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一起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

文史 09-10

吳鉤：一起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

文 |吳鉤

親愛的女兒，今天，我們來講述一宗體現宋人在法律問題上錙銖必較精神的案子。

話說韓琦在河北西路相州（今河南安陽）任知州時（約為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前後），當地有一個「三人組」劫盜團伙，盜魁是師父，另二人則是盜魁的徒弟。至於他們的姓名，已經湮沒不聞。

有一次，這個劫盜團伙在搶劫一戶人家時，被鄰里發現，驅逐而散。盜魁憤恨，給倆徒弟下了一個指令：「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殺之。」徒弟說，好。

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劫盜團伙又去搶劫另一戶人家。那戶主是一位單身的老嫗，三劫盜將她縛起來，「榜棰求貨」，嚴刑拷打，逼她交出財物。老嫗哀號，她的鄰居聽到哀號之聲，心中不忍，便過去勸說劫盜：「這老人家也沒什麼財產，你們這麼將她打死了也沒有用。」盜魁的徒弟一怒之下，將那多管閑事的鄰人刺死了。

後來，相州官府將三名劫盜抓獲。法官按《宋刑統·賊盜律》規定，「強盜不得財，徒二年；……傷人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皆是。」判三名劫盜死罪。經河北西路提刑司核准，三名劫盜被執行死刑。

這本是一起很尋常的刑事案，不想卻在數年後引發一場司法爭議，將好幾位中高層官員都卷了進來。

▍舊案重提

大約熙寧末年（約1077年），一個叫做周清的司法官率先對相州三劫盜案的判決提出質疑。

周清，原為江寧府的司法官，因有才幹，被時任宰相的王安石相中，提拔進宰相直屬機關——中書刑房任堂後官（按宋制，元豐改官制之前，以中書門下為宰相機構，下設五房：孔目房、吏房、戶房、兵禮房、刑房，職官有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提點中書五房公事、各房檢正公事、各房堂後官、守當官等），負責抽查往年的刑事判決檔案，若發現有錯判、誤判或有疑點的判決，有權提出反駁。

周清檢查相州三劫盜案的卷宗時，發現原審法官在法律適用方面存在一個問題：熙寧年間國家有新立法，「凡殺人，雖已死，其為從者被執，雖考掠，若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一等。」

本案中，盜魁曾命令徒弟：「有救者先殺之。」可知盜魁應為殺人案首犯，動手殺人的兩個徒弟只是執行師父的命令，應為從犯。而且他們被捕後，「至獄先引服」，屬於按問自首。依照熙寧新法，刑罰應當減等。相州卻判他們死刑，而刑部沒有駁正，「皆為失入人死罪」。

據此，周清認為，相州三劫盜案存在錯判的司法失誤，應該追究相州法官與刑部「失入人死罪」的責任。

這一樁封存於檔案室的陳年舊案，就這麼被翻了出來。

我們看史書，會發現，人們為受冤屈的良民獲得平反而呼籲、奔走之事並不鮮見，但替「枉死」的強盜討回公道，確實比較稀罕。

我們也經常聽到一種說法：為壞人的合法權利辯護，就是為所有人的權利辯護。對周清的行為，不妨也這麼看待。

當然，從動機來說，周清未必有多麼高尚，他其實有私心，因為熙寧年間，王安石立了一條新規：「若刑房能較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周清計較相州三劫盜案的判決，是為積累自己的聲望與官資。

但是，我們不也常說嗎，不怎麼高尚的動機，也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為大眾帶來福利。

王安石雕像

吳鉤：一起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

現在相州三劫盜案的判決既然受到質疑，神宗皇帝便將案子交給大理寺複核。負責複核的大寺理詳斷官竇革（一說為竇蘋）、周孝恭認為，盜魁固然交待過徒弟，「有救者先殺之」，但這裡的「救者」，顯然是指「執兵仗來斗者也」，而本案中，被殺死的鄰人只是「以好言勸之」，並不是帶著武器前來救援之人，盜徒出手將他殺死，是主犯，不可認定為從犯，依律當判死刑。相州的判決沒什麼差錯。

竇革、周孝恭又去請示周清的上司、中書刑房檢正公事劉奉世。劉奉世說：「君為法官，自圖之，何必相示？」竇周二人又說：「然則此案不可認定為『失入人死罪』。」劉奉世說：「君自當依法，沒有人指示此案必須裁定為『失入人死罪』。」於是大理寺作出對相州案的複核裁決：相州案不存在「失入人死罪」的錯判。駁回周清的請求。

周清不服，堅持相州案判決不當，要求再議。於是神宗又將案子交刑部審議。刑部的法官最後認為，周清的質疑有道理，相州案的判決有失誤。

你可以想像，大理寺對此裁定肯定也不服啊。

▍節外生枝

正當大理寺與刑部、周清展開大辯論之時，案子突然另起波瀾——皇城司（宋朝的皇城司是一個準司法機構，負責刺探京城臣民的不法情事，也掌握著一部分司法權，但審訊的對象只限皇室人員及間諜，職能有點像明代的錦衣衛，但權勢遠不如錦衣衛）向宋神宗報告：發現相州的法官潘開帶著財物來到京師，向大理寺法官行賄三千貫錢，「相州法司潘開齎貨詣大理行財枉法」，「齎三千餘緡賂大理」。

原來，當年在相州負責審判三劫盜案的主審法官，叫做陳安民，如今已另遷他官，他聽說周清正在駁正這個案子，心裡很是慌張，擔心會被問責，趕緊「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又給相州的現任法官潘開寫了一封信：「大事不妙。爾宜自來照管法司。」

潘開便帶了一筆錢來到開封。恰好有一個叫高在等的相州人，在司農寺當公務員，與潘開相識，潘開便托他找找門路。高在等也看中了潘開帶來的財貨，說他認識大理寺的法官，這事包在他身上，你放心。

不想潘開在京城的活動，不知怎的被皇城司打聽到了，立即報告給了皇帝。賄賂法官，妨礙司法公正，這還了得！神宗立即指示開封府按鞫潘開行賄一事。

相州三劫盜案發展至此，性質發生了改變：從原來的判決是否存在錯判的問題，變成相州法官是否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

開封府審訊了潘開及相關證人，發現潘開帶來的財物並未送到大理寺法官手裡，而是被高在等與幾個中書刑房的吏員瓜分掉了，大理寺法官都說從來沒有見過潘開這個人，所謂「齎三千餘緡賂大理」只是謠傳。開封府也找不到潘開行賄大理寺的證據，只發現一封陳安民寫給潘開的書信。總之，行賄大理寺法官、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證據不足。

這時候，諫官蔡確出來指證說：相州三劫盜案原審法官陳安民，背景可不簡單，他的外甥、大理寺法官文及甫，正是三朝元老文彥博之子，又是當朝宰相吳充（時王安石已罷相，由吳充接任）的女婿。事連大臣，非開封府可了。」建議將案子移交御史台審訊。

元豐元年（1078）閏正月，神宗下詔：「近降相州吏人於法寺請求失入死罪刑名事，緣開封府刑獄與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盡情推劾，致奸賊之吏得以倖免。宜移送御史台。」未久，因御史台審訊潘開獄一月有餘而未有結果，神宗又詔蔡確「與御史同鞫」。

以前我們看《水滸傳》，總以為宋朝「衙內」無法無天，法律對他如同擺設。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既然相州案牽連到朝中大臣的子弟，那更需要徹查清楚；之所以移交御史台調查，也是為了防止有高官干預司法公正。按宋真宗年間的立法，「御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意。」為了保障司法的獨立性，法律禁止御史在推鞫、裁決詔獄時請示皇帝與宰相的意見。

至於推動徹查相州案的力量，應該說，是比較複雜。宋神宗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查清楚有沒有官員貪贓枉法，蔡確卻意在借相州案打擊政敵吳充。但我們大可不必以動機深究歷史人物，還是看蔡確在調查相州案的過程中是否有構陷行為。

宋神宗肖像圖

吳鉤：一起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

▍酷吏斷獄

作為潘開行賄案的主審官，蔡確表現出心狠手辣的酷吏作派。他委派大理寺丞劉仲弓為主審官，先將涉嫌收受請託的大理寺詳斷官竇革、周孝恭等人逮捕來，「枷縛曝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賂事」。可是竇革、周孝恭都不認罪。

蔡確又將一眾人犯關入大牢，「令獄吏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鉺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大家原來都是體面的士大夫，哪裡受得了如此這般羞辱，「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竇革交待說，之前審議相州案時，自己曾說過，「陳安民是李待制親（李待製為何人，待考），誰敢妄定翻他文字？」

蔡確將陳安民傳喚來，先「置枷前」恫嚇了一番，再「問之」。陳安民膽子比較小，心裡恐懼，立即交待說，曾找他的外甥文及甫幫忙，文及甫稱「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者，即宰相吳充，意思是，相爺已知道這件事了，會關注的。

另一位主審官、御史中丞鄧潤甫為人忠厚，看不慣蔡確「慘刻」的作風。有一次，他夜宿御史台，聽到牢里的犯人因被拷掠而發出的哀號之聲，慘不忍聞，以為是蔡確在訊問竇革、周孝恭等人，心裡對竇革、周孝恭很同情，卻又無可奈何。

再說蔡確得到陳安民的供詞，心中竊喜，「遽欲與（鄧）潤甫登對，且奏（吳）充受請求枉法」。但鄧潤甫卻說，「未敢上殿。」勸告蔡確不要冒然驚動宋神宗。

次日，鄧潤甫在給神宗講課時（鄧潤甫又是經筵官），藉機告訴皇帝：「相州獄甚冤，大理寺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深探其獄，枝蔓不已。竇革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全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恰好權監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也上書說，竇革等人受到刑訊逼供。在古代，刑訊為合法，不過宋朝「待遇臣下進退以禮」，顧全士大夫體面，士可殺而不可辱，對士大夫動刑，是當時的輿論普遍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宋神宗聽了鄧潤甫與上官均的報告，「甚駭異」。

第二天，蔡確終究按捺不住，來見神宗，準備彙報陳安民招供不諱、宰相吳充涉嫌受請託一事。但行至殿門時，皇帝拒絕見他，「使人止之，不得前」。隨後，便接到神宗手詔：「聞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頗失宜，遣知諫院黃履、勾當御葯院李舜舉，據見禁人款狀引問，證驗有無不同，結罪保明以聞。」時為元豐元年四月三日。

▍馬失前蹄

黃履、李舜舉奉詔至御史台大獄，與鄧潤甫、蔡確等坐於簾後，「引囚於前，讀示款狀（犯人供詞），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這個做法，是宋代刑事司法的一道程序，叫做「錄問」。

依宋制，為防止出現冤案、錯案，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審結束之後，都必須啟動「錄問」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核查案狀，再提審被告人，讀示罪狀，核對供詞，詢問被告人所供是否屬實。

若犯人翻供，案子必須由另外的法官重組法庭，重新審理，這叫「翻異別勘」。凡刑案未經錄問，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但是，法意雖美，執行時卻難免要打個折扣。有些犯人害怕錄問翻供，案子重審時，會再次受到刑訊，所以往往選擇不翻供，認命。

黃履、李舜舉這次錄問，周孝恭、潘開等三十餘人果然沒有翻供，因為之前「有變詞者輒笞掠」，「稱冤者輒苦辱之」。只有竇革一個人喊冤，稱原供狀內「十有八事皆虛」。不過，黃履、李舜舉驗看他的身體，發現「拷掠之痕則無之」，顯然他並未受到嚴重的刑訊逼供，鄧潤甫之前所說的「榜掠身無全膚」，看來是不實之詞。原來，鄧潤甫那次夜裡在御史台聽到的「拷掠囚聲」，並非竇革等人被訊問，而是御史台法官在訊問其他案子的犯人。

黃履、李舜舉錄問完畢，回去向神宗皇帝報告，說除了竇革，其他人等都沒有喊冤翻供，而竇革本人身上也不見拷掠之痕。宋神宗開始對鄧潤甫生出幾分不滿，認為他報告不實。

這時，權監察御史里行上官均又上書說：雖然竇革在審議相州案時，曾有「陳安民是李待制親，誰敢妄定翻他文字」之語，語似涉私徇情，然而「推究竇革等本意，正是疑惑刑名，反覆議論」，並不能拿來作為企圖為陳安民開脫的罪證。「法官竇革等非臣親故」，臣安敢「曲為遊說」，只是大理寺乃法令所系，當持天下之平，「若官司挾情輕重其手，此固人臣之所同嫉，朝廷之所宜深治也」。因此，「臣欲乞別差端厚明良之臣，移司勘劾，庶幾推見本末，義不縱奸，仁不濫罰，有以副朝廷用刑之意」。

神宗依言又委派黃履與另一位監察御史里行黃廉，「就台劾實，仍遣（李）舜舉監之」。但黃廉似乎對案子並沒有提出什麼異議。

宋神宗這下確信鄧潤甫與上官均之前所言有虛。蔡確又趁機進言：鄧潤甫與上官均見陳安民請求執政情節，有意開脫，「恐臣論列，故造飛語以中傷臣」。這次錄問，二人又「意欲開誘罪人翻異，而罪人了無異辭」，黃履與李舜舉兩位大人可以作證。

於是神宗皇帝以「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為由，罷了鄧潤甫的御史中丞之職，出知撫州（今江西撫州）；以「不務審知，苟為朋附。俾加閱實，不知所言」為由，罷了上官均的權監察御史里行之職，出知光澤縣（今福建光澤）；蔡確則被任命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按宋朝制度，凡重要任免，詔敕需宰相簽字副署。宰相吳充說：「御史台鞫相州獄，連臣婿文及甫，其事在中書有嫌。乞免進呈，或送樞密院。」神宗同意吳充避嫌，免簽字。

吳鉤：一起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

▍結案

成功排擠掉礙手礙腳的「老好人」鄧潤甫之後，新任御史中丞蔡確繼續審訊相州案及由其衍生的潘開行賄案。

這一回，蔡確逮捕了陳安民的外甥、大理寺評事文及甫。文及甫恐懼，供認曾將大理寺複核相州案一事稟告了他的岳父、宰相吳充，吳充允諾會關注此事。與陳安民的供詞一致。文及甫還供稱，曾囑託太常博士吳安持過問相州案。吳安持，宰相吳充之子，王安石的女婿。

蔡確又逮捕了中書刑房檢正公事劉奉世，並恫嚇他：大理寺的法官已供認受了你的風旨行事，你還不認罪？劉奉世心裡疑懼，稱自己是受了吳安持的囑託。說起來，劉奉世與吳家淵源匪淺，劉氏原供職於樞密院，時任樞密使的正是吳充，後吳充拜相，便奏請將劉奉世調入中書刑房，任檢正公事一職。

蔡確將目標鎖定在吳安持身上，奏請逮捕吳安持問訊，但神宗皇帝顧及宰相吳充的身份，沒有答應逮捕，「特免追攝」，由制勘院「遣人就問」。但吳安持大概擔心自己也會被捕系獄，接受訊問時，主動供認曾交待過劉奉世幫忙。

受相州案牽連的還有韓琦之子、時任三司副使的韓忠彥。我查到的史料並沒有說明韓忠彥究竟因何事介入相州案，只是簡略提到蔡確也傳喚過韓忠彥。

我的猜測是，相州三劫盜殺人案發之時，正好是韓忠彥的父親韓琦任相州知州。相州案的判決，是需要知州簽字才可以宣判的。

換言之，如果相州案的判決存在「失入人死罪」的失誤，韓琦也難辭其咎。但韓琦已於熙寧八年（1075）去世，想來韓忠彥應該是出於維護父親聲譽之心，以某種方式過問了相州案的複核。

蔡確審訊至此，認為案情已經水落石出，便給神宗呈交了結案報告：經查，陳安民在任相州簽書判官時，主審三劫盜殺人一案，判決失當，失入人死罪；又因害怕舊案被駁正，便向他的外甥、大理寺評事文及甫請託。

文及甫受陳安民之請，又轉託於他的大舅子、宰相吳充之子吳安持。吳安持受託，囑咐跟吳家關係密切的中書刑房檢正公事劉奉世幫忙。劉奉世復暗示大理寺法官裁定相州案非失入。大理寺法官竇革、周孝恭承劉奉世風旨，遂認定相州案的原判不存在過錯，駁回周清的質難。

你看，蔡確給相州案理出了一條清晰的請託鏈：陳安民文及甫吳安持劉奉世竇革、周孝恭。

元豐元年六月，宋神宗下詔，對涉案官員分別作出處分：

陳安民坐失入人死罪，又企圖妨礙司法公正，「追一官，勒停，展三期敘」，即降低官階，勒令停職，延遲磨勘期九年（意味著九年內不可能獲得升遷）；

文及甫「沖替」，即調離現職並降職；

吳安持「追一官，免勒停，沖替」，即降官階、同時降職；

劉奉世「落直史館，免勒停，監陳州（今河南淮陽）糧料院」，即奪去館職待遇，外調陳州糧料院領一份閑職；

竇革「追一官，勒停」，降官階，並勒令停職；

周孝恭「沖替」，處分跟文及甫一樣；

韓忠彥「贖銅十斤」，相當於課罰金。

至於那個攜帶巨款跑到京師拉關係、引爆相州案餘震的相州法官潘開，很奇怪，史料中找不到他所受處分的記載。

周清呢，因駁正相州案有功，「遷一官」，晉陞一級官階。

這個處分結果公布後，蔡確還不滿意，多次率領御史登對、上書，說對吳安持的懲處太輕了。蔡確之所以盯著吳安持不放，自然意在其父吳充。吳充實際上並未過問相州案，但事情畢竟牽連到他的家人，按宋朝慣例，他惟有「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最後神宗皇帝「遣中使召出，令視事」，才回中書門下上班。

對蔡確的窮追不捨，宋神宗也有些反感，反問蔡確：「子弟為親識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並將蔡確等人的奏札退了回去。那幾個御史這才停止攻擊。

相州三劫盜案引發的政治餘波，總算平息下來。

▍余話

後人著史，將蔡確列入「奸臣傳」，又認為吳安持、文及甫等人受了蔡確陷害，「獄成，人以為冤。今詳述其事，則冤事自見也」。不過，我相信宋神宗那個基於常理常情的判斷：「子弟為親識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蔡確固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神宗皇帝可不是一個容易受人蒙蔽的昏君。

我們講這個故事，也意不在分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故事揭示的制度運作，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就這個鬧得沸沸揚揚的相州案來說，我覺得有幾點值得留意：

其一，最早對相州三劫盜案判決提出質疑的中書刑房堂後官周清，也許真的是動機不純，但動機無法深究，我們看到的，是周清對法律適用的較真，引據法條，辨析法意。而這，正是司法的要旨所在。

其二，大理寺詳斷官竇革與周孝恭裁定相州案原判決合理，也是在法理上進行辯護，辨析「救者」在法律上的界定，而不是宣稱那三個盜劫可不是什麼好人，死有餘辜。換句話說，不管是周清，還是大理寺，儘管觀點相異，但有一個共識卻是不言自明的：即便是強盜之類的壞人，對他們的制裁也應當遵循法律的規定，不可以「舍法以論罪」。

其三，隨著案情的進展，朝中大臣的子弟牽涉進來，被調來推鞫相州案的蔡確，不管你是宰相的女婿也好，宰相的兒子也好，只要涉案，就敢傳喚來。雖然蔡確也是動機不良，但他敢這麼做，也說明了彼時朝野上下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身份不是法律的擋箭牌。

其四，面對蔡確的咄咄逼人之勢，看著自己的女婿被逮捕、兒子被訊問，宰相吳充始終沒有說一名話，不敢明裡暗裡干預御史台的司法。這並不是因為吳充懦弱，而是出於避嫌的自覺。那假如吳充企圖影響司法呢？按宋朝政治正常時期的風氣，吳充將會迎來猛烈的抗議聲浪，最後可能被迫辭職。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我們當然可以發現宋代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較為嚴重的刑訊逼供。不過，我總是覺得，對於古人所立制度，我們不必責備求全，更應該見賢思齊，反求諸己：前人做得到的，我們今天做到了嗎？

【作者簡介】

吳鉤|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歷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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