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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兌現承諾,我差點親手幫父親「安樂死」


為了兌現承諾,我差點親手幫父親「安樂死」



2014年5月,肺癌骨轉移已經一年多了,陪同父親去北京時,他身體狀況還非常良好

去年農曆九月初三夜,父親最後還是走了。在確診癌症晚期的兩年里,他經歷著人生的終極拷問,如何直面自己的死亡。但父親人豁達、樂觀,他以較高的生活質量活過了兩年——像個正常人那樣生活了大概14個月,又像個病人那般,入院3次,最後一次住院30天。在放棄治療後,再次忍受了十二天的折磨,最終離去。


那十二天,是他一直希望迴避或盡量縮短的人生際遇。從得知癌症的那一刻,父子倆就達成了一致意見:絕對不能為了所謂地活著,而去忍受各種折磨,讓自己渾身插滿管子,「毫無尊嚴毫無希望」地活下去。


「保證不能為了活著而讓你去受折磨」,為了讓抗拒治療的父親去住院,我一度輕率地做出承諾。而為了兌現這個承諾,在他彌留前的折磨期,我也差點親手實施了「安樂死」。


2015年10月3日,在整整住了一個月的院後,一家人做了決定,把父親送回華容老家。這時,距離父親在湘雅醫院確診肺癌骨轉移,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這是父親最後的日子,但還要受多久的折磨,誰也說不清。


因為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腦部,父親的頭腦不是很清晰。有時和他聊天,他描述鄉鄰印象,神情像個兒童,語氣平緩。但我感覺,那只是他腦子記憶的複述,自己可能並不清楚說話的含義。


在老家呆到10月8日,在生死線上的徘徊,我選擇了逃離,只留下了80多歲的奶奶和母親。離家那天,父親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縮坐床頭,逃避我的眼神,和他打招呼,不吭聲。我勉強笑一笑,還是走出了房間,離開了家。


「必須等我走了以後你才能走。」在前一天晚上,我告訴他我要去上班寫篇稿然後很快回來的消息後,父親說。


但我走得似乎理直氣壯,在家人和鄰居們的觀念里,也覺得理所應當,「不知道還會耗多久,你千萬不要耽誤了自己的工作」。

回到長沙期間,打電話詢問母親,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成不變的「還是老樣子」。我似乎放了心,心安理得地繼續呆在長沙。


到了10月15日,也就是農曆九月初三,鬼使神差的,我決定回家陪伴父親,去忍受親眼看著他要離去前的折磨。這日子還會有多長,我也不知道,當時的感覺,可能還會是一個月,或者是更久。


回到家,父親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著,已是半人半鬼的神情,像是遭遇了一場煉獄,劇烈的刺痛感刺上心頭。


「還認得我不?」我說。


仰面躺在床上的父親,眼神散漫,似乎無法向我聚焦,然後搖頭。我湊上去,仍然沒有眼神的交流,只看到他巨大的胸膛上下起伏,大口喘息著。

我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怎麼變成這樣了」,我嚷著。大哭過後,突然感覺極度飢餓,撐不下去了一般。奶奶給我調了一杯糖茶,喝下後,恢復了正常。


我開始詢問母親,父親身體到底痛不痛?母親轉述有經驗的鄰居們的話,應該是不痛,否則額頭會冒汗。


我用棉簽沾了水,潤濕後送到父親嘴邊,他允吸著,似乎很乾渴,「你這輩子受了苦,下輩子就不會受苦了」,我在父親的耳邊不時叮嚀,父親不理會,大口喘息著。


而我也忍不住回過了頭,望著角落裡的母親,大聲說,「這樣下去不行,我得給他灌點毒藥」,「不能再受折磨了,要儘快走」。想起以往的承諾,我大聲說著。母親縮在80年代的那面土牆的陰影里,沒有吭聲,而我再回頭時,父親似乎聽到了,朝我看了一眼,帶著某種期待,那是父親和我最後的一次交流。


以往,父親身體一直很好,他有1米78,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在2013年年初,幫人蓋房子時,似乎閃了腰,右腿開始有點疼。


雖然有點疼,但父親也沒太理會,依然談笑風生,也未曾告知我。私下裡,他開始四處求醫。以為是骨質增生,打針,拉牽引,吃中藥,吃完後還按照醫生的叮囑,把藥渣倒到馬路上。回家看到這個場景,我還笑了他。


到這年7月份,父親疼得受不了了,給姐姐打電話。而母親身體也不太好,就決定一起去岳陽一醫院看病。我陪父親,我姐姐陪我母親,分別去骨科和婦科。


母親可能患癌的陰影當時籠罩著我和姐姐,但都沒有聲張,檢查的結果很樂觀,我和姐姐喜笑顏開。


而父親在做了核磁共振檢查後,姐姐不放心,還專門拿片子給了一個副主任醫生,得到的答覆是問題不大,可能是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導致的疼痛。


當時的方案有一個是做手術,但我覺得是脊柱,位置太危險,沒有同意。而父親希望拿掉身上的痛,期待著手術,我還是制止了。


到了這一年的國慶,放假回家。父親雖然右腿有點疼,但飲食、情緒等方面一切正常。國慶時天氣仍然炎熱,鄰居們坐在堂屋裡一起聊天,我突然發現,父親挽起了褲腳的右腿,似乎要比左腿細一些。說出來後,父親大笑,「可能是吧」。


這時我才意識到,父親可能不像表面上看去的那麼樂觀,而確實很疼。我開始打聽手術的危險程度,一個在長沙的醫生同學給了某種樂觀的提示。


假期快完了,我提議父親去岳陽二醫院再做個檢查,如果確實可以動手術拿掉疼痛的話,我們就去長沙做手術。


在我心裡,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只是個小毛病,老年人都會得的。讓姐姐領著父親去做檢查,而我一如既往地去了昆明出差做報道。



在昆明呆了幾天,在酒店裡,姐姐打來電話,失聲痛哭,「可能是癌症」。我一時被驚得口齒不清,哆嗦半響才詢問到底怎麼回事。


在岳陽二醫院,父親繼續做了一個核磁共振檢查,醫生看了片之後,望著父親離開病房後才告訴姐姐,「片子上有陰影,懷疑是癌症」。而心思細密的父親,從醫生讓他離開的眼神,讀懂了一切。他對此很生氣,覺得醫生愚弄了他,輕視了他的智商,他希望知道答案。


當晚,我向當時瀟湘晨報深度部主任肖世峰請假,剛開口,我在電話里哭了起來。肖一時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果斷批了假,「中斷調查,趕緊回長沙」。


當天夜裡,我在酒店放聲大哭,悔恨的情緒涌了上來,覺得自己太不努力,在生活上沒有讓父親享過什麼福。而父子倆的感情,在我成年後,似乎也有了某種隔膜,這更讓我感到傷心。


父親1954年出生,24歲有了我。我小的時候,父子倆感情很深,在田間勞作,父親會給我講講故事。和姐姐相比,他似乎更喜歡我一些,但他更含蓄。察覺這種微妙的感情,是三個人玩的一次遊戲。


吃完午飯後,決定通過抽籤確定誰洗碗。父親寫了兩張簽,姐弟倆一人拿了一張後,父親催我姐姐快打開看,結果是「洗碗」。我得意大笑,父親跟著笑,姐姐察覺了異常,望著父親,打開了另一張,果然也是「洗碗」。


但在成年後,父子關係變疏遠了。大學畢業後,我在社會上一直混得並不如意:剛畢業在浙江《嘉興日報》,那批大學生第一年的工資每個月只有699.3。我呆了一年後去新創辦的寧波《現代金報》,報紙還沒印卻天天要報題、開會,生性散漫的我很自然地選擇了逃會,結果第十三天就按照「殺雞駭猴」的邏輯被開除了。


然後去了寧波一家環保企業給老總做秘書,倒是幹了兩年,但性格明顯不合適,老闆有一次終於忍不住說:「劉潔,我感覺你才是老闆,我倒像是在給你做秘書呢」。沒忍住,我竟笑了起來。


這些不成功,給曾經急切「望子成龍」的父親留下了足夠的負面印象,而我的價值觀里,任何成功學都是毒藥,幹嘛要成功?父子倆都有了心理隔膜,再也沒有了什麼交流。


父親突然「得癌」了,多年的疏離,讓我更加感到悔恨。



當天夜裡,我註冊了一個ID「悲傷的昆明」,在網上搜索一切關於癌症的資訊,但茫然無措。父親身體一切正常,怎麼也想不出,到底那個部位出了毛病,得了癌症為何沒有一絲徵兆?


第二天一大早,我從昆明飛回長沙,姐姐帶著父親坐高鐵到長沙南站。我在出站口見到父親時,他滿頭白髮,神情倒是鎮定,姐姐有點慌亂跟在後頭,我的表情應該是嚴肅,沒有做聲,只說打車去湘雅二醫院。


慌亂無措的心境下,二醫院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宮,而我們就像迷途的羔羊,等待著最後的裁決。人來人往,任何一項檢查,都需要我們費力打聽。


第一天,沒有什麼結果,檢查在繼續。但我們還有一絲幻想,希望只是岳陽的醫生搞錯了,給我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而我自己,腦子裡一再幻想著,如果發現診斷錯了後就放肆大笑,一如周星馳在電影里那樣,無厘頭地大笑。這場景,在腦子裡出現了無數遍,給自己做著精神按摩。


當天深夜,姐姐和父親留在我的出租房,我去二醫院排隊掛專家號。第二天上午,先看了一個年輕醫生,建議做一個全身的檢查,說是可以確定到底是什麼癌。價錢大概是8000多,姐姐有些遲疑,我想圖省事,咬牙檢查算了。最後詢問了一個學過醫的記者朋友,他說沒必要,價格太貴,而且說醫生提成不少。於是放棄。


中午,三個人縮在擁擠、昏暗的走廊里,等待著脊柱科專家的到來。排的是第一個號,老人家顫顫巍巍地進來,似乎中午還沒休息好,臉色也不好看,我和姐姐對望了一眼,意思是失望。


老人家接過資料,也不吭聲,埋頭在病曆本上抄著以往在華容人民醫院和岳陽醫院的病歷單,頭也不抬地說去照個X光。


我提出了質疑,意思是X光是不是多餘的,核磁共振都做了,還要什麼最沒技術含量的X光?


老人家沒理會,而我姐姐也悄悄抱怨,感覺這個專家是個糊塗蟲。但還是依照醫囑,帶著父親繞著醫院的迷宮,去做了檢查。


片子出來後,老人家很簡潔,「肺癌,骨轉移」。我問還能做什麼治療,老人家見慣不怪地語氣說,肯定要治療了,多活一天也是活啊。


而我們以「糊塗蟲」的態度看這個所謂的脊柱科專家,心裡雖然慌亂,但總覺得還不是最後的定論。


期待的診斷錯誤沒有出現,我們不得不從脊柱轉到了腫瘤科,去做最後的裁決。接著是各種檢查,其中一項是骨掃描,全身不少地方都有了黑點,右腿臀部位置最集中。腫瘤科的女醫生,語氣冰冷地做出了最後的裁決。姐姐悄聲問了一句,還能活多久,「大概9個月吧」,女醫生大聲說,沒有留意病房裡的父親。


父親離開了病房,喊著「不看了,回家」,姐姐跟出來,淚眼漣漣,父親和我同聲責怪,「哭什麼咯!」「我忍不住嘛。」姐姐邊擦眼淚邊說。


三個人站在病房的走廊中央,周圍人來人往,沒人在乎或者留意,一個家庭遭遇了它的厄運,要共同面對一個親人的死亡了。



在湘雅四處奔走看病的那幾天里,父親表情雖然嚴肅但還淡定,只有一次我撞見了他的傷心,在等檢查結果的間隙,他一個人蹲在了湘雅二醫院的馬路邊,右手撐著下巴,看車來車往。走近時,才發現他在流淚。沒有吭聲,我遞了一張紙巾過去。


拿到最終的結果後,父親再也不肯在醫院呆了,他覺得一切都沒有了任何意義,命運已經無情地做出了它的裁決,他不想再徒勞無功地做任何反抗。


當天回到出租屋,父親開始交代他的後事,以後堅決不土葬,要火化。然後說起了他的人生。


父親出生只有7個月,爺爺就走了。他小時候遭遇了各種心酸往事,餓得發昏。還說起了我的二爺爺,當年為了報答地主的恩情,不忍心捲入政治鬥爭,而喪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日後成為一個木料工人,一生任性使氣等家族史。


父親說起這些,大概也是想告訴我他的人生理念,但求活得心安,自己活得開心就行。


而我和姐姐認真地聽著,答應了他火化的要求。而我親口承諾堅決不會為了讓他活著,而去忍受各種折磨,該放棄就放棄。


那一次,似乎是很多年以後,我們父子倆第一次親密的談話。



湘雅治療的經歷給三個人都留下了心理陰影,在這座迷宮裡,做任何一件小事都費勁心力。父親堅決不肯呆下去,而要回岳陽。


臨去長沙南站前,我不顧父親的腿疼,提出一起去看看我前兩年買的房子,似乎是想向父親證明什麼,又似乎是想讓他能夠有一點心安。在小區樓下掃了一眼,父親隨口聊了幾句,說是當西晒也好,「你五行缺金,西方主金」。


父女倆先回了岳陽,第二天我再跟了過去。而領導肖世峰傳來的消息也很簡單,安心去陪父親,不要理會所謂的請假那些事。


呆在姐姐家,父親的腿一陣陣疼,而他仍然不肯去醫院治療。有個老家的鄰居知道消息後,時不時過來看看他,陪他聊天,父親很開心,我們也很高興。


母親對發生的這一切卻一無所知,她一個人留在家裡勞作。母親是個整天忙著在家裡洗洗刷刷的人,屋子雖然破敗沒有任何裝修,但一切都是她收撿打理,幾十年下來,那裡的秩序都是她來主宰。有時回家後我去幫忙,往往不能按照她的規矩來,總是會發生一點口角。


而我們都覺得母親氣量小,知道消息後怕她受不了,決定先由我回去做個溝通,打打預防針。回到老家,那一年,家裡種了十多畝棉花田,母親一個人忙,她疲憊不堪。


晚上兩人聊到半夜,我試圖去引導她,處理事情不要急,遇到事要想開一些。父親的病,並沒有透露,只說還是腿疼,可能需要去住院。


安穩了母親後回到岳陽,父親已經痛過幾輪,似乎想硬抗,卻又力不從心,晚上往往會叫出聲來。而我第一次以不容置疑地口氣,幾乎推著他往外走,去岳陽二醫院住院。


這裡住院的硬體條件顯然比湘雅好了許多,沒有那麼多人,心理壓力小了一些。人也感到舒心,醫生是熟人,環境顯得格外親切。


我期望的診療方案是,如何盡量緩解父親的疼痛,而不要去考慮如何盡量延緩他的生命。最後的方案是針對疼痛部位做放療。


放療的方式顯得輕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做了幾次之後,父親的腿就不那麼疼了。父親也恢復了他樂觀的天性。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醫院陪著他,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偶爾還開開玩笑。


有一次,父親望著鏡子里的「肥頭大耳」,笑一笑說,「實在是個有福氣的相,怎麼會得這個怪病呢」,然後罵了一句髒話解恨。有一次我摸著他的耳朵說,「你這耳朵真的好大,應該是三國演義里的劉備吧。」然後他笑一笑說,「耳朵那麼大,你割去當下酒菜啦。」


生命似乎迎來了轉機。



第一次放療住院的日子,正是2013年的金秋十月,天氣好,醫療的效果也好,父子倆都感覺很輕鬆。在夜晚,我們甚至會聊到死亡,我很認真地說:「說實話,你到底怕不怕死。」「不怕,我真的不怕,死有什麼好怕的,但我怕疼,怕受折磨」。父親認真地說。


這一次住院放療的同時,父親也開始接受靶向藥物治療,效果一直都還不錯。我住了一段時間,病情基本穩定了,然後把母親接到了醫院來照料。


住院一段時間後,母親也知道了實情,但父親的狀態已經很正常了,大家都不再太把癌症當回事,生活似乎回到了正常的軌道。


之後出院,父親也似乎好了。到2014年5月,我陪同父親去北京玩了一趟。那時候他精力、精神狀態都超乎想像的好。每天凌晨4點,他就把我叫醒了,喊著天亮了,要到外面玩。


在故宮的太和殿,他擠進人群看龍椅,出來時大驚失色,褲兜里的1300元不翼而飛了。臉色很不好,我故意用輕鬆的語氣開著玩笑,安慰他丟就丟了吧。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打趣說:「皇帝不愧是剝削階級,看下龍椅就被剝了個精光」。父子倆大笑。


在北京那幾天,我儘力陪著他玩,最想不到的是在頤和園,我已經實在走不動道了,停在了在佛香閣的走廊上。父親回頭怪我太沒用,一個人居然爬到了最頂層,然後下來得意地笑。


北京的表叔和表嬸也出來陪他玩了幾天。最初,父親要住到表叔家裡去,而我對人的理解,是城市裡那種保持某種距離和隱私的人際關係,沒有同意,父親有些不高興。


父親沉默了一下,然後嘆口氣,「我們這代人的感情,你根本不懂」。我的觀察,兩代人對親情的理解,確實稀疏了。表叔、表嬸為了讓父親住到家裡去,一度讓一個臨時住在家裡的親戚搬了出去。


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夜,我對錶叔、表嬸的儘力陪同總是感到有些愧疚,提出第二天的飛機太早,就不用送了,反正也預約了計程車。


但表叔沒有同意,凌晨3點多,天已經微微亮了,夫妻倆開著車,一路把我們送到了北京機場,然後開車去上班。


後來父親告訴我,表兄弟分別時,相互眼裡都含著淚,引而未發。他以此再次證明,我根本不懂他們那代人的感情。



父親的好狀態一直持續著,在華容鄉下,他忙著打牌,不時到外面去散散步,走上好幾公里,保持著正常人的生活節奏。


到了2015年年初,父親的狀態突然變壞了,左腿又開始疼。那一次,他比較相信醫療的效果了,主動提出來,再次住到了醫院,方案仍然是放療。


事後想來,這時父親的心態應該蒙上了一層灰影,而我被他之前的好狀態給蒙蔽了,也沒有過多的留意,做更多細心的照顧。


去年年初父子倆又住了一段時間的院,隨後緩解了疼痛,又出院。之前,父親來長沙做過一次骨掃描檢查,那天,我不小心在他口袋裡摸到了兩隻「助狀素」,據說村裡患癌的老人,都曾靠這個很快得到了解脫。


我丟掉後,父親很生氣,「不能丟,有這個我才安心治療」,但我未加理會。按照母親的說法,父親的惡化應該是去年農曆5月26日,那天是奶奶的生日,父親去了東山鎮二叔家,冒著酷熱還到山上看了看自己的「墳地」。


那天異常熱,回家坐的客車上又是冷空調,父親感冒了,發高燒,之後狀態不如從前。


而奶奶也突然知道了父親的病情。過了沒幾天,父親出現中風狀況,奶奶過去看他,父親躺在床上,滿頭白髮的奶奶,遲疑著站在房間門口:「波清,你怎麼樣了?」聲音細微如小貓,母子倆忍不住同時失聲痛哭。


第二天,父親再次去住院,鄰居去看望他,希望他早點回來,「只怕是回不來了」,父親說。


這一次,按照中風的方式治理後,父親很快恢復了語言功能,似乎又正常了。出院,再次回家,沒過多久,父親的飯量下降了,出現了嘔吐癥狀。


到2015年9月,父親再次住院,這也是最後一次了。而我,漸漸也麻木起來了,從未想到父親這次住院治療,到底有多辛苦。



這一次住院,父親的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頭部,考慮到以前放療的效果,決定再次接受放療。


在醫院,有個楊老師,是父親的病友,倆人經常在一起聊天,父親也很信服他。楊老師開導父親,「人要守終命」,父親似乎聽了進去,在解脫與堅持治療間徘徊。


一直治療到十月份,父親不再同意做放療了,他說,人實在受不了了。我期待他做完療程,他堅持再做了兩次,最後還是放棄了。


父親的病情慢慢加重了,他不再那麼清醒,不時處於糊塗狀態。有時想不起母親的名字,告訴他後,他一遍遍小聲念著,生怕忘記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哭了起來,要我去給醫生下個跪,打一針解脫算了。之後,他又責問我:「你說不會讓我受折磨的啦!」我訕笑,囁嚅半響。


父親最終在10月3日回到了華容老家,鄰居們陸續來看他,他有時清醒有時又有點糊塗。但他只有了一個念頭,就是如何儘快結束這一切,早點獲得解脫。


他埋怨身上不痛了,不知道要拖多久;要我拿出紙筆,他簽名同意做「醫藥解譜」(他可能以為只要簽字同意器官捐獻,醫生就可以給他實施安樂死了);還不時詢問鄰居,手電筒的電壓是怎麼回事,不知內情的鄰居一本正經的解答,完全不知道他探聽不過是為了早日解脫。


到10月15日,我回家的那天,舅舅等親戚也湊巧包車過來看望他。到晚上快10點了,我正在外頭沖澡,突然聽說人不行了,我趕到房間一看,父親的眼神已經暗淡下來,慢慢閉上了。那時是10點過3分。


「人生的意義到底在那裡,什麼和他有關係呢?」看著仰面躺在床上的父親,我腦子裡的疑問不斷閃現。隨後給遠在北京的表嬸發了條微信,表叔的電話隨後過來了,滿是悲傷。


農村的葬禮隨後按照古老的習俗開始啟動,而在致詞答謝時,我感謝了親友來參加父親的葬禮,也傳達了父親的人生理念,「做一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的人。」


最後是父親的下葬,我突然明白了入土為安那句話的真實含義,父親入土時,我突然沒有了悲傷,而只感到了心安。


抗癌經驗:對待疾病,其實也需要一個號的世界觀,去做正確的判斷和選擇。父親治療兩年,最幸運的可能是,沒有穿刺做病理分析,盲試靶向葯卻效果不錯;最欣慰的可能是,以較高的生活質量活著,沒有遭受太多的痛苦;最遺憾的可能是沒想到後期惡化那麼快,以致一心撲在治療上,而忘記了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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