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城》：文卡特斯的城市民族志

素德·文卡特斯的大名數年前因《黑幫老大的一天》而在國內讀者群中名噪一時。對主流社會學研究範式地抗拒，對民族志研究方法近乎偏執地堅持，以及高超的寫作手法，使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堪稱特立獨行。

《城中城》作者:素德·文卡特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2016年，該書中譯本以《城中城》為名再度出版。面對充滿戲劇性的題目和書寫，有必要提醒讀者不要陷入聳人聽聞的異域故事而買櫝還珠。或更為直白地說，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之家應當如何被當代中國的讀者閱讀？這一個案又將如何進入我們對自身面臨的城市問題的討論？

羅伯特·泰勒之家，是二戰後美國高層公共住房興建熱潮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住宅小區。高層設計的泰勒之家短期內對緩解芝加哥市低收入住房短缺的壓力極有助益。但投入使用後，因種族隔離、貧困集中、社區衰敗等社會問題持續發酵，終被拆除。

羅伯特·泰勒之家

深入暗面芝加哥的空間

《城中城》所描繪的世界由三個層次交疊而成：芝加哥是全書的背景，也是其中種種問題孕育的歷史脈絡；羅伯特·泰勒之家是各色人物出沒的物理和社會空間；幫派「黑暗之王」則以行動引領讀者深入日常生活，照亮這一不為人知的角落。

事實上，羅伯特·泰勒之家的最後一棟建築已於2007年被拆除。這片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公有保障住宅區，自其建成的第一天，就從未實現過設計者的初衷。

因此《城中城》實則有另一種難度更大的讀法，即以芝加哥戰後的歷史為經緯。羅伯特·泰勒是芝加哥故事的暗面，難以進入正統敘述。但它卻不是附屬，而是使城市史得以完整的必要拼圖。構成中國人文化想像重要內容的那個「美國」，非此則難以成立。

《城中城》對暗面芝加哥的曝光不是廉價的「揭示陰暗面」，雖然其中確有辛辣的指控和諷刺。作為成長於加州的美國人，遭遇羅伯特·泰勒也是文卡特斯對自己成長經歷中許多想當然的意識的反思。與陽光花園海岸的中產階級聚居區不同，這是無法求助於警察也不敢打電話叫救護車的另一個世界。文卡特斯今日能成長為出色的社會學家，對芝加哥的這種閱讀過程中的反身性審視功不可沒。

本書在美國的走俏多少令人羨慕。對一個美國讀者而言，這類非虛構性的寫作，構成了一個人閱讀版圖的重要部分，也構成其關於自身生活世界理解和認知的重要部分。儘管任何閱讀都不應該被迷信，但類似《城中城》這樣的作品和攀附古人經典之名的廉價成功學之間差異何啻霄壤。文卡特斯及其作品都個性鮮明，這又恰恰是一個成熟的知識生產空間和閱讀生態的必然產物。

沉入經驗的「混」

被故事情節遮蔽的方法論

文卡特斯曾數度提及老師們提醒他注意不要在經驗中沉迷，需要回歸社會學關注社區的傳統。不過，作者本人似是有意忽略掉這種糾正。文氏著作問世以來，頗受公眾和傳媒的追捧，但在學術界內部卻爭議不斷。這種反差除卻現代學院內部專業知識生產的傲慢之外，還關聯更為深層的方法論問題。這種沉入經驗內部，豐富但卻多少有些散漫的民族志研究真的有意義嗎？這樣的寫作與小說、紀錄片和新聞特稿區別何在？其存在的合法性是否值得懷疑？

就《城中城》而言，作者如解剖生物一樣將皮毛之下的臟腑都暴露出來，意在揭開城市華服的另一面，讓虱子跳蚤顯形。經驗在此成為擾動，纏繞讀者。

有社會學家認為，民族志研究者在街頭巷尾漫無目的地「混」，是以現象學姿態進入被觀察的世界，是探究生活本相的必經之路。民族志書寫總是企圖在日常生活的池底將沉澱物攪動，使原本清澈的圖景變得混沌。民族志確實可以讓一些原本聳人聽聞的人或事變得可以理解，但這種理解的代價是不斷直面生活從規範框架中旁逸斜出的亂枝。它需要閱讀者具備某種智識上的準備，不以打破成見所可能帶來的困惑為負擔。

但與文學或新聞寫作畢竟不同，文卡特斯對生活的再現背後仍帶有解釋者的衝動。他將調查問卷上的問題翻譯為居住區、黑幫的語言，但並未放棄問卷背後的問題意識。《城中城》試圖回答的問題與歐美高校社會學系每年生產的博士論文並無不同。但文卡特斯以生活自身的邏輯對問題加以重組，並以紀錄片式的書寫進行呈現。因此這部著作的特異之處並不是作者盲目跟隨幫派頭目「你為什麼問這樣愚蠢問題」的反詰，而是以民族志觀察激活了社會學問題意識。

對問題重組的觀念正是「混」的方法論。它使生活與學術之間產生真正的張力關係，互相凝視。正如偉大的電影作品往往反對線性敘事和單一主體視角，因為生活經驗本就充滿斷裂和閃回，所以高明的導演會幫助觀眾發現特定的觀看模式。文卡特斯的民族志寫作不僅是將鏡頭抵近，更牽連出對問題的重新解析。遺憾的是，多數時候這種新意都因讀者過於關注故事情節而被遮蔽。

城市有機體

如何想像城市的未來

今年上半年，隨著國務院「建設街區制」規定的出台，以告別封閉小區為名的「拆牆運動」尚未付諸實踐就引發熱議。反對者徵引產權、安全等理由，對該政策進行強烈批評。與中產階級普遍懷有的恐慌相反，文卡特斯及許多城市問題研究者早已證明，即使沒有實體圍牆的「保護」，低收入群體及其他邊緣人群也很難滲入不屬於他們的社區。羅伯特·泰勒之家被拆除之後原住戶們的遭遇正揭示了這一點。

隨著美劇的流行，今日中國讀者對《城中城》里所描繪的故事已不會大驚小怪。很多人都能理解甚至贊同一種邏輯：那些看似髒亂差的社區與看似社會負擔的居民，都有其自身的掙扎、努力與尊嚴，恰恰是無數這類社區和個體填充了城市的血肉之軀。將拆牆運動所激發的反彈與對上述邏輯相對照，其中的反差令人尷尬。似乎當代中國城市居民對弱者的同情和情感共鳴，只能施予遙遠異邦的虛構世界，一旦與自家生活利益攸關，則不容僭越。

從單位大院到形形色色的城中村，封閉的空間包裹著內部多元共生的生活實踐。這種中國人並不陌生的常識在今日的式微，拜過往二十年房地產野蠻生長的「產權」邏輯和政府主導下激進城市規劃所賜。官民兩套說法都把城市看做一塊可以隨意切割的蛋糕，問題的要害是如何「切」得稱心如意而已。捍衛圍牆當然不如強拆那樣蠻橫，但也是在空間中劃定分明的楚河漢界，試圖固化人群邊界。

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者們曾經確信人類社會如生物有機體，對社會的分析也需假科學之道。今天社會學者們已不再篤信「科學」，但卻並不排斥有機體想像中推崇社區自身活力。這在文卡特斯的作品中體現為正反兩種洞見：即使在一個極端貧困、無助，疏於監管的社區中，內生性的力量也足以使其維持平衡；規劃或發展往往事與願違，反倒是在人為干預的板結空間的縫隙中，更有可能孕育相對積極的變革力量。

這些洞見之所以對當下的中國仍舊重要，概因我們正面臨新一波城鎮化的挑戰。危險之處在於，過往二十年所積聚的力量仍舊試圖切斷城市內部各部分的有機關聯，造成治理成本高昂，生活極為不便，階層、族群壁壘森嚴等多重困境。

城市有機體的理想狀態如何達成？文卡特斯並未言明。但字裡行間透露出困局的緩解在於不同力量之間信任關係的重建。《城中城》里的幫派頭目和社區領袖只是這些全球問題在芝加哥的縮影。這類未定型的力量究竟能否良性運作總是取決於周邊環境制約，而環境的形塑又往往取決於制度對未來的想像。這才是關乎我們能建成怎樣的未來的核心議題。

「我不是黑人，也不是非裔美國人。我是一個黑鬼。黑鬼就是住在這棟樓里的人，非裔美國人住在郊區。非裔美國人打著領帶去上班。黑鬼們找不到工作。」 ——為撰寫博士論文，文卡特斯變身「流氓社會學家」，親自打入黑幫內部，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街頭生活」和與「黑鬼們」的深入接觸。（文/袁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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