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列寧對高爾基煩了

文史 08-03

本期作者：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期文章要點：

高爾基：「您可知道我讀過多少這樣悲慘的信件，我知道多少這樣沉重的悲劇！伊萬?什梅廖夫的兒子被槍斃了，鮑里斯?扎伊采夫前妻的兒子也死了。特列尼奧夫生活於可怕的焦躁不安之中，勃洛克，詩人，生了壞血病在等死，被憂鬱症擊垮，大家擔心他會發瘋……這三年來，我看得太多了，『忍受』得太多了，然而，我在審判中充當了辯護方的證人，費盡了口舌。我們生活得不好——生活還將更壞。」

1921年3月，蘇維埃俄國轉入新經濟政策時期。與「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原則差別是：用國家的力量包攬全國、全民族、全體人民衣食住行問題的戰略決策被擱置；私人資本、貿易和市場開始進入國家的國有化進程；對資產階級專家的利用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對知識分子的嚴酷鎮壓和「紅色恐怖」轉向了相對的寬容。這一切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意識形態產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蘇俄知識分子的出國高潮

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知識分子政策這個領域之中。較之1918，1919年，在市場、經濟相對寬容的氣候下，有更多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來要出國的傾向。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列寧本人不再無保留地支持契卡對知識分子的絕對鎮壓政策，但是全俄契卡依然堅持視知識分子為階級敵人和潛在的外國間諜的立場和執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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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伊埃爾霍爾德（中坐）、蕭斯塔科維奇（鋼琴旁帶眼鏡者）和馬雅可夫斯基

1921年4月，契卡狀告教育人民委員部放縱知識分子出國，要求列寧和俄共（布）中央嚴查。中央曾讓盧那察爾斯基上報一份由他批准經辦出國的人員名單。盧那察爾斯基照辦了，上報了下述名單：

「經教育人民委員部批准出國人員名單

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教授（去德國和荷蘭，有聯繫。）

馬奴辛 И.И和馬奴辛娜Т.И （去法國。）

勃勞恩教授（去萊比錫，有聯繫。）

巴爾蒙特 В.Д. （與蘇維埃俄國斷絕聯繫。）

庫謝維茨卡婭 С.А （有聯繫。）

約菲教授（去德國，有聯繫。）

涅曼諾夫教授（出差，已經回國。）

馬爾院士（根據私下傳聞他現在西班牙，在德國時有聯繫。）

克魯泡特金娜 А.П. （在國外，有聯繫。）

列辛斯卡婭 Л.И. （在法國，沒有消息。）

捷思尼茨基-斯特羅耶夫（去過愛沙尼亞，已經回國。）

阿爾罕格爾斯基教授（去了荷蘭、德國，有聯繫。）

弗魯姆金（去過里加，已經回國。）

薩提娜 А.С. （去了德國和美洲，有聯繫。）

扎克斯-格拉德涅夫（去了里加，有聯繫。）

維伊 В.Л. （同上。）

謝爾巴茨基院士（去了斯堪迪納維亞，有聯繫。有報告說他經德國去了英國。）

克賴伊特策 П.Ю （向萊比錫申請庇護。)（根據教育人民委員部職業總局的報告）

澤林斯基 Ф.Ф. （去過希臘，已經回國。）

沙里亞賓 Ф.И. （去過雷瓦爾，已經回國。）

薩仁 М.П. （儘管教育人民委員部全力支持，但沒有走。）

(АПРФ.Ф.3.Оп.35.Д.35.Л11.14)

當然，當時離開蘇維埃俄國的不只這些教授、院士和藝術家。這份名單上的人絕大部分人已經成行，現狀是有的已經回國，有的滯留國外，個別人公然表示不再回國，還有些人出國後失去聯絡。但是，1921年4月申請出國和未獲出國批准的知識分子比這名單要多得多，似乎是個知識分子出國的高潮。在這一高潮中，高爾基是個關鍵人物，凡是知識分子碰上了什麼麻煩都來找他，請他幫助解決，或者通過他向列寧申訴，因為在外人看來，高爾基和列寧有著特殊的關係。整個4月，高爾基忙個不停，而列寧也為此不斷地給契卡副主席溫什利赫特寫信過問高爾基的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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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

1921年4月，塔基雅娜·薩多夫斯卡婭申請出國未獲批准，通過高爾基的兒子向列寧查問。21日，列寧給溫什利赫特寫了一張便條：「附上高爾基兒子（關於塔基雅娜·薩多夫斯卡婭）的便函，懇請加快查明。請下令，讓我立即得知您的決定（如果有什麼特殊情況，給我簡單地寫幾句。）致共產主義的敬禮。」（ЦПА ИМЛ, ф. 2, on. 1, д. 25609, л. 16）

溫什利赫特當天就給列寧回信，轉告了契卡外事局不準薩多夫斯卡婭的決定。4月22日，列寧又一次過問了另一件出國申請：「我聽說，化學家--發明家格里戈利·謝苗諾維奇·彼特羅夫出國申請受阻。彼特羅夫有外貿人民委員部沃伊科夫的擔保書。有發明事務評價委員會向彼特羅夫頒發15，000，000盧布等的決議（有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簽名）。請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全俄契卡立即放其出國。如果對此有什麼障礙，請立即向我報告。」（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т. 52. с. 160–161）

諸如此類的申訴令高爾基疲勞不堪，尤其是到了1921年的5月大旱絕收之年已經成為定局，蘇維埃俄國面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第一次嚴重危機。彼得格勒知識界的騷動又起，全俄契卡為防止災情的外泄和知識分子與國外日益強化的聯繫，在彼得格勒大肆逮捕著名的教授、學者和藝術家。高爾基再次出頭向列寧申訴，試圖拯救這些被捕的人士。這在列寧1921年6月2日寫給溫什利赫特的信中說得十分清楚：

「緊急。秘密。

全俄契卡副主席溫什利赫特同志

請查明並在不晚於明天之前將對下述問題的準確和詳盡的答覆報告給我：

1.下述事實是否屬實：5月27日在彼得格勒逮捕了：休爾凱維奇教授（電工技術學院），馬爾季諾維奇教授（彼得格勒大學和東方學院），謝爾巴教授（彼得格勒大學語言比教學教授），莫爾德維爾柯主任動物學家（科學院），季哈諾夫教授的妻子（民用工程師學院），沃羅比約夫教授（第一工學院）。

2.潘捷列伊·安東諾維奇·休爾凱維奇教授已經第5次被捕，而鮑里斯·葉夫多基莫維奇·沃羅比約夫教授第3次被捕，是否屬實。

3.逮捕的原因是什麼並且為什麼選擇逮捕這樣的強制措施——他們可沒有逃跑。

4.全俄契卡，省契卡或者其它契卡向工作人員簽發的不是個人特定的逮捕證，而是『酌情』逮捕證，如果發放了，是哪樣的（官階，職務，政治成熟性）。」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т. 52. с. 243–244）

從列寧的這封信可以看出，契卡向自己的工作人員簽發「酌情」逮捕證，也就是說，契卡人員拿著這樣的逮捕證，想逮捕誰就逮捕誰，誰不順眼就逮捕誰，這樣的逮捕程序所造成的混亂和動蕩是可想而知的。列寧所以提出這點，顯然他十分了解契卡的執法情況的。他的這封信實質上是在警告溫什利赫特：都新經濟政策了，可不能亂來了。

「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在旱災中成立

然而，讓高爾基在精神上陷入絕境的不僅僅是這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和申訴，而是更令他健康狀況迅速惡化，政治環境難以容忍的「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事件。6月份，嚴重的饑荒災情遍及伏爾加河沿岸、烏拉爾地區、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南部地區。蘇維埃政府一直對災情保守秘密，沒有迅速採取救災的措施。但是，隨著災民的逃亡，饑荒的真實情景逐漸被國民所知。知識界和社會知名人士動作起來，試圖通過社會的力量來拯救饑民和消除饑荒。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前臨時政府的糧食部長、著名經濟學家普羅科波維奇和他的妻子庫斯科娃。他們建議組建一個全社會性的救災委員會，來具體操作這件事。但他們是舊時代的代表，是被十月革命打倒了的人，是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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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科娃

於是，宿命再次落到高爾基的頭上。庫斯科娃和高爾基是舊相識。於是，他們請求高爾基向列寧轉達這一建議，他們希望為拯救災民做些事。高爾基自己本來就在嚴密關注災情，一聽這一建議馬上表示願成全此事。1921年6月29日，高爾基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呈交了一封信件，建議成立「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這時，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會們正在為如何搞到糧食來消除饑荒絞盡腦汁。所以，他們寄希望於這個機構能夠從西歐國家和美國搞到糧食，於是很快就同意了這個建議。

7月21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成立「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決議中第一次寫到了蘇維埃俄國面臨的實際災情並且承認了只有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克服災情：「7年來，內外鬥爭不斷，摧毀了國家經濟生活的基礎，而現在共和國又遭遇到了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席捲了盛產糧食的一系列省份的災荒。災區的居民正面臨飢餓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可怕後果。只有聯合人民的一切力量，通過協調和不遺餘力的工作才能戰勝這一新的災難。」（ЦА ФСБ, д. Р-17172, л. 7-8.）

這份決議事實上對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合作來解決全國的重大社會問題（在這裡是救災）敞開了一扇門。於是，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簡稱「全俄賑災委員會」）成立，主席是加米涅夫，副主席是李科夫，盧那察爾斯基、高爾基等知名人士和學者教授為委員會的委員。6月29日，當時遍布莫斯科全城的新聞宣傳欄——「羅斯塔之窗」張貼了如下新聞：「以普羅科波維奇和庫斯科娃等人為首的一批十月革命前的社會活動家向政府建議以自己的力量來與災荒作鬥爭。建議已經被接收。」但是，該委員會的實際工作卻是由普羅科波維奇、庫利科娃和基什金負責的，俄共（布）中央為了保證對該委員會的掌控，在委員中有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核心小組，當時的衛生人民委員謝馬什科就是其中之一。該委員會迅速匯總了俄羅斯的災情，並決定派出使團到斯德哥爾摩去進行工作，籌集救災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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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和列寧

「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被解散

這個委員會一開始工作就遭到了全俄契卡的反對。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公布後，全俄契卡就向列寧和人民委員會表示強烈反對成立這樣的賑災委員會。理由是純意識形態上的：這些人是「十月革命前時期的活動家」，由他們來調查災情和與國外聯繫將「危害國家安全」。7月初，人民委員會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吸引社會力量來賑災之事，會議參加者都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吸引社會力量來救災是正確的。

儘管如此，全俄契卡密切監控該委員會的工作和人員的行蹤。該委員會分析災情得出的結論是災情席捲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而且災荒的出現並不完全是天旱，政府的政策失誤是重大原因。這種會議上的分析馬上被契卡上報列寧：「普羅科波維奇發表了反政府言論」。這當然是列寧和委員們不可能接受的。與此同時，高爾基由於全力促進該委員會的成立和活動而受到了契卡的壓力，這種壓力至今沒有在檔案中找到文字記錄，也許是口頭的。口頭施壓，不留把柄，情況變化時，可以變通，這是契卡在處理知識分子問題時常用的方法。但是，這種施壓可以從高爾基聲明退出該委員會的文字中找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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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科波維奇

1921年8月23日，高爾基從彼得格勒給委員會主席加米涅夫發送了一份電報，聲明退出該委員會，原因是彼得格勒省執行委員會沒有批准該委員會彼得格勒分會的人員組成。高爾基寫道：「8月23日，我停止了彼得格勒分會的活動。有鑒於此，我聲明退出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ЦА ФСБ, д. Р-27056, т. 7, л. 132.）

這種壓力也可從列寧8月26日寫給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看得出。列寧諷刺全俄賑災委員會是「庫基什」委員會，即是說這個委員會是由「十月革命前的活動家」庫斯科娃和立憲民主黨領導人基什金組成的。他在信中說：「鑒於對普羅科波維奇反政府言論的指控，今天就該把他逮捕起來並在我們仔細調查此次會議的情況時，關押他三個來月。『庫基什』的其他成員也應在今天立即逐出莫斯科，儘可能逐個地安置於沒有鐵路交通的縣城，進行監控」。(Ленин В.И. Письмо И.В. Сталину. - Поли. собр. соч., т. 53, с. 141-142.).第二天，8月27日，政治局就通過了解散該委員會的決議。也就在這一天，全俄契卡逮捕了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布爾什維克核心組成員除外），並通報各地契卡，禁止該委員會各地分會集會，逮捕非法集會者。

僅僅存在了一個月零幾天的「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還沒有來得及開展賑災活動就壽終正寢了。原因顯然是，俄共（布）中央明白了一件事：現在，布爾什維克黨再不出來領導救災活動，政權的存在就會成問題，而且此時國際紅十字會的南森委員會已經在烏克蘭開始救災工作，蘇維埃政權有了與西歐國家和美國合作救災的機會。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全俄賑災委員會對災情的評估與列寧的評估有很大差異，委員會說，烏克蘭南部也是災荒區，但列寧認為烏克蘭無災，它應該拿出糧食來救助俄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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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的賑災卡

1921年8月2日，列寧發表了《告烏克蘭農民書》：「今年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地區獲得了大豐收。但是伏爾加河流域卻在鬧饑荒，那裡的工人和農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災荒差不了多少的災荒，他們期待著烏克蘭農民的幫助。必須迅速幫助他們。必須大力幫助他們。希望每一個農民都能把自己的餘量分給伏爾加河流域受災的農民，他們已經沒有東西下種了。每一個糧食充裕的縣份至少應當選派三個農民代表到伏爾加河流域去，既是運糧，同時也親眼看看鬧災缺糧的情況，回來後對鄉親們說明緊急援助的必要。」（列寧全集，第43卷，第83頁）

不過，全俄救助災民委員會成員的命運要遠比「紅色恐怖」時期「反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命運強多了。該委員會成員中沒有一個人遭到槍決，在偵訊時也沒有受到1918-1919年時期的那種逼供的刑訊，放逐外地或者流放國外成了他們的最後歸宿。普羅科波維奇和庫斯科娃夫婦於1922年6月被流放國外，成了蘇維埃俄國歷史上第一批被政府正式流放國外的「反蘇維埃知識分子」，而其他成員則被放逐俄國各地（儘管其中的許多人其後在「哲學船事件」中被流放國外。這是後話，我們到時再說）。由堅決無情的鎮壓——槍決轉為放逐或流放，對於蘇維埃政府來說這是一種進步，是意識形態上的寬容，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深刻變化。

在賑災委員會的戲劇性變化中，高爾基承受了難以想像的一切，而當該委員會不復存在，他曾經支持過的委員會們作鳥獸散時，他的命運就不可能不發生相應的變化。

高爾基被「出國治病療養」

十月革命之後，高爾基就不斷地為朋友，為陷於絕境的教授、學者呼籲，為他們申訴，但結果依然是令他寢食不安的。在「全俄賑災委員會」這件事上，高爾基曾寄予很大的希望。1921年7月13日，他在給著名作家柯羅連科的信中就充滿希望地談到了這件事：「饑荒正蔓延成災難性的規模。必須竭盡全力與災荒作鬥爭。吉洪大牧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紐約主教發去了呼籲書；我也給馬薩里克，威爾士，布拉斯科·伊班耶斯，辛克萊，阿納特，法朗斯，高普特曼等熟人發去了呼籲書。我希望哪怕是給學者和孩子們搞到一些可吃的東西。但是，我們需要1億多普特的糧食，——這是根據官方的材料，而官方的材料，正如您所了解的，總是在減少不幸的規模。弗拉基米爾·加拉克季奧諾維奇！我堅決請求您，您寫信向歐洲呼籲吧。這是必要的。您的令人尊敬的名字無疑會影響部分俄國的政治和普通僑民，這些僑民因仇恨政府會妨礙用以養活和治療居民的糧食的收集。您要相信，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而他們的憤恨——這是可怕的。」（Архив А.М.Горького，АГ, ПГ-рл.20-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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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柯羅連科

在這裡，高爾基一片誠心，想竭盡全力來支持處於災荒危機中的蘇維埃政權。這時，高爾基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希望拯救一切苦難的人，但他雖竭盡全力而又一樁樁地歸於失敗。在這同一封信中，高爾基對老朋友敘述了自己的心境：「您承受的打擊我理解，我很能感受到您信中的痛楚，但是，親愛的弗·加·，您可知道我讀過多少這樣悲慘的信件，我知道多少這樣沉重的悲劇！伊萬·什梅廖夫的兒子被槍斃了，鮑里斯·扎伊采夫前妻的兒子也死了。特列尼奧夫生活於可怕的焦躁不安之中，勃洛克，詩人，生了壞血病在等死，被憂鬱症擊垮，大家擔心他會發瘋，——而我卻不能說服人們讓勃洛克有到芬蘭一家療養院去治病的必要。我也不能把特列尼奧夫、什梅廖夫、謝爾蓋耶夫-岑斯基、傑連塔爾從克里米亞弄到莫斯科來——已經是第三個月了，我還是辦不成。昨天，革命法庭審判了老布爾什維克斯坦尼斯拉夫·沃爾斯基，判他在布迪爾卡監獄坐牢10個月，因為他在法國出版了一本書，書中他對自己黨內的幾個老同志頗有微詞。這三年來，我看得太多了，『忍受』得太多了，然而，我在審判中充當了辯護方的證人，費盡了口舌。我們生活得不好——生活還將更壞。」（Архив А.М.Горького，АГ, ПГ-рл.2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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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勃洛克

高爾基累了，煩了，對他所處的環境感到失望了，已經意識到自己與蘇維埃俄國的政治環境不能相容了。而列寧也因為高爾基不斷地申訴、呼籲，為知識分子鳴不平感到煩了，累了。所以，從1920年起，他就反覆給高爾基寫信動員他出國「養病、治療」並批評高爾基脫離了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現實。其中一封信這樣寫：「您的信件和結論以及您的所有印象都是病態的……是人們對您說的。您該換個地方，您沒有置身於直接觀察工農，即俄國9/10居民生活中新事物的處境之中，但您固執己見，您未能做到。」於是，列寧給高爾基開一劑藥方——出國：「徹底地改變環境、人群、居所、事業，否則可能會徹底厭惡的。」這最後一句話是模稜兩可的，列寧在這裡少用了一個詞。是生活會徹底厭惡的，還是您高爾基會讓人徹底厭惡的。這種模稜兩可也許是一種警告式的暗示。但是，高爾基究竟然不領情，還是沒有理解這種暗示。高爾基堅持不出國，他的理由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他要儘力拯救不幸和苦難中的知識分子朋友。於是，列寧給他的信件中就寫得更明確了：「您都咯血了，您竟然還不走！這真是，真是，太過分了，不合情理了。」

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由堅決鎮壓轉變為流放和放逐的這個時期，列寧安排的「出國治病療養」是給高爾基的一頂桂冠。在這個眩目的光環下，就不會再有高爾基的令列寧頭疼的申訴和麻煩了，而高爾基也可不必再去目睹和忍受那些苦惱、悲劇了。最終結局是，「契卡」安排了高爾基出國的一切事宜，並很快把高爾基送到了國外。對於這種出自列寧親自關懷下的安排，高爾基既不滿意又無可奈何。被送到國外的第二天，即1921年10月17日，高爾基在給朋友拉德日科夫的信中表示出了這種困惑：「他一年多以來一直以一種令人驚訝的固執堅持要我離開俄國，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日理萬機的他怎麼會老想著，誰在什麼地方，得什麼病了，需要休息。」

高爾基的「出國治病療養」是有多種因素決定的，有高爾基自己的身體原因，也有他的家務原因，但是在所有的原因中，意識形態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是首位的，決定性的。高爾基這一走就是將近18年，他和列寧再也沒有見過面。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先是失去了列寧，隨之又失去了與蘇維埃俄國政府的聯繫。然而，他在國外的漂泊生涯中卻迎來了自己創作的一個新的高峰期。

（作者：聞一；編輯：鬍子華；文章小標題與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聞一：列寧對高爾基煩了

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研究專家，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特聘教授，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蘇聯解體時正在莫斯科，目睹了解體歲月的最後時刻。此後又多次訪問過俄羅斯，足跡遍及俄羅斯的數十個城市，其觀察與思考集結在《走近俄羅斯》、《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俄羅斯》等文集中。發表過一系列探討蘇聯解體的文章。有《解體歲月》、《山外青山》、《回眸蘇聯》、《蘇維埃文化現象隨筆》、《走出北高加索》、《普京之謎》、《光榮與夢想——重讀俄羅斯》等20多部專著與文集。《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和《俄羅斯通史（1917-1991）》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2016年2月，剛出版的《烏克蘭：硝煙中的雅努斯》探討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千年的恩怨情仇和歷史關係，被人稱為「俄烏紛爭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俄羅斯文化》和《當代俄羅斯》是學生們選讀的熱門課程。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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