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新經濟政策下的言論審查和出版監控

文史 08-29

本期作者：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期文章要點：

新經濟政策帶來的變動，讓軍事檢查員和主管出版物檢查的唯一機構國家出版社感到不習慣。他們憑「情緒」來檢查出版物，憑「情緒」來決定出版社的生死。

作家們不滿審查者的恣意妄為和不善其事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實際上就是打開了十月革命後被關起來的國門，軍事檢查把所有與國外聯繫的通道都封鎖得滴水不漏。而國門一打開，隨著經濟領域中進入的一切，狂風暴雨般湧進俄國的還有西方的文化、道德標準、習俗等等。蘇維埃俄國的人們已經習慣於馬雅可夫斯基式的吶喊、引吭高歌，沉醉於紅色是為唯一革命的色彩。但在「耐普」開始後，這種吶喊、引吭高歌漸漸地被軟化了，不許描寫的愛情也漸漸成了作家們筆下的寵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溫情、柔情，甚至曖昧之情也變成了小說和詩歌里的卿卿我我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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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筆下的耐普酒館

軍事檢查員們，還有在耐普執行後一時履行出版檢查職責的國家出版社，都碰上了新問題。他們不習慣這種變化，也弄不清「耐普」的開放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們在作家們和詩人們的作品中嗅到了一股他們不熟悉的味道，因為沒有什麼特定的名稱，他們就把這種味道統稱為「情緒」。於是，他們憑「情緒」來檢查出版物，憑「情緒」來決定出版社的生死。

國家出版社對作家們作品的審批在《關於私人出版社的法令》公布之前很久就開始了，而且「耐普」執行後，它幾乎就是主管出版物檢查的唯一機構，它的裁決就是一錘定音。他們憑「情緒」對作品的審查被作家們稱為「恣意妄為和不善其事」。1921年12月30日，全俄作家協會理事會的一批作家就給盧那察爾斯基寫了一封抗訴信。信中陳述了這批作家知識分子對言論、出版檢查的看法、態度和訴求。信件主要內容如下：

致教育人民委員阿·盧那察爾斯基

在整整一年前，即1920年10月，全俄作家協會就向教育人民委員部提交了一份聲明，聲明指出，俄國文學所面臨的條件已經使它走上絕路。一方面，這些條件的外部因素是出版書籍印刷方面的困難，而另一方面，主要是國家出版社的那種恣意妄為和不善其事的搗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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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那察爾斯基

在國外戰爭和國內戰爭進行的決定性時刻，在革命的最危急的關頭，也從沒有過如此令人苦惱和變幻無常的檢查，而現在復活的檢查制度所實行的正是這樣的檢查。問題並不在於對政治書籍的檢查：一旦在國內原則上取消了言論的政治自由，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全俄作家協會現在所說的是對處於政治鬥爭之外的文學創作的檢查，是對藝術和人文書籍的檢查。這看起來不像現在已經實行的新的檢查實踐，俄國作家們從上個世紀前半期最令人窒息的檢查時期起就沒有經歷到過這種檢查了。

早就有了一些徵兆，政治鬥爭的激情和沉迷可能會轉移到創作這個領域內來；也許，最雄辯的證據就是教育人民委員自己就這個問題所寫的東西：「有人……在說：『一切有關言論自由的胡說八道都去他的吧，適合我們共產主義制度的是國家對文學的領導，檢查不是過渡時期令人恐怖的行動，而是有秩序的、社會化的社會主義生活所固有的東西』，有人作出這樣的結論：批評本身應該變為某種告密，或者是將藝術作品戴上粗俗革命的枷鎖，而這人所證明的只是，他雖然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但如果稍微蹭一蹭他的話，他實質上卻是個傑爾日莫爾德（果戈里《欽差大臣》中的警察，行為粗暴，強迫命令——聞注），還有，即使他多少獲得一點權力的話，除了滿足於頤指氣使、恣意妄為，尤其是偷拿和不撒手，其它的他就什麼也辦不了。這是些徵兆，當然，它們也許有，也許不存在，——我們是文化太少的人民了。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權蛻變的威脅，在低級別的偵探和形形色色的密報者中，在警察制度和阿拉克切耶夫軍警專橫中（俄國亞歷山大一世時的陸軍大臣，因實行殘暴的軍警式統治而聞名——聞注）……是存在的並且應當儘力避免之。（《報刊和革命》，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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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里小說《欽差大臣》的封面

令俄國作家們吃驚和悲哀的是，新的檢查制度的實踐所實行的一切正是教育人民委員在這些文字里預言的。已經絕無可能來指出檢查處理的界限了。在許可和不許可之間沒有任何標準。因此，比方說，在彼得堡准予出版的東西在莫斯科就完全遭禁。因此，檢查甚至看的是諸如在字裡行間所揣摩出的情緒這些無足輕重的因素，並且查禁檢查員不喜歡其中情緒的短篇小說和詩。

一些在俄國檢查史上一度流傳過的最糟糕的笑話又再度傳開：在阿拉克切耶夫時期，檢查將《紅色女郎》改成為《美妙女郎》，——而現在，列別傑夫-波良斯基在弗·利金的短篇小說中讀到這樣一行『在牆根土台上坐著幾名紅軍戰士、指揮員和穿白色布拉吉的女護士』，就決定：把女護士全刪掉或者指明這是些白匪軍。鮑里斯·扎伊采夫的親密抒情短篇小說《獨居》因不適宜的情緒被禁，檢查員自己對作者的解釋是，『故事沒有現實性』。在彼·彼得羅夫斯基同樣親密抒情的詩中，那些又是因為情緒不適宜不合檢查員的心意而被他刪去了，據此他在尤·伊·艾亨瓦爾德所寫的前言中也作了刪節，依據就是被刪除的詩行。政治檢查就這樣賦予了自己文學批評的功能。在埃弗羅斯的文章里，有一段是寫俄國文藝作品樣式的對偶性性：有低級的，不太高明的，也有高級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這一段被檢查員禁止出版。政治檢查員又賦予了自己文化史家的職能。沙赫馬托夫院士關於俄羅斯民族起源的，戈季耶教授關於混亂時期的文章都被查禁，因為，根據同樣一位檢查員波良斯基對雜誌編輯所說的話，亞·亞·基澤維特爾對普拉東諾夫一書的評論和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對它的評論不一樣。政治檢查員又賦予了自己在科學歷史學問題最後裁判官的職能，既覬覦極高又精神上奴顏婢膝。尼·別爾嘉耶夫的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藝復興的終結》完全被查禁——原因是作者的宗教世界觀。這樣政治檢查又承擔起了宗教信仰的最終裁判官的職能，而這就破壞了蘇維埃憲法，這部憲法宣布並且實際上遵守的不僅有信仰自由，而且有宗教佈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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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別爾嘉耶夫

全俄作家協會在這裡所列舉的是檢查實踐中所積累的事實，當然，是最典型的，但它認為現在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實踐正日復一日地擴大範圍和不可抑制，這種表現也許可能成為上述所引笑話的集大成者，即使不是自覺的，但問題不在數量上，而在於它們是迅速發展的和根植於一切檢查機制中常見病的徵兆。

作家協會當然清楚，不使俄國文學傳上這一病症的唯一手段也許就是要規定，它因在出版中違反國家法律和法規的罪行而應在司法審判面前要承擔的責任。但是，協會也不否認，要做到這一點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很快。然而，即使在當前的條件下，在政府現在提出俄國文學活動的問題時，為了減輕檢查病的暴發還是有很多事可做的。政府應該準確地規定它活動的範圍及其工作方法。應該對它的變幻無常和恣意妄為劃個界限。檢查可以是文學大門旁的政治守衛者，但卻不應是文學屋中之主。

全俄作家協會理事會

鮑·扎伊采夫，伊萬·諾維科夫，尤·艾亨瓦爾德，伊·日爾金，阿勃拉姆·埃弗羅斯，伊·馬圖謝維奇，謝·波利亞科夫，弗·利沃夫，羅加切夫斯基，弗·利金，尼·別爾嘉耶夫

（ГА РФ. Ф.А-2306.Оп.1.Д.1164.Л.10-11с об.）

作家協會理事會的這封信把出版物檢查中的問題歸結為是「已經絕無可能來指出檢查處理的界限了。在許可和不許可之間沒有任何標準」。它在批評檢查員的越權的同時，實際上提出了自己對檢查的看法。按照他們的理解和需求，檢查不能「賦予自己文學批評的功能」「不能承擔文化史家的職能」「不能賦予自己在科學和歷史問題上最後裁判官的職能」「不能承擔宗教信仰最終裁判官的職能」。他們用一句話概括了這些思想：「檢查可以是文學大門旁的政治守衛者，但卻不應是文學屋中之主」。而他們的這種想法和訴求卻正好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的。蘇維埃政權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政治守衛者，而且要登堂入室，主管和控制文學創作的一切事務，要成為文學事業和出版事業中的「屋中之主」。

因此，作家協會和國家出版社及其檢查人員的矛盾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新經濟政策下出現的尋求寬容、更多言論出版自由的意識形態的對抗。

新經濟政策下如何檢查國外信件和出版物？

新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新事物還不止於此。與國外通郵的恢復對蘇維埃檢查同樣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問題。通過郵遞，國外雜誌、書籍、唱盤紛紛進入俄國。由於郵局這個部門一直在軍事檢查的控制和監督下，而現在從國外來的郵件讓國家出版社也參與進了這一領域的檢查。於是，原有的軍事檢查人員、國家出版社的檢查人員摻雜和擁擠在這塊新的陣地上。對國外信件、出版物的檢查還牽涉到另一個重要部門——外交事務人民委員會，而且契卡仍在插手。

1922年1月18日，外交事務人民委員契切林給俄共（布）中央組織局莫洛托夫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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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務人民委員契切林

尊敬的同志：

鑒於已經與國外建立了通郵關係，開始收到寄給私人的郵包、印刷品。其中常常發現外國報紙和雜誌。全俄契卡情報局負責人通知，軍事檢查請求寄發一份不宜進口的出版物清單。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進行了討論，認為此問題極為重要，決定建議組建由政治局、全俄契卡和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來研究這一問題。直到現在，全俄契卡都在禁止從國外進口甚至是我們出版的報紙，因為它們上面有許多在我們這裡的情況下不應該刊載的東西……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報紙已經通過郵局寄給私人。允許這樣做就意味著報刊上反對我們的宣傳鼓動可能再起。一些明顯宣傳鼓動的白匪軍刊物將會在莫斯科傳播……但是，由於簡單地命令禁止從國外進口報紙是不妥當的，因此部務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召集這個委員會。與此同時，還應該將收件人分成幾類，因為，比如，我們的共產國際的客人就常常抱怨對他們提供國外報刊做得不好……還因為，政治局的代表參加這一委員會是恰當的。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格奧爾基·契切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112.Д.277.Л.12-13.）

契切林的這一建議是否被中央接受，目前尚未查到有關的檔案。不過，無論如何，契切林的信反映了新經濟政策時期，單靠一個沒有重要決定權的國家出版社，顯然已經應付不了出版物大量增加和大量湧進國內的局面了。

新經濟政策下國家出版社如何監控私人出版社？

與國家出版社密切相關的還有私人出版社。下面這份檔案材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私人出版社和國家出版社的關係以及國家出版社是怎樣對私商進行檢查和監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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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最大的私人出版商和書商伊萬?瑟京

列·達·托洛茨基同志

從十月革命起，我就繼續從事出版工作，將舊書和新出版的書籍供給農業人民委員部和莫斯科國民教育局的各機構。直到1920年5月10日出版社就是這樣發展的，5月10日，根據國家出版社的電話通知從我這裡無償地拿走了15，000普特紙張。雖然此後幾乎沒有可能再工作了，但我還是決定將自己的造紙廠進行租讓。我的計劃得到了克拉辛同志的贊同，所以我得以與斯梯年斯接觸。談判進行得順利，我也準備廣泛地開始新事業。而就在這時，我第二次落入了不可能再工作的境地，因為國家出版社對書籍儲備法作出了新的解釋，決定無償沒收全部存書。這種解釋違反了從1917年起蘇維埃政權對私人出版社的全部政策，剝奪了我的事業的最後一點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只有微不足道的存書了。

我一點也沒有反對國有化：國有化剝奪了我的17家書店，5個大的書籍倉庫，莫斯科的兩家大印刷廠，彼得格勒的一家和165，000普特紙張。

由於國家出版社最近的一份指令，我完全失去了作為出版事業工作者的意義，因為從國外來的任何人都不會願意與財產在1922年再度被國有化的人打交道，而這種國有化是在對已經取消的法令（1921年10月15日的法令取代所有的國有化法令）的借口下進行的，因為它有可能在下一年再次根據新的解釋來沒收財產——這種情況總令外國人心驚肉跳。

順便說一句，我想工作，準備工作幫助國家出版社，但是我請求為此工作創建可以接受的條件，這些條件歸根結底也將有利於蘇維埃政權自己。

鑒於上述，我請求您接見我，弄清我的處境，裁奪一下，讓我的工作多少有個正常的條件，這是我剩下的唯一可能了。

莫斯科5月31日

伊·瑟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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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京的書店

信的末尾有個批示：「請Л.K.關注一下。」這裡的Л.К.指的是克拉辛。

瑟京的信描述了國家出版社對於私人出版社的監控：查抄瑟京的紙張，不斷地對國家對私人出版社的法令作出自己的新解釋，然後根據這些解釋不斷地無償徵用瑟京印刷廠的紙張和沒收他的存書。這種情況被瑟京稱為「再度國有化」。在不斷地「再度國有化」的情況下，瑟京處於破產狀態。他只好申請自己印刷廠的「租讓」。但是，結果正如他悲哀地說的：「從國外來的任何人都不會願意與財產在1922年被再度國有化的人打交道。」所以，他給托洛茨基寫信，因為這時托洛茨基擔任著租讓總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信末尾的批示看來像是托洛茨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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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出版社「阿克維隆」的圖標

但克拉辛是否為瑟京爭得了「多少有個正常條件」的工作環境，詳情不得而知。但從他工作到1928年才退休的情況來看，瑟京是得到了克拉辛的照顧。瑟京是俄國最大的出版商和書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瑟京出版書籍的數量佔全國的1/4。列寧也曾在克里姆林宮接見過瑟京，瑟京曾簽名贈書給列寧。瑟京是幸運的，在新經濟政策下，他仍能從事自己的出版事業。連他這樣的出版商都曾一度被「再國有化」，其他的私人出版商的命運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到1922年上半年，蘇維埃俄國處於從軍事檢查向國家出版社監控的轉折之中。需要新法律，需要一個新的權威機構來負責對出版物的檢查。布爾什維克政權在運籌，在制定，不容置疑的是，檢查新法規的制定和新的檢查機構的建立絕不會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作者：聞一；編輯：鬍子華；文章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為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允許，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聞一：新經濟政策下的言論審查和出版監控

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研究專家，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特聘教授，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蘇聯解體時正在莫斯科，目睹了解體歲月的最後時刻。此後又多次訪問過俄羅斯，足跡遍及俄羅斯的數十個城市，其觀察與思考集結在《走近俄羅斯》、《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俄羅斯》等文集中。發表過一系列探討蘇聯解體的文章。有《解體歲月》、《山外青山》、《回眸蘇聯》、《蘇維埃文化現象隨筆》、《走出北高加索》、《普京之謎》、《光榮與夢想——重讀俄羅斯》等20多部專著與文集。《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和《俄羅斯通史（1917-1991）》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2016年2月，剛出版的《烏克蘭：硝煙中的雅努斯》探討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千年的恩怨情仇和歷史關係，被人稱為「俄烏紛爭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俄羅斯文化》和《當代俄羅斯》是學生們選讀的熱門課程。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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