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館：日本「崇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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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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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館貴婦人慈善會

豪奢的浮華交際場

鹿鳴館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東京建的一所類似沙龍的會館，專供當時西化的達官貴人在其中風雅聚會。

它由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設計，建成於1883年（明治16年），是一座磚式二層洋樓。整體建築呈義大利文藝復興式風格，兼有英國建築的韻味。

一樓是大餐廳、會議室和小型圖書館，二樓則是一個超過300平米的舞廳，附帶酒吧和撞球房。鹿鳴館的名稱出自中國《詩經·小雅》中的「鹿鳴」篇，即「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取「鹿鳴，燕（宴）群臣嘉賓也」之義而命名，意即迎賓會客的場所。

整個工程佔地約1.45萬平方米，歷時3年，耗資18萬日元（約合今天40億日元），在當時算得是一筆巨款。

1883年11月28日，外務卿（1885年12月日本實行內閣制後改稱外務大臣）井上馨與妻子主持了盛大的鹿鳴館開館典禮，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參加開館儀式的各級官員、各國公使以及王公等許多顯貴和淑女共有1200多人。

此後，鹿鳴館就成為日本上層人士進行涉外社交活動的重要場所。井上馨和一些外交官為了招待來自歐美的高官，經常在鹿鳴館舉行有首相、大臣以及他們的夫人小姐參加的晚會、舞會。

為了方便住在橫濱的外國官員參加在鹿鳴館舉辦的舞會，日方還會在舞會當天，開通從橫濱到東京的專列。客人到達終點站新橋後，再由人力車拉到鹿鳴館。

此時的鹿鳴館時常能見到帽插羽毛、拖著長裙的歐美貴婦人出入。館內鼓樂喧天，徹夜狂歡。宴會廳的餐桌上擺放著高檔餐具，美酒佳肴琳琅滿目，供客人盡情享用。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在鹿鳴館舉辦了有400人參加的大型化裝舞會。曾有人這樣評論這場假面舞會，「美煞、笑煞、驚煞、苦煞整個都城。」

日本文學家內田魯庵曾這樣描述：「當時歐化熱的中心是永田町，這一帶到處連接著洋式的房子和庭院，時常能夠邂逅三三兩兩穿著洋裝的貴婦人……一邊沉浸在帶有異國情調的貴族氣息中，一邊走過霞關，隔著坐落在日比谷公園的練兵場，從鹿鳴館白色的牆壁傳出管弦樂美妙的旋律吸引著行人，帶來文明的醉熏。」

在鹿鳴館，上流社會的顯貴淑女充當了與外國人社交的主角。此時她們主修的技藝，「第一跳舞，第二唱歌，第三樂器演奏，第四使用流行語言風趣地對話，第五讀書，特別要讀流行小說」。

鹿鳴館內跳交際舞的場景

從1885年7月起，鹿鳴館每周六都會舉辦跳舞練習會，上流社會的貴婦和小姐聚在一起，接受講習，舞會漸漸盛行開來。上流家庭的婦女們不論老少都沉迷於舞會。

有人這樣評論鹿鳴館的舞會，「黃色皮膚的臉面，佩戴著羽毛裝飾，束細腰，手拿西式小飾物的日本女性，合著西洋音樂，踏著斯拉夫舞步。這是日本人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歐風泛濫遭抵制

鹿鳴館落成後，井上馨還把以前成立的與外國人交際的機構挪到館內，命名為「東京俱樂部」。該俱樂部實行會員制，普通人不許入會，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間有財勢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談只限於用英語，以彰顯俱樂部的國際性。

一時間，日本上層社會吃西餐、穿西服、留分頭、跳交誼舞、蓋洋樓等歐化習俗風靡一時。政府還規定，今後禮服一律採用西服。

對西服，社會輿論形容為：「奇哉妙哉，世上洋服。頭戴普魯士帽，腳登法蘭西鞋，衣袖英國海軍式，褲衩美國陸軍式。婦女襯衫貼身穿，大漢斗篷過小腿。」更有甚者，與「白人通婚、改良人種」也成了當時的一項倡議，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的地位和國民的素質。

記者高橋義雄寫了《日本人種改良論》一書。他提出，「日本人種身體亞於西洋人，因而無法和西洋人競爭。唯有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間產生混血兒，將西洋人的血液輸入日本人體內，日本才能夠和西洋競爭。」

在明治政府「文明開化」方針指引下，鹿鳴館成了日本歐化主義的象徵，不但開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誼舞的先河，連洋樓本身也成為日本建築的一道風景。但對許多傳統的日本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接受的。

日本教育家岩本善治在《女學雜誌》中指責這種模仿「製造了荒淫的空氣」；《國民之友》雜誌則批評鹿鳴館外交為媚外外交；有人嘲笑歐化之風「使日本國的婦女都成了洋人的妾」。

明治政府的參議勝海舟更是備感憂國，列舉出20條時弊，向伊藤博文進言：「近來，高官們無所事事，用於宴會、夜會等流於太平無事奢華之風，舞踏會盛行，成為淫風的媒介，國民對此議論紛紛。上述之事萬萬不可，當下應對此加以控制，使其適合時宜方可。」

明治時期的著名報人陸羯南在他所辦的《日本》雜誌上評論道：「一國文明之進步，必基於國民本來之元氣和性格，絕不是僅憑一朝一夕的模仿和虛飾就可以辦得到。然而，我國開國以來只是眩暈於滔滔而來的泰西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外觀，而不考究泰西文明能有如此今日之所以然。一味心醉於泰西文明之結果，便產生了崇拜泰西文明之風潮。此風潮破壞了作為國民獨立之根基的國民性格，虛飾了一國之文明。」

一味崇洋為修約

其實，井上馨建造鹿鳴館並非只是簡單地要創造一個跳舞的交際場所，而是另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修改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日本所說的「條約改正」。

日本「條約改正」會議的場景

井上馨認為要想達到條約改正的目的，就必須積極攝取歐美文化，「在歐美之力迫近東方之際，作為應對策略，就是要使日本及日本國民成為歐洲之一員、歐洲之國民。也就是說，要在東方建一歐洲式的新帝國。」

在他看來，「直接輸入西洋文明是日本現代化的特效藥，在鹿鳴館的殿堂里舉行西洋式的社交宴會和舞會，就能夠和西洋人一樣享受同等水準的文化生活。將日本人的生活西洋化，日本就可以從不平等的桎梏中解脫。」

日本開始嘗試修改與外國的條約，始於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岩倉使團。在與歐美各國的談判中，對方態度強硬，不僅拒絕了日方的要求，還提出更為苛刻的條件和方案，使團沒有達到目的。

日本第一次正式對外改約是在寺島宗則就任外務卿時期（1873年-1879年）。1875年7月，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照會外務卿寺島，提出改訂海關稅則問題。

他認為，修改條約是關係國家命脈的大事，尤以海關稅更為重要，應當儘快改訂，收回海關稅則大權。1877年，日本與美英等國展開了收回關稅自主權的談判，遭到拒絕。

後來改約的重任落在了井上馨肩上。1879年9月，井上馨繼任外務卿，他把修改條約的重點從稅權轉移到治外法權。井上馨認為，要實現修改條約，必須先使日本成為「歐化新帝國」，只有這樣，日本才能與世界先進國家立於同等地位。這就是井上馨修建鹿鳴館大興歐化之風的用意。

然而，這種歐化政策並沒有改變西方國家對日本的歧視和壓迫。從1880年到1887年，日本政府用了整整8年時間，與歐美列強進行了馬拉松式的談判，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

其間於1886年10月24日還發生了「諾曼頓」號事件。英國貨輪「諾曼頓」號在日本紀州大島海面沉沒，船長和26名船員乘救生艇全部脫險，而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死。經過英國的領事裁判，僅判處船長囚禁3個月，對日本乘客分文未賠。

方案公布後，輿論嘩然。當年12月12日的《神戶又新日報》以《向各位外國船長進一言》為題對此事抗議道：「目前為止，各國輪船對我日本乘客的態度如何呢？包括船長在內的其船員等對我日本人極其冷淡，不僅不把其當人看待，甚至把其視作一種連動物都不如的無生命的貨物一般。」

現實表明，西方列強擁有不合理的治外法權，政府的修約交涉毫無成效。在民眾和部分官員的反對下，1887年7月末，政府宣布改約交涉無限延期。9月中旬，井上馨被迫辭職。

事實證明，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任務並沒有因為推行歐化政策而得到解決。一直到1899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外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才被廢除，而日本收回關稅自主權則是1911年，也就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之時。

井上馨下台後，歐化主義漸漸式微，日本國粹主義、國家主義勢力高漲。1889年2月11日，文部大臣森有禮被刺殺，有傳言說刺客是受國粹主義政治家指使。

曾經風光無限的鹿鳴館的夜景

隨著歐化主義風潮的沒落，曾經風光一時的鹿鳴館也成為無用之物，幾經轉賣，1927年被賣給了大和生命保險公司作為辦公樓使用。1940年3月，大和保險將鹿鳴館拆除。曾是日本「文明開化」殿堂的鹿鳴館建築從此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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