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人治何嘗不好了

每次清宮戲出現了，古代清官戲大火了。

自然會有一大堆學者跳出來痛心疾首，痛中國人之不爭，哀中國人之不幸，以為中國人是跪著跪著就再也站不起來的奇葩物種。

我個人倒是不這麼看。

我覺得清宮戲、清官戲放在中國古代，乃是一種實然，反映的乃是一種人治模式的成功。

中國古代很早就建立起所謂賢人政治的人治社會。

所謂周公姬旦握髮吐脯，天下歸心的故事，不僅僅發生在西周王朝中央政府。也發生在各個大大小小的剛剛建立的新封國的土地上。[1]

出土的大盂鼎的銘文上，寫的明白，就是「若文王令二三正」了，也就是說盂去封國，要學習周文王姬昌，去招攬當地英才，為己所用。

總之，即便晚到西周王朝，中國一切的政治制度，皆是「對揚文武之休命，紹述古先之大業」[2]。

畢竟，夏商周王權時代，乃是中國文明萌生之初，真正能夠躋身貴族，受到良好教育的賢人，少之又少。

任何諸侯封國君主要想治國理政，是少不了這些賢人輔佐。這就好像今天的公務員必須高學歷才能當官一樣。

而上古時代的教育資源更為匱乏，能夠享受完整貴族教育一千人中未必有一人。

所以，我們總是斷言中國古代政治最大弊端乃是人治社會是立不住的。

因為，中國古代培養一個貴族成本至為高昂。

即便是後世隋唐盛行科舉，但是能夠身登龍虎榜的進士和舉人，都是舉一宗族之力，幾年幾十年才培養出一個。

在這種情況下，古代社會也只能依賴人治，必然走向所謂的賢人政治。

因為法令再完善，法治再周密，一切政務也是要靠高素質的人去執行去審斷去裁決。

只有我們明白這一點，才能明白《禮記》上的《中庸》一則哀公問政，問者有心，答者有因——

魯哀公姬將[3]向孔子詢問如何治國理政。

孔子答覆說——

「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措施，都記載在典籍上。

賢人在世，這些政策就得到實施；賢人去世，這些政策也就廢弛了。

賢人的功效就是使政治快速清明，肥沃的土地的特性就是使樹木快速生長。政事就像蒲蘆一樣（得到賢人就能快速清明）。

所以處理好政事關鍵就在得到人才！！！」[4]

現代人總是詬病中國古代人治社會時間之長，並以為中國一切的落後根源即在於根深蒂固的人治情結和人治成長的人文環境。[5]

今天，我們經常會看到新聞時事評論中，充斥對古代人治社會的抨擊，清官戲熱了，受到抨擊的人治。宮斗劇熱了，受到抨擊的依舊是人治。

我們今天固然要鼓吹法治，堅持依法治國，建設法治社會，這是不可逆的主流。

今天，我們當然明白，法治是最根本的治國手段，是最可依賴的原則。

因為法治代表著人類一代又一代的理性可以累積——通過長期形成的規則和案例而不斷更新的法律。

法治社會的建立，使得永遠的公正成為可能。

但是，為了褒獎法治社會，而去抨擊中國古代的人治社會，則不可取。

人治社會在古代有其天然合理性，特別是在土地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

不以人治為主，不要求統治者施德行仁，不去尚賢使能，而單純基於理想的狀態建立一個法治社會，至少在中國古代，並無可行性可言。

再完善的法律條文，也是需要賢人運用，才能發揮賞善罰惡之功效。

至少，一個穩定的國家機器的運作得保證有足夠人才去管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

而上古夏商周王權時代是根本保證不了這個的。

至於到隋唐行科舉之制後，天下讀書者眾，再也不缺乏治國管理人才的情況下，建立法治社會才有可能，也是必然。

是以隋唐之後，降之於宋元明清，法律條文日益繁複。

以《大清律例》而論，多達四十卷。而且還每五年一修。以至於後來例的數量大大多於律條。

比如雍正三年時就有八百十五條，到同治時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

大清算是單純的人治社會，絕不是，也不可能是了。

所以，法治社會的建立，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自然萌生、壯大、成型。

法治社會如果推行於古代，只會帶來苛政猛於虎，天下苦秦久矣的天下大亂。

反之，人治社會行之於今天，同樣會造就一隻傷害人民的利維坦，一架隆隆作響對人民敲骨吸髓的國家機器。

文革時候的中國，今天的北朝鮮，都屬於在現代社會玩人治的反面典型啊。

[1]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尚書·康誥》

[2]《全唐文·卷一百九十·楊炯·為劉少傅等謝敕書慰勞表》

[3]魯定公之子，春秋時期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公元前494－前468年在位。

[4]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禮記·中庸》

[5]其實在西方，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也曾提出影響深遠的哲人治國論，主張建立哲學王統治，這也屬於人治的一種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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