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紀念茅盾抵滬100周年：沒有上海就沒有茅盾

2016年07月09日，北京，茅盾蠟像。  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16年是茅盾誕辰120周年、抵滬100周年。

8月5日上午，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中共虹口區委、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茅盾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系列紀念活動在中共四大紀念館舉行啟動儀式。免費開放、展期共三個月的《彌滿著生命力的人——茅盾誕辰120周年暨抵滬100周年紀念展》在中共四大紀念館同時開幕。

8月5日下午，由中國茅盾研究會、上海市作家協會、華東師範大學聯合主辦的「茅盾抵滬百周年紀念暨第十屆全國茅盾研究會年會」也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這屆年會還選出了新一屆理事會，上海作協副主席、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擔任新會長。

茅盾長孫沈韋寧在啟動儀式上感慨：「上海是我爺爺生活和戰鬥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他事業成就的大舞台。從他事業成長到生命結束，上海都是他感情最深、投入最多、發表作品最集中的地方。」

中國茅盾研究會前任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錢振綱也表示，茅盾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固然與其傑出才能及積極努力分不開，同時也與他長期工作過、居住過的上海，分不開。

錢振綱說，茅盾從1916年抵滬到1949年定居北京，期間有二十年時間是在上海渡過。「在商務印書館，他從一名默默無聞的青年學子成長為《小說月報》的主編，極大推動了新文學的發展。《子夜》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最傑出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傑作不僅寫於上海，而且寫的也是上海。他的其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以及大量的翻譯作品，也多產生於上海。」

「自鴉片戰爭開埠以來，上海形成一條聯繫東西方文化的紐帶、一個中國人觀察世界的窗口。茅盾在這裡創作了《蝕》三部曲和《子夜》的時候，這裡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心。」

「茅盾來到上海的時候，中華民族正處於危機四伏和文化大轉變的時代。一百年過去，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和進一步的完善，仍任重而道遠，茅盾先生心懷天下的博大胸懷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他所提倡嚴肅文學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繼承、發揚。」錢振綱說，「我認為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這位中國現代文化偉人的意義所在。」

上海，位於山陰路132弄6號的茅盾故居。  東方IC 資料圖

茅盾與上海的關係，可作為研究新線索

「茅盾自己曾說，如果不是到上海來，不是到商務印書館來工作，可能就沒有他以後的文學道路和文學事業，也不會有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系列的地位。」楊揚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客觀陳述，很多茅盾研究者對此也不陌生。

「但作為一個文學史問題，強調現代作家與城市生活的關係，以此來展開研究，卻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並不多見的。」楊揚說，宋明清時期有關城市生活的文學作品還比較多，但中國文學史上有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背景的文學寫作歷來薄弱。至於成功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中國現代進程中，城市生活的經驗類型較之傳統有了很大變遷，這在文學本身有什麼反映？茅盾的創作，是極少數較為成功的文學案例。」

「從研究角度來說，我們此前對茅盾和城市關係的研究還不充分。」楊揚認為，今後學者可以以茅盾與上海的關係作為文學史研究的線索。

以《子夜》為例。「《子夜》的確很能體現茅盾與上海的關係。」楊揚將茅盾筆下的上海與1940年代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對照，發現茅盾筆下的上海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國際大都市、燈紅酒綠、高樓大廈。尤其像證券交易所、舞廳、租界、大型紡織工廠等，確是上海才有的現代標誌性景觀。而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大都是灰色的弄堂，進進出出的小市民，呈現出大上海陳舊、頹廢的一面。

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茅盾的親筆書信。  高劍平 澎湃資料圖

「相比之下，茅盾對於上海都市生活的觀照是帶有政治意味的。在茅盾看來，上海一方面是現代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場所；另一方面又是現代生活與批判性內容交織在一起的表現空間。像《子夜》中幾種社會力量的集中展現，是茅盾對上海都市生活的高度概括，有著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在楊揚看來，茅盾不否認上海都市生活的多樣性，但他覺得那些吃喝玩樂的小市民生活太無聊，只有那些強勢政治才是左右這座城市的力量。所以他藉助小說來表現城市生活中真正稱得上強勢的社會力量。

「我們強調沒有上海，就沒有茅盾。茅盾的文學黃金歲月是在上海。」其實何止是茅盾？楊揚說，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黃金歲月都與上海有關。「1920、1930年代上海是中國文學的中心，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學巨匠都在這裡生活，亭子間里有無數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這種氣象，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

「但我覺得，對這些文學現象不能僅停留在感覺印象這個階段，而要進入到文學史研究中去了解和掌握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活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從理論上對一些文學史經驗加以總結和提煉。」

茅盾在上海時用過的書桌。

研究茅盾，不能簡單下結論

在學術研討會上，各學者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展開交流。上海大學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教授劉海波從茅盾的日記中發現大量的觀影記錄。比如1960年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在1月1日至9月30日之間有19次20餘部觀影活動。其中既有國產片《飛渡黃河》、《林則徐》、《遊園驚夢》，還有十餘部外國電影，比如法日合拍的《廣島之戀》、波蘭影片《火車》、蘇聯全景電影《馬戲》等。

「這些外國電影除了有些是出席外事活動所看外，絕大多數是在文化部小放映室看的內部片，相當於內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文化高層始終關注著西方國家的電影藝術探索。」劉海波說。

有意思的是，對於《林則徐》這部片子的評價，茅盾在日記中改了三次：從「此劇甚好」，到「此劇一般」，最後到「此劇甚壞，林則徐這個人物是刻畫得很不盡理的」。劉海波分析，這恐怕也和當時茅盾的自我保護有關。

到了1966年，茅盾在全年日記中的觀影日記已經不多，只在五六月份有過四次，分別是《不夜城》、《紅日》、《阿詩瑪》（還有一次不記名）。「此時茅盾已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上觀影全部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劉海波更發現，提到上述三次觀影時，茅盾無一例外地都加上了『壞電影』這個限定。」

「到了1968年，茅盾一年的日記中再無任何觀影記錄。」劉海波說，日記只在6月5日記錄接待上海「紅衛兵製片廠」來人外調材料時，提到該廠就是原來的美術電影製片廠。「據這一年的茅盾日記記載，他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應付來自全國各地的調查，涉及周揚、瞿秋白、丁玲、王一知、陳望道、李達、孔令傑、孫席珍、盛舜、金仲華、馬國梁、亦石、張世祿、梁閏放、周而復、田間、蔣壽同、夏梅芳、李振山、白秉德、王力、馮沅君、范志超、吳持者等人。」

「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研究，不能像以往那樣簡單劃陣營，下個對錯結論，而是要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從作家自身的生存環境和創作狀態，來理解政治作為一種現代生存狀態對作家創作的影響。」楊揚認為，像茅盾、丁玲、周立波、田漢、夏衍、艾青等一批作家，坎坷的政治生活讓他們抵達日常生活難以抵達的生死境地，體會到平常人所難以體會到的滋味。「這些人生經驗幫助他們創作出一批優秀的文藝作品，與此前、此後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錄入編輯：石劍峰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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