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搞團團伙伙，把大唐王朝整垮了

文史 08-29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唐文宗李昂在絕望的峽谷發出無奈的哀嘆，為困擾中國古代政治的「朋黨」難題，留下了最為沉重的註腳。

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都是時代的精英人物，卻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內部分裂。牛僧孺、李宗閔當權於前，凡是李德裕的奏章一概否決，凡是李德裕的朋友盡皆黜退；李德裕秉政於後，也開始了他的隱忍已久的復仇計劃。

一個黨派贊成的，必然遭到另一個黨派的否定，朝廷已經無法選賢任能，更不能求同存異、凝聚共識，而是在黨派衝突中接近於「否決型政體」的邊緣。人才的提拔任用，不再取決於能力、才華以及政績，而首先要看他所在的陣營、所屬的門戶、所站的隊列。

如果與李德裕親善，而這時又恰好是牛僧孺、李宗閔把持朝政，那麼再有才華，也只能置之散地，既無以施展才華，也不能報效朝廷。唐文宗時，牛僧孺等人執政，不是「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么？到唐武宗時，李德裕奪回國柄，同樣按照朋黨界限排除異己，一位叫做蘇滌的官員被一貶再貶，窩在地方就是起不來，而原因僅僅是他是李宗閔的人。

於是，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變成了「惟黨是從」。比用人的門戶之見更可怕的，是朝廷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被嚴重扭曲。宰相議事，不再以朝廷的整體利益為旨歸，而是以黨派和門戶為根據，凡是李德裕贊成的，牛僧孺就不問是非曲直地極力反對。結果，朝廷決策陷入朋黨鬥爭的泥潭，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他們搞團團伙伙，把大唐王朝整垮了

李德裕

李德裕在出鎮西川時，曾有機會取得對吐蕃的戰略優勢，最後卻因為牛僧孺的黨派偏見而中途擱淺。

當時，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這對飽受吐蕃侵略之苦的朝廷來說，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事喜事。

維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極具軍事價值，「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這個得天獨厚、易守難攻的城池，這個覬覦內地、威脅中原的橋頭堡，吐蕃人稱之為「無憂城」，而前代節度使韋皋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這時，悉怛謀遣人送款，要把這個戰略要地送給朝廷，豈非是從天而降的天大好事？

李德裕畢竟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不敢相信竟有這樣的好事送上門來，於是派人帶了一堆禮物過去，順便察看是否有詐，而悉怛謀率領維州軍民退居成都，以鐵的證據證明投降屬實。於是，李德裕吃了定心丸，便上書朝廷，請求朝廷允許受降、佔據維州。

按道理，這樣一件能夠改變帝國地緣政治格局的大好事，朝廷應該欣然接受、玉成其事，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由於牛僧孺與李德裕的門戶之見，這件事竟被整黃了。

牛僧孺還是善於打太極，即便拒絕一個明智的決定，也能做到理直氣壯、滴水不漏。他對皇帝說，朝廷與吐蕃「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也就是在此之前就簽訂了和平協議，「中國御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為詞」。作為泱泱大國，不能因為一城一地的得失，背負失信的罵名。

這一番言辭，迎合了皇帝的道德優越感，迷惑了皇帝的判斷，成功把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打上了背信棄義的標籤。不能不說，牛僧孺以門戶之見異化朝廷決策，既顯毒辣，又無胸懷，但是僅僅看他成功阻撓一個正確的決策，既把實際好處掩蓋於無形，又讓自己佔據道德制高點，暗地裡還捅了李德裕一刀：「你這李德裕，給皇上出這麼個餿主意，是想讓皇上變成言而無信之人啊。」

這皇帝也挺狠，就指定李德裕把悉怛謀一部之人送還給吐蕃。可想而知，這些「叛徒」到了吐蕃手裡，能有什麼好下場？唐王朝為了這點臉面，其實是斷了其他人的歸化之心，從此，吐蕃再無將領投降朝廷，而只會血戰到底！反過來看整件事情，天下豈有將敵人的降將又拱手讓給敵人的咄咄怪事？造成這樣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醜聞，不是因為朝廷缺少判斷的智慧，而是失去了做出正確決策的能力，這就是朋黨鬥爭極化的結果。

凡是你贊成的我就反對，管你什麼利國利民、有益社稷、澤被後世。

於是，朝廷就這樣被利益集團綁架，一切以黨派利益為判斷標準，朝廷利益就這樣被朋黨的車輪碾成齏粉。

他們搞團團伙伙，把大唐王朝整垮了

其實，縱覽古今中外，很少有政治體系能夠避免朋黨的產生。晚唐時，朝廷官員最先由於共同的政策主張而聯合起來，對內則合縱連橫、結黨營私，對外則步調一致、黨同伐異，最後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朋黨或利益集團。

其實，有朋黨並不可怕，產生朋黨也並不意味著政治的惡化。朋黨之間的鬥爭，如果表現為建設性的「忠誠反對」，那麼朋黨鬥爭反而有利於促進進步。但是在朋黨鬥爭極化的情況下，反對並不是出於維護公益，僅僅是因為門戶不同、派別各異，是為反對而反對、為批評而批評。

外戚、宦官、權臣，這三者在中國的歷史中結黨營私，互相爭鬥，早已為世人所恨。除了唐末的牛李黨爭，宋代的元祐黨禍、明末的東林黨與閹黨的爭權，都在歷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頁。肉食者不以道義相謀，以利益、意氣相爭，都是以小團體的私利綁架了天下的公益。

著名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曾寫下《國家的興衰》一書，研究「利益集團」對國家發展的影響。書中的這段精彩論述，簡直與晚唐時期的朋黨鬥爭高度一致：

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而且，它們會變得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後它們就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機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會越來越知道該怎樣操縱，懂得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好的理由。由於他們的技巧越來越嫻熟，因而獲得的利益也就越來越持續、越來越多。慢慢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使得國家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個部門越來越僵化，最終，導致國家的衰落。

唐末的牛李黨爭，給宋人很大的歷史教訓。歐陽修還特意寫了篇《朋黨論》，提醒皇上警惕朋黨鬥爭，但是歐陽修的論述還是停留在君子小人的道德框架內，認為「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他並不知道，無論是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疏」的偽朋，還是君子「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的真朋，只要朋黨開始產生，就會具有維護派別利益的自覺，就會可能以派別利益異化整體利益。這與君子或小人沒有關係，而是深植於人性。

中國古代的朋黨政治，由路線之爭演變為私人恩怨，而私人恩怨又在零和博弈的思維下不斷極化。從李吉甫與李逢吉的鬥爭開始，到李德裕與牛僧孺的對立，雙方無論哪一派得勢，總是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結果，朋黨極化將利益集團的所有弊病都展現得淋漓盡致，直到耗盡晚唐的最後一絲氣息。

所以，朋黨要不得，歷史不糊塗。

文/湖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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