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背後，有怎樣的歷史溯源

柳友娟製圖。

有關英國公投脫歐影響的兩極化評論佔據各類媒體版面多時，從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維度切入的分析視角亦屢見不鮮，卻很少有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來回溯和分析這種政治表象背後的文化因素，恰如莎士比亞所說的那般，只有坦然了解過往，才能為未來開創新的篇章。

從這一角度而言，美國學者馬丁·威納所著《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為我們理解百年以來英國發展的獨特路徑，提供了大量清晰而有說服力的歷史素材，極富啟發意義。

《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馬丁·威納著，王章輝、吳必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開出了一張英國病症單

莎士比亞在戲劇《暴風雨》中留有名言：凡是過去，皆為序章。今年又恰逢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英國民眾在通過各種方式紀念這位世界級文豪時，腦海中或許都會浮現以下疑問：當脫歐公投日結果見分曉時，英國的未來將向何處航行？是否會真的如昔日歐盟夥伴們腹誹嘲諷的那般走向自我孤立、自甘墮落？抑或是保持那種二戰時期的經典海報所傳遞的英國氣質：保持冷靜，繼續前行？

應該看到，過往一個半世紀的英國註定與「衰落」緊密相連。自19世紀經歷維多利亞女王鼎盛期之後，大英帝國就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工業與經濟領域，她先後被德國與美國超越，丟掉保持半個世紀的「世界工廠」地位；在國內事務方面，勞資關係衝突不斷，國內企業家精神萎靡不振，科技創新與教育制度因循守舊，呈現出的是一幅帝國斜陽般的景象。

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耗盡了這個擁有廣大殖民地國家的金融儲備，政治上對美國亦步亦趨，從此淪為一個二流強國。遲至本書作者馬丁·威納教授撰寫該書的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所謂「英國病」刻畫的種種弊端，正是集中爆發的最嚴重階段，引起英國各界的普遍憂慮與反思。

與其他學者所慣常從外部國際政治與經濟學角度剖析「英國病」的諸多頑疾所不同，威納教授開出的病症單子恰有一語驚醒夢中人的氣勢：釀成「英國病」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位居英國上流階層的文化與政治精英，是他們的百餘年以來思想灌輸與文化教育的「共謀」結果。

文化與政治精英徹底扭轉了英國工業與文化發展的軌跡，馴服了曾經桀驁不馴、以世界市場為志向的工業資本家們，用重新再造的紳士文化馴服了工業文化背後的進步與創新，進而重塑了英國人的國民特性。

不要小看了文化傳播的力量

那麼英國的上流階層與文化精英要對本國的工業主義與經濟發展虎視眈眈，欲改造之而後快嗎？這就要談到英國貴族階層在19世紀面臨的尷尬處境。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率先完成，工商業階層愈來愈成為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力量，而貴族階層面臨著被邊緣化和失去話語的危險，這激發了貴族珍視和開掘自身傳統的動力。作為掌握文化與教育資源的貴族，開始對工業階層展開了招安之旅。

貴族階層不斷向富裕的工商業階層宣傳真正傳統的英格蘭生活方式，比如以下這些：成功的商人必須在英格蘭的南方鄉間擁有土地，擁有效忠勤懇的佃農和敬業高效的別墅管家。你們的孩子無需像父輩那樣悲催地去啃讀會計手冊和去各地催交易欠款，而是應該去哈羅、伊頓這樣的私立公學熟讀拉丁文與十四行詩，去牛津劍橋這樣的校園結交朋友，參加俱樂部，和王公貴族們飲酒敘聊，休閑時去樹林鄉間享受獵狐的樂趣。你們未來的工作不是去擔任帝國駐海外殖民地的高級文官，就是去倫敦金融城謀一份報酬豐厚的銀行職位。高尚和受人尊敬的紳士應該遠離骯髒的工廠車間和空氣混濁的北方城市，英國人的生活本質源自於南方的鄉間田頭，這裡才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誠如威納教授在書中所揭示，以上這些華麗而美好的修辭都是19世紀下半葉對傳統的再度發明，與歷史上的貴族生活大相徑庭。失去資本力量的貴族唯有通過文化形態的構造才能同化工業階層，尤其是他們的後代子孫，要讓他們把對勤奮工作、發明創造和物質慾望永不滿足的激情讓位於紳士的優雅生活和貴族式的審美趣味，創造出一個陽光明媚的英格蘭鄉村與陰鬱灰暗的鐵鏽城市之間強烈的反差。他們不斷諄諄教誨這些「富二代」，職業和社會聲譽與是否能遠離臭名昭著的「撈金能力」成反比，與其在城市做無趣的守財奴，還不如放棄城市公寓返回鄉間品茗下午茶來得愜意。

還記得鵝媽媽童謠故事中的「城裡老鼠和鄉下老鼠」故事嗎？不要小看了文化傳播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事實上按照威納教授的觀察，自從1851年英國水晶宮博覽會舉辦後，英國的工業主義精神即從頂峰開始跌落，進而沿著文化精英早已譜好的曲調走向平庸，進而也就失去與後起者們競爭的能力。

文化觀念的抵制不易克服

思想種下的後果帶來的是行動中的無意識偏向。當19世紀下半葉西方諸大國開啟全面競爭態勢的時候，作為領頭羊的英國卻對工業革命所取得的輝煌成績感到迷茫和困惑，在一系列關係國家重大發展前景的討論中莫衷一是，選擇退讓和保守的心態多過進取與改革的勇氣。

根據威納教授在書中的描述，當美德兩國在20世紀初期對英國經濟形成重大挑戰的時刻，英國保守黨財政大臣約瑟夫·張伯倫號召把復興經濟和提升工業規模當做當前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時，招致黨內抵制。

反對派認為，政治生活的核心要務是把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和解決大量失業作為首要目標，對工業設備的提升改造是財政上的浪費且與英國的核心價值相悖，使得英國工業徹底失去了外向型競爭的資本。二戰結束至撒切爾夫人執政前夕，英國經濟開啟國有化模式，進一步束縛了企業創新能力的培養，英國企業家更注重安全與穩定而非提升效率和技術。加之福利國家社會責任論的廣泛採納，英國的去工業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後，英國工業僅保留少數幾個尖端領域，其他大部分要麼消亡，要麼成為跨國公司併購收購的對象。

為此，作者在全書末尾無不憂慮地指出，英國經濟發展中最不易克服之處，就在於文化觀念的持久抵制。這種抵制並非歷史的傳承，而是文化自我偏好的產物，孰優孰劣，也只有英國人自己心知肚明了。

物質積累不能說明一切

顯而易見，作者對於英國工業主義的衰落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從世界舞台上銷聲匿跡。本書所沒有涵蓋的故事包括：英國在新世紀前後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利用自身的多元文化和金融貿易優勢，向包括移民在內的全世界打開國門，重振經濟與社會的繁榮富足。

英國既保持傳統、又善於融合創新的國際形象，初步實現了從英國製造轉變為英國創造的產業升級，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但恰恰是這段故事，印證了英國唯有擁抱歐洲，歡迎來自全世界的經濟與物質文化交流，傳統的英國商業與工業文明留下的遺產才能在全球化時代真正得以再度發揮影響。

以移民、就業、捍衛傳統之名選擇退出歐盟，回到自我塑造的英國式生活的神話之中，從長遠來講必將損害英國的國家利益，其結果與英國工業主義精神的消亡或有異曲同工之效。

進一步而言，本書給予我們的啟迪價值恐怕不僅僅限於英國，限於西方世界，而是對所有處於現代化進程之中，處在現代與後現代轉折遞進過程中的國家都需深度思索的。

從英國工業主義百年嬗變的過程來看，一個文明型國家與社會凝聚力的價值載體，不僅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同時具有感召力和向心力的文明話語形態也是急需的。經濟成就所取得的物質積累並不能說明一切，能編織故事，描述故事，構建故事的文化力量才具有懾服人心、馴服慾望的能力。

講好故事的人，特別是那些善於講故事的精英群體，更需要肩負起對國家和民族發展之命運抉擇的使命。（文/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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