也看到今日中國學術仍然是在西方的範式下展開的，「很多研究是不帶水土的移植，缺乏究問的吸收，生搬硬套西方時髦的理論。」但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恰恰倒是對中國文化和學問很感興趣，產生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漢學研究。可是讓汪涌豪感到無奈的是，這又催生了一種對西方漢學家的迷信。

「現在西方的漢學研究早已今非昔比。不能否認，他們有些所取的角度非常獨特，有的結論也清新可采，但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典籍掌握的廣度是不夠的，加上受制於語言因素，所以說現在許多老外的研究是錯誤百出，這還是客氣的。」但就是這樣的研究，仍然一再地被引入，被推崇。在汪涌豪看來，顯然，今日中國學人應該走出對「漢學家」的迷信。(文/徐蕭)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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