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樹志：奢侈風尚的經濟意義
本期作者：樊樹志（《晚明大變局》作者）
中國的傳統思想一向是批評奢侈風尚的，以為社會習俗由儉入奢不是一件好事情，這是從道德層面思考的結果。如果從經濟層面來思考的話，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晚明的江南，經濟突飛猛進，蠶桑絲織業與棉紡織業由農家副業一躍而為主業，李伯重把它稱為「江南的早期工業化」，與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有相似之處。他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一書的導論中說：「所謂早期工業化，指的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工業發展，使得工業在經濟中所佔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過農業所佔的地位。」他研究了1850年以前三個世紀江南工業的發展，得出的結論是：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紀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區，工業的地位已與農業不相上下，在經濟最發達的江南東部，甚至可能已經超過農業。
描繪晚明江南早期工業的圖畫，小編是找不到，但是描繪社會經濟繁榮的還是有的。這幅《明人畫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展示的就是明代後期南京商業興盛的場面。後邊還有局部圖。
社會日漸富裕，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德、嘉靖間松江府上海縣人陸楫便是這種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雜著》中，批判了正統的禁奢觀念，為奢侈辯誣，以深邃的目光論證奢侈風尚的經濟意義，譜寫了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極有價值的一頁。故而筆者不厭其煩地援引於下，以饗讀者：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也。何者？勢使然也。
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越俗之奢莫盛於杭。奢則宜其民之窮也。而今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綉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醖，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而禁之？
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為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游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小蘇州」，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則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陸楫這篇反對政府當局「禁奢」政策的短論，精彩之極，猶如空谷足音，振聾發聵。思路奇特，立論嚴密，發他人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對於奢侈的看法，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超越了同時代人，面對社會的轉型，向陳腐的傳統觀念發起挑戰，對工商業發達和市場經濟繁榮帶來的奢侈現象，給予最大限度的肯定，認為它是社會富裕的產物，反過來必將促進社會進一步富裕。在此基礎上對江南地區「由儉入奢」的轉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不必看作洪水猛獸；迂腐守舊之輩感嘆「世風日下」，倡導官府「禁奢」，是不合時宜的。
《明人畫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內共繪有1000餘位人物和109個商店的招幌牌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東西兩洋貨物俱全」的招幌了，它隱約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貿易的發達程度。
陸楫的理論不獨在當時具有創新價值，即使在今日也不無啟發意義。
首先，他指出了奢侈現象出現的社會經濟前提——「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也就是說，富裕帶來奢侈，貧窮帶來儉樸。
其次，他指出了奢侈並非浪費的同義詞，消費更不是浪費的同義詞，奢侈性消費在消耗社會財富的同時，刺激了生產與市場，這就叫做「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
再次，奢侈帶動消費，帶動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促進工商各業的發展，帶動服務行業的精益求精，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他說：「奢則其民必易為生。」他的家鄉上海縣因此而繁榮，號稱「小蘇州」，原因也在於此：「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頗易為生爾。」
再其次，以奢侈形式表現出來的消費需求，促進市場經濟繁榮，帶動社會風尚變化。此種奢侈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並非人們的矯揉造作，而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開全國風氣之先的蘇州、杭州就是最好的例證：「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故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
圖卷中招幌牌匾琳琅滿目，說明南京是各地百貨雲集、五方商民雜處的商業大都市。左下的專染羅莎，說明明朝染織業的專門化。
對於這樣一位有思想的學者，人們所知甚少，或許是他的父親陸深名聲太大，遮蔽了他，他的小傳大多依附於陸深名下，而沒有單獨立傳。《松江府志》、《上海縣誌》都在陸深傳中捎帶寫到陸楫。嘉慶《松江府志》為陸深立傳，引用《陸氏家傳》關於陸深和他子孫的記載，其中涉及陸楫：「子楫，字思豫，才思警敏，能文章，尤善決策辯難，有經世志。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已擬解首，仍失之。日事著作，《蒹葭堂稿》一編，鴻識巨見，深中窾要，竟齎志以沒，不獲遂其學。」寥寥幾十字，太過於簡略。《上海縣誌》的陸深傳附帶提及陸楫，也是如此簡略：「子楫，字思豫，號小山。少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善議論。以父蔭，由廩生入太學。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說海》。年未四十卒，無子。」儘管文字簡略，多少還是能夠窺探一些信息，例如「尤善決策辯難，有經世志」；「鴻識巨見，深中窾要」云云。明中葉以來，江南經濟高度成長帶來的社會巨變，造就了經世致用的人才，關注社會現實的眼光。當然也和陸楫所受的家教有關，吳履震寫陸深教子，有言：「陸儼山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其子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今世學者盡有務為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章，及一代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恐其見諸施為，自至窒礙，宜識者目為俗子，無足怪矣！」可見陸楫的庭訓有別於他人，「有志用世」，「兼通古今」，「務為博洽」，又「究心當代事故」，對於當世的見解自然不同凡響。對蘇松一帶的奢侈風尚的看法，也就迥然有別於凡夫俗子。吳履震寫道：「尚衣縫工云：上近體俱松江布，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裀立腳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綾緞絨為褲者，暴殄何如？奢侈之俗，紈絝之習，吾松更甚於他方。毋論膏粱勢厚，棄菅蒯而賤羅綺，下至輿台仆隸，咸以靡麗相矝詡。」對此，吳履震只能哀嘆：「江北齊晉，便有古樸之風矣。嗟嗟，中流之砥，安睹朝歌勝母之鄉哉！」面對奢侈風俗，吳履震只有哀嘆的份，而陸楫卻給出了合理的解釋，思想家與平庸之輩的差異彰顯無遺。
台灣學者巫仁恕說：「陸楫在晚明並非著名的士大夫，所以其說直到1950年代，才被史學家傅衣凌與楊聯陞發掘出來，指出其重要性。雖然到清代仍可見陸楫說之後繼者，如清初人魏世效（1653—？）、乾嘉時人法式善（1753—1813）與顧公燮、嘉道時人錢泳（1759—1844）等都有類似的看法，他們都嘗試將奢侈朝向『去道德化』與『去政治化』，但是因為主張此說大部分是『小儒』，在知識界中並非主流，在思想界與知識界所造成的影響恐怕有限。再從對實際社會面的影響來觀察，明代只有少數地方志顯示部分地方官對奢侈風氣的思想與陸氏同調（如崇禎《漳州府志》），清代的地方志雖出現以平實的語言記載奢侈風氣，並將其視為客觀現象而未置褒貶之詞，然而也未見明顯贊同陸氏之奢靡論者。」
毫無疑問，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陸楫的奢侈理論的影響確實有限，並非思想界的主流。正因為如此，他的奢侈理論的出現本身，就值得大書特書，因為他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經濟的巨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應該跟上這種變化。贊同者少，並不影響新理論的價值，思想史上的先行者往往如此。
畫面人物衣飾奢華飄逸、顏色鮮艷亮麗，隱隱暗示著明代中後期都市生活的奢靡之風以及對明初規定的各種等級制度的僭越，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
只要不囿於傳統偏見，用社會發展的眼光來衡量，都會贊同這種遠見卓識。乾隆間蘇州人顧公燮就與陸楫遙相呼應，提出類似的觀點：「即以吾蘇郡而論，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葯諸鋪，戲院、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於絕。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移之局也。」蘇州是明清時代的時尚中心，奢侈風尚的發源地，通過往返蘇州的商人，向各地散播蘇州的奢侈風尚。顧公燮有這樣的見解——「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是毫不奇怪的。
江南經濟的高度成長，為奢侈風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奢侈風尚的瀰漫，刺激了江南經濟的更加繁榮。這一趨勢，已被歷史所證實。
人物最為集中的地方是戲台前面。戲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後台，前台上有一位藝人正在唱戲，後台有一位藝人正在化妝。男性觀眾站在街上，而女性觀眾則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兩座女台上看戲。
放寬歷史的視野，歐洲也是如此。與馬克斯·韋伯同時代的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對於奢侈的論述，與兩三百年前的陸楫、顧公燮有著驚人相似之處，都肯定了奢侈的經濟意義。桑巴特理論的精髓，他自己概括為一句話：奢侈生出了資本主義！他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眼光分析了歐洲17、18世紀的奢侈現象，獨抒己見：「奢侈促進了當時將要形成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所有經濟『進步』的支持者，同時也是奢侈的大力創導者。」這一理論，被《奢侈與資本主義》的英譯本導言作者菲利普·西格曼稱為「桑巴特關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心理學的奢侈動力理論」。西格曼在評價桑巴特關於奢侈消費對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時指出：「到了17世紀，在歐洲廣泛出現的已經增長的財富，帶動了非常強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認為這一變化震動了從手工業立場看待商業到關注工業資本主義的所有商人。農業也對奢侈需求產生了回應……到18世紀時，所有真正的奢侈品企業都轉變為通常以大規模生產為特徵的資本主義企業。」歐洲的海外貿易起源於奢侈品消費，而中國江南生產的生絲、綢緞、棉布等商品，正是歐洲所追求的奢侈品。歐洲的奢侈品消費刺激了海外貿易的發達，生絲、綢緞、棉布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巨額白銀流入中國，推動了江南市鎮及其四鄉蠶桑絲織業與棉紡織業的持續繁榮興旺，使得江南市鎮日趨富庶，奢侈風氣蔓延。
當然，江南市鎮的奢侈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卻名副其實地使傳統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彭慕蘭（Kennerh Pomeranz）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的發展》中文版序言中說，他很贊同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作出的區別：18世紀的清代中國非常肯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相對而言，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出現「資本主義」。何其獨到的見解！不過我想補充一句，這種市場經濟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經出現了。
歐洲17、18世紀的奢侈，與此前中國江南的奢侈，內容不盡相同，但本質是一致的。奢侈是消費觀念的更新，是伴隨經濟繁榮而衍生的新的消費方式，人們在消費社會財富的同時，刺激了社會財富更大規模的增長。16世紀的陸楫已然認識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作者：樊樹志；編輯：張寧；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選自《晚明大變局》一書。）
作者簡介
圖書簡介
《晚明大變局》，作者：樊樹志，定價：58元，中華書局出版，出版日期：2015年8月。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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