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相逢的陌生人——翁達傑的小說該怎麼讀

斯威夫特寫小人國，說裡面有兩派，大頭主義者、小頭主義者，水煮蛋應該從哪一頭開始剝這件事，「六次暴亂，一個皇帝掉了腦袋，還有一個掉了皇冠」。小人國還有一個宗教，教義裡面講得很清楚，雞蛋應該從方便的一頭剝起，大頭小頭此消彼長，哪一派的刀快，他們那頭就是方便的。

弗洛伊德把這稱為「細微差異的自我迷戀」，往往是從外面看難分彼此的兩群人吵起來最要死要活，不可調解。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本來就是從印度分階段跑過去的，老鄉，但是英國統治者覺得自己聰明要搞制衡，給泰米爾人開後門；1948年獨立，僧伽羅人佔四分之三人口，民族主義情緒有了渠道，終於泰米爾人被欺負得吃不消，要在北方立國。

所以，後殖民的苦頭，倒真不能說是「大頭小頭」的玩笑事，但這段二十六年血肉橫飛的內戰史（兩千多萬人口住在六萬平方公里的國家裡，死了超過七萬人），讀來還是讓人覺得：不至於這樣。2009年，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建國大業覆滅，但最起碼在人類殘害同類的技術史上，留下了噁心的一筆：他們是把自殺式炸彈作為戰法的先驅；而僧伽羅人的回應，在反恐圈裡被奉為「斯里蘭卡選項」，歸納起來，就是封鎖媒體，驅除聯合國、人權組織，並儘快把人殺光。特別是在最後的一次剿匪過程中，政府軍大肆屠殺不得已跟隨軍隊逃難的平民（所謂的不得已，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猛虎」要拿平民作為肉盾，處死那些企圖離開的百姓）。最後被逼到一塊「不超過四個足球場」的海灘上，政府軍忌憚自殺式襲擊，甚至會擊斃投降者，在一場宣洩獸性的屠戮和姦淫中宣布和平重新降臨斯里蘭卡。

邁克爾?翁達傑

翁達傑2000年以此為背景的小說《安尼爾的鬼魂》開場時，女主人公作為法醫團隊的成員，出現在瓜地馬拉。場景只有一頁，已是滿紙寒氣，他說家屬的恐懼是「雙刃」的：「既害怕坑裡就是他們兒子的骸骨，又怕不是——那就意味著他們還將繼續搜尋。」

然後，十八歲離開祖國斯里蘭卡的安尼爾，十五年後申請到日內瓦人權組織的一個任務，回到出生地，找尋大規模屠殺的證據。先是見到了政府強行指派給她的搭檔，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考古學家塞拉斯·迪亞瑟納。他帶安尼爾去看他們工作的地方，結果是在一艘船上，曾「航行於亞洲與英國之間」，「依舊殘留海水的鹹味、鏽蝕與油漬，貨倉里瀰漫茶香」，但此時似乎是象徵氣息更為濃烈的「一直泊在科倫坡港北角一處廢棄的碼頭內」。塞拉斯考古找回的幾具骸骨，號稱是某個聖地公元六世紀的僧人，但安尼爾隨手一翻，就摸出一塊不屬於那個時候的骨頭。書的前三分之一，雖然不時穿插了一些斜體的小篇章——都是戰爭兇殘的剪影，還有些配角閃入閃出，但幾乎是我印象里最直截了當的翁達傑，主要就寫安尼爾籠罩在憂悸的氛圍里，吃不準塞拉斯到底效忠哪一方。疑神疑鬼到了搪塞不住的時候，有個細節是塞拉斯只是開了個燈，安尼爾問他：「你為什麼開燈？」他說：「你以為這是我向誰發出信號嗎？」

當然，用「直截了當」這樣的形容詞，甚至概括情節這種行為本身，都不會是翁達傑想要書評人為他提供的服務。這個漂泊者的鋼筆里灌的是煙霧；他的文字似乎會隱藏到書頁的後面，或者自說自話地飄走。他不只是一個寫小說的詩人；他是一個不管不顧要在小說里踐行詩歌訴求的實驗藝術家。那個寫了五卷亨利·詹姆斯傳記的萊昂·埃德爾，在評論《身著獅皮》時說，翁達傑寫的是「語言電影」。他相信散落著的燃燒的意象，會彼此照亮，而它們間的低語在某個合適的時刻會疊加成交響樂。他相信缺失會讓欣賞的人更投入；讀他好像一直在跟誰商量，讓他再多留一會兒，多說幾句。

《身著獅皮》

對尚未入門的翁達傑讀者來說，這樣的語言時常讓人隱約擔心「過度書寫」，或者說就是用力過猛。他2007年的小說《遙望》，主要寫了三個人的離散：安娜、克萊爾和庫珀（還是想補一句，這樣對翁達傑作品的概括，永遠應該在記住之前忘記），整個故事的引信，是父親突然降臨在女兒安娜和收養的農場幫工庫珀交媾後的場面，把小伙打得血肉模糊。另一個對庫珀也生了很久情愫的女兒克萊爾在暴風雪中發現了汽車裡的庫珀；車門被凍住了，正當庫珀以為克萊爾放棄了自己，「一把斧頭劈碎副駕駛窗，玻璃跳躍著穿過黑暗，飛入了他的頭髮之中」。這幾乎是一個要讓書本飛出手掌，跳躍著穿過房間的時刻：人都快死了，玻璃碴的身姿和落點（更何況是在黑暗中）到底是誰在關注呢？

《安尼爾的鬼魂》開頭，當女主人公剛剛回到科倫坡，坐上了一輛三輪摩托，「擠進擁擠交通每一個狹窄的可能性」，這樣的句子試圖顛覆我過往對「文勢」的所有體會，「玻璃跳躍著穿過黑暗」時那種「這怎麼可能會是第一流的寫作」的困惑又浮現出來。可是，這當然不只是自我放縱，甚至，明白這些都是安尼爾喚起童年記憶的方式也沒有那麼重要，在翁達傑的筆下，我們要提醒自己，小說的推進從來都不能阻撓他打開任何一個時刻所蘊含的詩歌的可能性。

閱讀翁達傑是接受一場關於小說閱讀的教育。他好像按捺不住一種傾向，就是讓所有細節都不因為處在敘述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分，這種平等會讓你開始在意他每一個字詞，就如同只要你玩味足夠長久，它就會透露更多一樣。這是詩歌的讀法，其實也是偵探小說的讀法——每句話都可能成為揭示犯人的最終線索；於是閱讀一下有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強度。

翁達傑最著名的小說《英國病人》

這場教育的第二堂課，是翁達傑對自己人物的態度。《安尼爾的鬼魂》中間的三分之一，又落入了翁達傑熟悉的節奏里：每個人物都不知所起地寫上三四頁，正當你以為主角出現了的時候，他就不知所終，連告別都來不及。塞拉斯帶安尼爾去見自己的老師，帕利帕納，一個失明的泰斗，晚年因為偽造學術材料而棄世，讓妹妹的女兒照顧著。他指引兩人去找安南達，一個曾經讓頑石或鐵塊「立此成佛」的開光師傅，現在被生活摧折地只能在礦井下工作。找到安南達之後，三人一起退到林中的一處古宅，讓安南達憑藉頭骨重塑死者的面容。這是翁達傑筆下常有的所謂set piece，就是可以看成獨立構成效果的小段落，關於某項古奧手藝的冷知識，氛圍像是有個開關把其餘的世界關了一樣。然後鏡頭一轉，聚光燈下站出來一個被戰時傷員和失敗婚姻消磨得也快成了個鬼魂的醫生，結果他是塞拉斯的兄弟。醫院的兵荒馬亂中，突然又鑿進來另外一個醫生林內斯·柯利安的故事。他被叛軍綁架，沒日沒夜地做手術，當他提出缺少一些醫療器材的時候，這些綁架者二話不說就襲擊了一家醫院，還順手替他虜了一個護士來。翁達傑對待人物跟他對待文字的態度有相似之處，就是他對著每個角色都懷著最深的同情，又保持著整齊的疏離感，所以每次轉場景都像要開始一部新的小說，而每個人物出場都帶著主角的燈光和配樂。不說這位醫生柯利安，即使被劫持來的護士羅莎林，上場時的畫外音也是這樣的：「奇怪的是，護士也沒有抱怨自己的際遇，和他（柯利安）一樣。」很多小說家都可以寫很有趣的龍套，但很少有人像翁達傑這樣，隨便誰露個臉就像是預訂了五十頁的戲份（最後再把這些戲全部剪掉）。

《貓桌》

在《英國病人》里，那個小偷卡拉瓦喬回想著：「他整個一生都在迴避長久的親密。……他是那個偷偷溜走的人，就像情人離開亂局，盜賊離開一個消減了的屋子。」翁達傑對這個職業很著迷，卡拉瓦喬本來就是《身著獅皮》里的人物，而《貓桌》和《遙望》里，也都有小偷，上面的那句話似乎提示了翁達傑對他所有人物的態度。

我明白這件事是在《遙望》末期，前文我很不當心地把它形容為一部關於三個人的小說。其中一個，安娜，在那殘暴的一幕之後出走，成了一個文學史家（另一類翁達傑不能忘懷的人），出現在法國，研究一個叫做盧西安·塞古拉的作家。小說的最後三分之一突然成了失控的萬花筒，賭氣似的圍繞著作家不斷喊來新的人物。他的家人，一個他老了之後在路上認識的少年，突然又轉到這個少年的父親（小偷，在戰爭中受了傷，可能就是卡拉瓦喬）如何遇到少年的母親；一對顛沛流離到塞古拉隔壁的夫婦，以及這對夫婦的患難，正當本讀者的意志正在瓦解之時，翁達傑這樣描述道：

他們互相也只是陌生人，正巧相逢在陌生人之間求生。他們發現任何東西——所有東西——都可能被拿走，在這個似乎要延伸至他們生命盡頭的鋼鐵般的世界裡，沒有什麼能保留得住，除了彼此。

我的頓悟大致是這樣：講故事只是幌子，翁達傑遠遠指著的，是各種情緒流動的軌跡。這些「人物」，也只是像容器，各種愛別離、怨憎會、所求不得，就在這些容器里交換；翁達傑的棋譜上，他留意著車二平六，象五退七，他需要你是車，是象，但具體是誰並不重要。可當任何角色都可以退場，就像在人生里一樣，每個人都變得無比重要。這一個個進進出出的陌生人，都有你不能完全了解的過去和心碎，但卻足以充滿一本書，或者，整個宇宙。

《遙望》

就在我這樣接受翁達傑教育，慢慢有些心得的時候；一場走得辛苦卻也在審美上有相稱回報的行程快結束的時候——《安尼爾的鬼魂》讀完了，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我讀了一部關於斯里蘭卡內戰的小說，對斯里蘭卡內戰的了解好像也沒有增進多少？小說里偶爾表現的殘忍場面，換成其他的時間、地點或敵我，似乎也沒什麼要緊的。就像幾個批評本書的人之一古納瓦德納（Goonewardena）說的：「《安尼爾的鬼魂》讀起來就像不停從水裡拖出屍體來，但從來不探究上游到底發生了什麼。誰在扔屍體？為什麼扔？這些難道不值得知道嗎？」

在這場極為政治的戰爭里，並不是說在道義上小說家一定要講政治，但我只關心在技法上，如果要描寫殘忍，填充些乾和硬的細節，難道不會更好嗎？殘忍不會讓人感覺更真實些嗎？或許可以這樣推斷：翁達傑要寫的不是殘忍，而是恐懼，小說的成功是他能設計出一套敘事，把這種恐懼的體驗複製給讀者。如果是這樣，那未知倒的確更嚇人一些。

安尼爾在倫敦學醫的時候，她最關心的是一個叫做Amygdala的組織，她說像斯里蘭卡語，中文裡就是扁桃體。「它是大腦的黑暗區域，……恐怖記憶的儲藏室。……這個神經束掌管著恐懼——如此它即掌管萬物。」小說還引用了加拿大女詩人安妮·卡森的詩句：「我想探詢看顧眾生的律法。找到的卻是恐懼。」

翁達傑是一個十一歲離開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但故土或許在他頭腦里留下了某種形態的東方宗教，眾生皆苦，要分辨出單個的人是很無趣的；佛教里把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做「有情」，而所謂「有情」，無非是種種物質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體；而任何要素又是在每個剎那依緣而生滅著的。我讀《遙望》所感受到的所有人物都只是容器和象棋，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翁達傑所要表達的情緒和主題，在角色之間流動，在場景間流動，也在他的不同作品間流動。

《英國病人》里，二戰也只是背景，好像是為了把幾個特別的人關在一起上演恩怨情仇的借口，最後有一段異常簡陋的政治評論，裡面那個印度拆彈兵，聽到廣島和長崎的消息，無所適從，幾步衝到「英國病人」的房間，用槍對準他，旁邊卡拉瓦喬提醒他，你連這個人是誰都不知道，奇普說：「他是美國人，是法國人，我不在乎。當你開始轟炸有色人種的時候，你就是英國人。」再往前一些，他還轉述過他哥哥的理論：日本是亞洲國家，錫克人被日本人殘暴地對待，但是英國人卻在弔死那些想要獨立的錫克人。這時，照顧「英國病人」的漢娜不睬他了，雙手插在胸前。接下來是不帶引號的兩句話，也分不清是否只是漢娜的想法：這世上的恩怨啊。這世上的恩怨啊。（The feuds of the world. The feuds of the world.）

讀《安尼爾的鬼魂》，當作者似乎並沒有從本質上區分斯里蘭卡和瓜地馬拉時，讀者開始擔心某種「這世上的恩怨都一個樣」的立場。小說開頭，翁達傑思考斯里蘭卡內戰：「很明顯，政治上的敵人私下裡進行著獲利豐厚的軍備交易。『戰爭就是戰爭的理由。』」這樣的分析似乎並沒有什麼幫助。

電影《英國病人》劇照

但最後這一課也是最重要的：讀翁達傑的小說不是聽他講解歷史，而是觀看某種獨一無二的想像力為世界著色。Salon.com上一篇「安尼爾」書評寫得極好，作者是之前並不認識的Gary Kamiya，他說：「翁達傑這本書想做的，是在寫一個道德分量沉重至極的主題時，既要因此寫得乾淨、直白、不多愁善感，但也要把它寫成一首詩，讓它飛起來。」

說到底，我們一直忘記，小說，the novel（新的東西），本意就是探索那些沒有去過的地方。先入為主地判定某種藝術體驗有缺憾而抗拒它，就太過粗野了。

《安尼爾的鬼魂》居然還有一個突如其來的轉折作為「結局」，甚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情節骨架，這在翁達傑的書里還沒有見過。說「突如其來」，是因為他的第三部分本來又「果不其然」偏離軌道成了一個迦米尼的愛情故事。翁達傑在接受「總督獎」的時候這樣說：「我在想《安尼爾的鬼魂》里我最喜歡哪個部分？應該是迦米尼不肯擁抱塞拉斯妻子的那一幕。對我來說，這是個讓人心碎的時刻，與那些正式的故事天差地遠。」就像《英國病人》中奧爾馬希告訴凱瑟琳說沙漠里兩個人會互相惦記是因為「近密」（propinquity）：「沙漠中的近密，水的近密……『沙海』中開了六小時的一輛車裡，兩三個身體的近密。」翁達傑最喜歡寫的還是在蒼茫中被風雪吹在一起的兩個人，「天寒地凍，日短夜長，路遠馬亡」，就不要太講究擇偶標準了。

讀小說喊著要「準確性」，在特里·伊格爾頓那裡，被稱為「規範化幻覺」，這樣的人不相信馬修·阿諾德所謂評論就是「把對象當做它自己去看」，他們有個預設的模型，說小說要照這個來改，一直在頁邊寫：這樣那樣不是更好嗎。這種讀書的方法也沒有什麼幫助。

[加拿大] 邁克爾?翁達傑著,陶立夏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5月。

TAG:澎湃 |

※情侶間如不能繼續相愛，便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和陌生人交換甜蜜，說說你們當初是怎麼在一起的？
※《你說，我說》——曾經認識的陌生人不如未曾相識
※夫妻結婚多年卻互不相識，如陌生人一般，揭秘惠安女的奇葩習俗！
※被陌生人親吻的感覺應該是甜的嗎？看他們的反應，好像是耶～
※曾經的好朋友如何變成陌生人的？
※女生該不該與陌生人說話，看了這部倭國r片就明白啦
※她為了藝術，每天和不同的陌生人睡覺
※從陌生人變回陌生人，那就是我們的故事
※人們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身邊人的飛黃騰達
※這4種夫妻，曾經相愛，現在卻連陌生人都不如！
※如何快速與陌生人相愛
※明明同樣被陌生人打屁股，為什麼男生和女生的反應截然不同
※早安心語：成熟是給陌生人看的，傻逼是給小夥伴看的，幼稚是給喜歡的人看的
※不存在的愛人：遇見熟悉的陌生人
※寶寶性格內向，不愛和陌生人說話，該怎麼辦呢？
※據說對陌生人先看胸和臉的容易一見鍾情，我們為此做了一波採訪
※兒子做了錯事，被陌生人教訓，這位媽媽竟寫信贊同陌生人的做法
※現代人，為什麼不再接陌生人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