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的好老師

中國有著尊師重教的好傳統。我們的歷史上，有過許多好老師。

熊十力先生任教北大期間，最喜歡的學生是牟宗三。牟當時年輕，喜歡狎游。熊十力寫信教育他，大意是：我年事已高，未來學術全部指望你，你怎麼能夠不自我珍重呢？抗戰期間，牟氏顛沛流離，生活無著，熊十力對當時西南聯大的湯用彤先生舉薦說：「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學系以來，唯此一人可造，汝何得無一言，不留之於母校，而任其漂流失所乎？」此次舉薦雖以失敗告終，但熊十力言辭間流露出的對牟宗三哲學天賦和能力的欣賞，對其後來成才起到巨大激勵作用。熊十力先生不喜寫文章，也不喜歡出去演講，但學生有問題請教，他常常寫信作答，有時字數達數萬字。《十力語要》中的許多文章就是這麼來的。

1920年，李四光從英國學成回國，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他在學校地質館中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星期天，他像往常一樣在地質館認真搞科研，竟忘了天晚回家。正當他凝神思考時，偶一抬頭，瞅見一個小女孩靜悄悄地站在桌旁，他未加理會，又低頭繼續寫作，並輕聲催道:「你是誰家的小姑娘啊？這麼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媽媽該等急啦。」只聽小姑娘埋怨道:「爸爸，媽媽不是等我著急，是等你著急哪！」李四光抬頭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女兒。

鄧中夏是青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被河北保定「直隸省立高等師範學校」聘為新文學教授。他當時的學生王森然回憶當時上課情形寫道：「他右手持粉筆，挽著袖口，左手拿板擦，邊講邊寫，邊寫邊擦，一寫就是一大黑板。頭髮、衣襟、袖筒上落滿粉筆面，也不在意，時間久了，嗓音嘶啞，嘴角出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實水裡早已落下一層粉筆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這種忘我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

1929年，梁啟超重病在身，名醫蕭龍友開出藥方，並再三叮嚀:病想治好並不難，但必須停止勞神費心的工作，尤其禁止讀書治學，否則華佗降世，也是無能為力。梁回答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這一年的1月19日，梁不治去世。1982年，梁啟超的學生謝國楨因病住院，在病床上還不忘校訂書稿，當親朋故舊勸他靜心養病時，謝說:「 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創始人俞平伯出版有《詩詞偶得》一書，書中解說李煜詞為「獨自莫憑欄」，晚年撰寫並修改《唐宋詞選釋》時，改為「獨自暮憑欄」。俞平伯給學生講課時，每講到這一觀點必定說明，這樣改是聽取了廢名的意見，而不是自己的「妙想」。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身心俱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繫上課了？」陳寅恪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

那個時候的老師，愛學生，敬業，以道相傳。

所以，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想念他們，尊敬他們。

這些好老師的背影漸行漸遠，希望在於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