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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我們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資中筠:我們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本文為2014年4月在南京親近母語論壇上的講話

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裡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云云。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並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中國人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係。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麼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係。

中文(我這裡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非常複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大家都歸功於秦始皇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既然是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另一特點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什麼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個人的經歷: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高層的醜聞,裡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麼還知道「牆有茨」?牆有茨出自《詩經》,開頭就是:「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後「牆有茨」就隱喻宮裡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醜事。過去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而對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很尋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齡比我大約小六七歲,也就是說他是在1949年以後上的中學。在他看來,只有他那樣的古詩詞專家才懂,一般人,特別是學外文的,怎麼居然還懂這個詞?這說明有一個差別,就是我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的,在現在的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台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差別。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裡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麼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前兩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大概常州有一些詩人和文人特別積極去爭取申遺,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吟詩的特點。還有朗誦文章,也是有調子的。(後來據徐冬梅老師說現在正在申遺的是整個中國的吟誦,不是常州單項)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念《論語》,只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讓你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麼樣的一套書。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裡頭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體情節,他怎麼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總之他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就開始出於好奇,真的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著看。書里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裡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麼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乾爹的意思,不過不是正式的。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50歲。他非常有學問,什麼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麼老師都能補上去。當然他英文發音不好,全是自學的,但是文法講得特別清楚。他還會中醫,我們家人小病都是他給開方子。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於他恃才傲物,好頂撞領導,所以在一個單位呆不長,經常失業,相當潦倒。他一失業就常來我們家吃飯。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他說你的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疲於奔命」這個成語典出何處?

《左傳》裡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並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後,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什麼罪名,才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於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後這位老兄自己帶著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於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系親屬。巫臣知道後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疲於奔命」而死,疲於奔命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他怎麼做到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裡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麼一個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註解。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也沒有人逼著我去這麼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里英文讓位於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2.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這樣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這裡不講了,只講中文教學。它對中文特別重視。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琅琅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干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應該說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裡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挑著念一點,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麼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我家裡頭碰到的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我想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麼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欣賞得不得了,甚至於自己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著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我必須要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有人說「五四」以後文化斷裂,我覺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到是沒有斷裂的。


3.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麼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1950年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鑽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誌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裡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於「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鬆,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麼看什麼,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麼叫「文化底蘊」。


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著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麼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麼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什麼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裡頭學來的。今天回頭來看,讀的那些中國書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士大夫的憂患意識。


我所生活的時代經歷的戰亂特別多,無時無刻不伴隨著內憂、外患。我成長的最重要的時期是抗日戰爭。所以文天祥、岳飛、辛棄疾、陸遊等的作品必然特別往心裡去。像「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總之是痛感國土淪喪,總是想著要恢復國土是吧?還有杜甫寫離亂的詩,等等。這個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講了。


2.厭戰、渴望和平。


中國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我小學六年級最早讀到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就有一種感動。還有像「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詩也很少人記得,但是這句話流傳千古,因為太寫實,太深刻了。很久以後,我見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寫的小書,題目直譯是《將軍們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戰爭中戰死沙場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將軍們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問我,對這個題目有沒有恰當的譯法,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後來這本書是否有中譯本,我不得而知。


還有兩句名句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當年程硯秋曾經排過一齣戲,就叫《春閨夢》,用的就是這首詩的意境,一位少婦思念遠征的夫君,夢裡相逢,其實他已經戰死了。程硯秋是京劇演員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勝利後四十年代後期排這個戲,但是被國民黨給禁演了,因為那時已爆發內戰,這種反戰劇影響士氣,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這齣戲,還是沒有被批准,因為在「鬥爭哲學」統治下,「和平主義」自然在批判之列。從古到今,普通人受戰爭之苦,追求和平,與統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動心,對戰爭的殘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戰最徹底的是《弔古戰場文》,那也是我在中學時期讀到的:一開頭就氣勢非凡: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作者感嘆「傷心哉」!緊接著就問是秦、漢還是近代?其實都一樣。以下大段文章曆數自古以來的有名戰役,想像戰場的殘酷和慘烈景象,結論是,秦起長城,漢擊匈奴都使生靈塗炭,因此「功不補患」。把那些帝王的「豐功偉績」都給否定了。最後一段有幾句簡直是撕心裂肺,我永遠難忘: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老百姓活著的時候得到過什麼恩澤?現在他們犯了什麼錯,就這麼給殺死了?而且「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說家人對他們的生死還不明,連弔祭都不知到哪裡去吊,死者不知魂歸何處。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悲慘境界?最後只能歸之於命,從古就是這樣,「為之奈何」。這篇文章對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徹底。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們是享受不到勝利成果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血淚之作,是對「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好的詮釋。


3.民間疾苦。


民間疾苦其實和戰亂分不開,老百姓除了賦稅之外,還有一項沉重負擔是服徭役,就是徵兵,或者勞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教科書經常選的。我現在想著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有好幾十首,每一首詩都是講一種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藝者或者農民,寫社會的各個方面,覆蓋面極廣,而且都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和宮廷、權貴的那些窮奢極侈享受作對比。作為詩,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種美麗的東西的時候,既寫實又浪漫,想像力十分豐富,然後最後總有點睛之筆,點出他要表達的感慨和悲憤。


我稍微用一點時間以《繚綾》為例,這是我特別欣賞的《新樂府》詩之一。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這四句開頭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嘩!一大匹白緞子掛下來,接著是「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綢緞,而是有本色花的織錦。然後接著是什麼呢?就是宮裡來加工訂貨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綾子給染成綠的了,「天上取樣人間織」,該有多美!花色織好以後,就要做成衣服了。這裡第一次點出:「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就是誰來穿?是皇宮裡的宮女。誰來織呢?是江南貧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著講怎麼裁剪製成衣裳:從「廣裁衫袖長制裙」,到「轉側看花花不定」這四句是講製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寬袖長裙,簡直漂亮極了。「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皇帝把這賜給跳舞的宮女了。但是這麼精心製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就給弄髒了,腳底下踩著,毫不愛惜。最後,白居易教訓那些宮女:「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對這個「扎扎千聲不盈尺」,我有一個體會,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幹校的時候,在河南農村,那裡冬天婦女都織布,還是用那種相當原始的織布機,面幅很窄,她不是用絲線而是自紡的棉線,織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個冬天織不了多少。我經過老鄉門口,聽見「卡拉塔、卡拉塔」的聲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聲不盈尺」。這首詩最後結尾是:「昭陽殿里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我舉這首詩,因為它比較鋪陳、辭藻豐富,那些對織錦的描述簡直美不勝收,同時對「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躍然紙上。當然這種情況貫穿在很多首詩中。只能很簡單地再舉幾個例子。


例如《紅線毯》,也是宮裡的加工訂貨,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別美,又厚又軟,到什麼程度?「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人踩上去整個腳就陷進去了。還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織成跟宮裡的大殿一樣大,卷都卷不起來,「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想像一下:這麼大一塊地毯,一百個壯漢抬著它,從安徽一直走到長安,這是一個什麼景象?宮裡頭特別喜歡,於是乎就「年年十月來宣州」,然後「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他特別的賣勁,討好,這是「政績」啊。最後白居易教訓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個幾句話擲地有聲,非常尖銳。


《輕肥》,比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權貴們的宴席,全國各地的珍饈美食,吃得酒足飯飽。最後兩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對比,有極大的震撼力。


還有《賣炭翁》,這篇好像課本裡頭常選的,不多講了,不過我還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為之心酸的,就是「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我們設想一下,那個老頭兒,在冰天雪地里穿著單薄的衣服,還希望天冷一點,炭能夠賣個好價錢。但是最後這個希望也落空,這裡市場規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車炭全被「權力」搶走了,只扔給他兩段綢子。這個比城管對小販還厲害。


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幾乎都是這樣子的,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對那些奢侈的東西都是形容得特別美,對比出另一種人的悲苦,更加觸目驚心。還有一個特點是他所譏刺的不是一般的達官貴人,而是直指宮廷。如《繚綾》、《紅線毯》是為宮裡的訂貨,《輕肥》一開頭就指出那些驕橫跋扈的人,「人稱是內臣」。這「內臣」不是正經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邊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太監。可是他們還穿著文武官服,到軍中去赴宴。我覺得那時的白居易確實是有點書生意氣,有點膽量的。他不是一首兩首,而是那麼多首,從各個方面譏刺當朝,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針對別人,自己還有反省,例如《觀刈麥》,由農民的辛苦想到自己優越的生活。


有人批評白居易的詩像順口溜,太淺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來他寫的這些詩不是為在士大夫中間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讓鄉下老太婆都聽得懂的。我這個城裡老太婆也特別喜歡。我覺得一首詩不論深淺,主要是給你以美感。我前面說了,他的詩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樣人間織」這樣的詞,誰想得出來?順便說到,我對現在許多流行歌曲不欣賞,先不說音樂,單說歌詞,不是因為它淺顯易懂,而是因為它不知所云,又沒有文采。不論是詩還是文,為什麼要晦澀難懂才算有學問,有深度?


還有人說他虛偽,就是他那麼關心民間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奢侈的,他家裡曾經養著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專場,不對他做全面道德評價。現在就詩論詩,至少他所有寫的都是表達真性情。他如果沒有認真觀察和實際的體驗的話,是根本寫不出來的。如果他沒有和賣炭翁交談過,他怎麼會知道他「心憂炭賤願天寒」?而且他關注很廣,每一個行業的操作程序和特點,他都寫得出來,他如果沒有對那些勞作者就近觀察,沒有深切的同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動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寫這個不可能是為了沽名釣譽,像現在似的,在媒體宣傳,樹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不論如何,就詩而言,琅琅上口是優點。特別給低年級學生選詩,白居易很適合的,既有美感,又培養同情心。我這裡只講了白居易,其實如杜甫有許多詩儘管是近體詩,格律嚴謹,也是琅琅上口,很容易記住的,就沒有時間多講了。


4.政治和愛情難以區分。


中國對於古詩詞的解釋,常常就是愛情和政治不分的,自從屈原的《離騷》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來,後世解釋詩詞常常把貌似講戀情的詩作政治解釋。是失戀,懷念情人,還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寵?我曾有一篇文章說過,中國的士大夫對皇帝有一種單相思的情結,老是在那兒望著金闕之上,希望皇帝對他有所青睞,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見。


現在我想舉一個陶淵明《閑情賦》的例子。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讀過,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衿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讀起來很美,如果變成白話,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領子,但又怕晚上脫衣服離開你的身體,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長,老不天亮。接著一連串的願附在那人身上各個部位,例如「願在發而為澤」,就是做頭髮上的頭油,又怕人家愛洗頭,一下子隨著髒水衝掉了,「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覺就把鞋子脫在床下了……。這《閑情賦》是課本里不選,師長不會教的。《昭明文選》里也沒選,那位梁太子蕭統看不上,他還說過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是把它作為陶淵明的瑕疵來看的,也說明這位昭明太子還是脫不了道學氣。我最初看到這篇賦是在高中時,同學裡面偷偷傳看的,雖然沒有人說這是禁書,但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就接近「艷詞」了。所以我們幾個同學感到很神秘,偷著樂,那十個「願……」常成為我們幾個人說悄悄話的內容。從通篇來看,陶淵明見到了一位女士,只是遠遠望著,對她產生遐想,於是天天去等她,也沒等著見一面,純粹是單相思。


但是對這篇賦還有一種政治上的詮釋,說是抒發他官場不得意。我怎麼看怎麼不像,因為陶淵明還寫過一篇《感士不遇賦》,就是講自己懷才不遇的,講得很清楚,說當時衡量人的標準不是以才論,而是顛倒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懷才不遇。那篇都寫明白了,何必再寫這麼一篇用愛情來假託政治上的賦呢?何況從陶淵明的志趣來看,已經擺脫了對官場的眷戀,更不會像追情人一樣那樣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這是我的看法。陶淵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像力特別豐富,別人寫不出來。


5.隱逸情懷,逃離官場


這更加避不開陶淵明,他絕對是這種情懷和這種文學的代表人物。不為五斗米折腰已經是通俗典故。無論哪個時代,大概中文課沒有不讀《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的,還有《五柳先生傳》。我在《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一文中說過,中國讀書人一方面對君王有一種單戀之情,但是有個性有才華的人又難長久在官場得意,所以留下來的優秀傳世之作,大多數是失意時候的作品,多表現隱逸情懷和內心藐視權貴的傲氣。應該說並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時候都堅守獨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現在文學作品裡的,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頌德之作,奉命文學以及湊趣的宮廷詩,大多被時間所淘汰。


我個人印象較深的,從孟子開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可愛的。他見梁惠王、齊宣王,把他們訓得一愣一愣的。他說:「說大人則邈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說,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視的,別看他們那麼神氣活現的樣子。比較突出的是魏晉六朝風骨,這方面著作已經很多。我個人接觸到魏晉六朝文章時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間,是反叛的年齡,內心對他們非常嚮往。對《世說新語》里那些故事、特立獨行的作風和充滿機智的俏皮話特別入迷。跟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在一起,經常談論竹林七賢,很想仿效他們的做派,當然實際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較近,那時當然不存在污染問題。我是在大城市長大的,對古人悠遊山林十分羨慕,也就對所謂「隱士」很感興趣。從東漢、魏晉以來由於亂世,隱逸成風,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讀書人不願做官而隱居的。孟浩然是一個。有一個詞也是我中學時候聽到後,覺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後來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時間官就躲到山裡隱居起來,唐高宗親自登門拜訪,問他身體如何,他說「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絕症,離不開山林了。還有像南宋朱敦儒的的幾首《鷓鴣天》是我十分欣賞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屢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我最欣賞的是最後一句。後來發現毛澤東也寫過「糞土當年萬戶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懶得做官,逃離政治;而後者蔑視萬戶侯是最終要消滅他們,自己稱王。完全兩碼事。


今人不可能多讀古文,但不可不讀


我拉拉雜雜講了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學中文的經歷,和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諸位都是專業的中文教師,我可能班門弄斧。我的體會算不上學術觀點,純粹是個人的感受,一得之愚。舉例也是掛一漏萬,免不了片面性。我決不是提倡現在的小學生花很多時間大量學古文,更不提倡讀經。我要說明的是作為中國人打一點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一種熏陶,不是作為實用的工具。有這個熏陶和沒這個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審美的品味是不一樣的。然後在接納外國文化時,在取捨之間你的品味也是會不一樣的。而且中國文字、文學有那麼豐富美好的東西,生為中國人,如果不知道欣賞,該多可惜!


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的舊學根底不算深,而現在的年輕人甚至要學我學過那些也沒有那麼多功夫。只能淺嘗輒止,就是像到了一個精品店裡,琳琅滿目,你瀏覽過,知道有這種非常精緻、漂亮的東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買過來,但是你知道你看見過,以後想起來的時候知道還存在什麼樣的東西。如果你只進過賣粗糙、劣等貨的商店,以為那個就是好東西,那見識、品味就是另一回事。進過精品店,有了這個見識,就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關於知識的古今差異,我少年時期已經感覺到了。我還可以講我自己的一個故事:我們中學時候暑假是不留作業的,只要開學的時候交一兩篇暑期讀書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讀什麼隨便。有一年暑假我母親讓我讀王勃的《滕王閣序》。那文章實在漂亮。王勃寫的時候是十四歲,有名的神童才子,卻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歲。我那時剛好也是十四歲,少年輕狂,忽然覺得不服氣。我說他也十四歲,現在我也十四歲,他假如從三四歲開始認字,整天念的就是古書,一天到晚就學寫這種文章,那寫到十四歲寫出這樣的文章來也不是什麼太了不起。我現在光是中國歷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還得念外文、外國歷史地理、數理化,等等。就是說,我會的東西他不會,他會的東西我不見得學不會,我當時就是這麼認為的,我就寫了這麼一篇文章。還批評他年紀輕輕就那麼悲觀,自嘆「失路之人」,無病呻吟。這「無病呻吟」是我從那些「新文學」的評論文章中學來的詞,用上了,很得意。其實王勃的「誰悲失路之人」不見得是說他自己。那時就是少年狂。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與王勃同時代有多少讀書人,讀的同樣的書,也沒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美文來,所以王勃還是了不起。


不管怎麼樣,現在的小孩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現在那些層出不窮的新電子玩意兒我都玩不過10歲的孩子,所以學古典文學佔多大的比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在於課本的編撰和老師的藝術,你怎麼選、怎麼教、怎麼給學生以美感、為他們培育文化底蘊,為以後進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礎。


現在一天到晚講愛國主義,其實愛國也不是空的,也不是專門為某一種政治服務。你有了這個熏陶,自然而然就對中國文化,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覺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鄉、你的故土、你的這個精神故鄉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來強制你,也不管是哪個朝代誰執政,都沒有關係,這是一種永久的感情。


當年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教授叫皮名舉,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讀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偉大,不讀西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落後。」就是說你一方面覺得它非常偉大,你非常熱愛它,但你必須承認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後了。他說這話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但是這個話我覺得什麼時候都適用。說我們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後了,並不等於你不愛這個國家、不愛這個民族。因為你知道它有這樣的歷史,它有這麼美的東西,你已經欣賞了、你已經體驗了。但是同時你覺得你應該承認它有哪些地方是那麼不如人意,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維護魯迅的地方。現在有很多人在罵魯迅,但他的偉大和深刻也在於對我國我民深刻的認識。還有像胡適,表達的方式跟魯迅非常不一樣,而且後來政見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對國民的認識其實是相同的。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這些人,都是熱愛這個民族,但是同時他又特別深刻地感覺到它的不足之處。愛之深而慮之遠,而責之切,覺得它需要改進的地方太多了。


以上是我學中文的體會,今天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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