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處事當求穩慎，不可過急

曾國藩認為，處事要做到耐煩，而耐煩又來源於平時對心性的修養。曾國藩引用莊子的話說：「美名成功於長時間的積累。」驟然為人信服的人，那麼這種信任是不牢固的；突然之間名噪一時的人，那麼他的名聲一定大於實際情況。品德高尚，修養很深的人大多沒有赫赫之名聲，也無突然而得的美名。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漸有序地完成一年的運轉，讓人們不知不覺。因此，一個人誠實而具美質，就像桃李，雖不說話，但由於它的花果美好，自然會吸引人們慕名前來。

曾國藩曾經說：吳竹如教誨我說「耐」，我曾經說做到了「貞」，足夠干一番事業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貞」。竹如教給我一個「耐」字，其意為讓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貞」靠近。這一個字就完全能夠醫治我的心病了！

曾國藩好用「平實」二字教育人，我們從他的《批牘》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歷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熱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志向很高但不去實踐，氣虛幾乎是不能審，讓他去辦的事情都不行，更何況於打惡仗那樣的危險呢？」

世人所說的豪傑人士，基本是抱著濟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祿不能動搖他的心，艱難危險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氣。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他為了實現「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思想，總是用砥礪志氣的話相勉勵。如：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功還是不成功，一開始是難以預料的，只是日積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說的「誰敢侮」，孟子所說的「強為善」都是這個意思。這裡說的是人要自強。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容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有一天會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會一無所成，就是干別的事也是會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裡說的是人應當有恆。他又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軍事興衰，全在於一兩個人的志氣，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閣下暗暗的進行激勵吧。」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忮不求」作為治心的重要內容。他說：「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賢害能，妒功嫉寵。所以說『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士懷惠。所以說『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忮』不常常表現出來，每逢顯露出來都是在那些名聲事業相等、權勢地位相當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現出來的，每逢發生顯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遷相互妒嫉的時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說『人能夠完全沒有害人的心，那麼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樹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說『人能完全沒有偷竊的心，那麼義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滿懷都是荊棘；不去掉『求』，滿腔都是卑污，我對於這兩項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沒能夠掃除乾淨。你們要想心地乾淨，應當在這兩項上狠下功夫，並希望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場里，能夠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了。可惜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講說罷了！」

曾國藩的這些話語，這些事例說明了一個道理：不但當官要耐煩，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煩。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總不是辦法，只有靜下心來冷靜思考、慎重處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只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越難控制大局。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世界之事風雲變幻，處處藏著危機，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業陷入困境甚至絕境；而凡事求穩慎則可以使人穩打穩紮，少犯錯誤，有助於事業的長遠發展。因此，對於要做事要成大業的人來說，凡事不可不穩慎。

曾國藩認為人一生當求穩慎，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多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只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佔領。曾國藩在臨行前的這些叮嚀，因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咸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捻」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

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只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梁國之戰後，銳氣大挫，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只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

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制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麼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贊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穩」，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罅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

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迴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

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睏，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強健，鬥志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

以上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沓，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出於穩慎的考慮，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裡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所以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

何謂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為客，後吶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

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

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制敵而不被制於敵的最穩健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潦，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壕，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只專註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游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佔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嚴加控制，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做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做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總而言之，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靜動主客問題，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穩慎」這不但是他行軍打仗的原則，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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