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養一個天才——從對超級聰明兒童的45年研究中得到的啟示

健康 09-13

圖片來源：Vasava

1968年的一個夏日，Julian Stanley教授遇到一個聰明卻很無趣的12歲男孩。他的名字叫Joseph Bates。這名來自美國巴爾的摩的學生在數學方面是如此的遙遙領先於同班同學，以至於他的父母安排其參加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課程。此時，Stanley恰好在該校任教。即便這樣，也還遠遠不夠。這個孩子仍然超越了課堂上的成年人，並且通過為研究生教授「公式翻譯」編程語言而讓自己保持著忙碌。

由於不確定該怎麼處理Bates這種情況，他的計算機教師將其介紹給因在心理測量學方面的工作而享有盛譽的研究人員——Stanley。為了發現這個小神童的更多天賦，Stanley讓Bates接受了一系列測試，其中包括通常由準備升入大學的16～18歲美國學生參加的學業能力傾向測驗（SAT）大學招生考試。

Bates的得分遠超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錄取門檻，並且促使Stanley在當地尋找一所能讓這個孩子參加高等數學和科學課程的高中。當這一計劃失敗時，Stanley說服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名系主任，讓當時年僅13歲的Bates作為本科生進入該校就讀。

Stanley親切地將Bates稱為其「數學早慧少年研究」（SMPY）的「起點學生」，而SMPY將改變天才兒童被辨認出來並得到美國教育系統支持的方式。作為對天才兒童開展的持續時間最長的現有縱向調查，SMPY在45年的時間裡追蹤了約5000人的職業和成就，其中很多人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同時，該研究日益增加的數據集產生了400餘篇文章以及若干本書，並且為如何發現並開發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以及其他領域的天才提供了關鍵見解。

研究起步

心理學領域最著名的縱向調查之一——Lewis Terman的「天才遺傳研究」激起了Stanley對開發科學天才的興趣。從1921年開始，Terman基於高智商（IQ）得分選擇了一批青少年受試者，然後追蹤並為他們的事業提供鼓勵。不過，令Terman懊惱的是，他的隊列僅產生了為數不多的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當時因129的IQ得分過低而未過關的，包括晶體管的共同發明者、諾貝爾獎獲得者William Shockley。另一位諾獎得主、物理學家Luis Alvarez也同樣被拒。

Stanley懷疑，如果Terman擁有一種專門測試定量推理能力的可靠方法，就不會錯過Shockley和Alvarez。為此，他決定嘗試學術能力測驗（現在被簡化成SAT）。儘管該測試針對的是年齡較大的學生，但Stanley假定它將會非常適合衡量優秀的較低年級學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1972年3月，Stanley召集了450名來自巴爾的摩地區、年齡在12～14歲的聰慧兒童，並且讓他們參加了SAT中數學部分的測驗。這是首次標準化、正規的「天才挖掘」。

「第一個大的驚喜在於有多少青少年能解決課程作業中未遇到過的數學問題。」當時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發展心理學家Daniel Keating介紹說，「第二個驚喜在於有多少孩子的得分能超過很多精英大學的錄取門檻。」

Stanley並未想到SMPY會成為一項持續幾十年的縱向研究。不過，在5年後的第一次跟蹤調查中，Stanley的「門徒」、目前是田納西州范德堡大學教育和人類發展系系主任的Camilla Benbow提議將此項研究擴展至追蹤受試者的一生、增加隊列，並且將對興趣、偏好以及職業和其他人生成就的評估包括進來。該研究最初的4個隊列包括SAT得分排在前0.01%～3%的青少年人群。1992年，SMPY團隊添加了由一流的數學和科學專業研究生構成的第5個隊列，以測試天才挖掘模式在辨別科學潛能方面的普遍適用性。

空間技能

隨著數據湧入，一個事實很快顯現出來：將「一刀切」的方法同時用於天才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恰當的。

「SMPY首次為教育領域從對基本智力的關注轉向對特定認知能力、興趣和其他因素的評估提供了大樣本基礎。」華盛頓美國心理學會天才教育政策中心負責人Rena Subotnik表示。

1976年，Stanley開始測試其第二隊列（一個由563名SAT得分排在前0.5%的13歲兒童構成的樣本）的空間技能，即理解並記住物體之間空間關係的能力。對空間技能的測試可能包括將從不同視角看到的物體進行配對、判斷一個物體通過某種方式被切開時將產生何種橫截面，或者估測不同形狀的傾斜瓶子的水平面。Stanley想知道，和僅依靠定量以及文字推理的衡量相比，空間能力能否更好地預測教育和職業結果。

在受試者到了18歲、23歲、33歲和48歲時進行的跟蹤調查支持了他的預感。一項2013年的分析發現，人們產生的專利和經過同行評議的出版物數量同其在SAT和空間能力測試中的早期得分之間存在關聯。SAT測試合起來造成了約11%的偏差，而空間能力額外造成了7.6%的偏差。

這些同其他最新研究相吻合的結果表明，空間能力在創造力和技術創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認為，它可能是人類潛能中已知但尚未被開發的最大源泉。」Benbow的丈夫、心理學家David Lubinski表示，在數學或文字能力方面僅僅勉強引人矚目但在空間能力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通常會成為卓越的工程師、建築師和外科醫生。「不過，在我知道的招生主管中，還沒有人看重空間能力。而且，它通常在學校進行的學生評估中被忽視。」

跳級之爭

SMPY數據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通過讓學習能力強的人跳級加快他們的進步。對跳過一級的兒童和同樣聰明但未跳級的對照組進行的比較顯示，前者獲得博士學位或專利的可能性比後者高出60%，同時在STEM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的可能性是後者的兩倍多。跳級在SMPY萬里挑一的精英人群中非常普遍。這些人的知識多樣性和突飛猛進的學習進步，使其成為最富有挑戰性的教育對象。不過，Lubinski表示，推動這些學生進步幾乎沒有成本，並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會為學校省下經費。「這些孩子通常並不需要任何有創新性或者新奇的東西。」他說，「他們只需要儘早獲取年齡較大的孩子已經接觸到的內容。」

很多教育家和父母持續認為，跳級對兒童是不利的，理由是這會在社交方面傷害他們，讓他們過早結束孩童時代，或者產生知識缺口。不過，教育研究人員普遍贊同跳級能讓大多數天才兒童受益，無論是在社交、情緒方面，還是在學術以及專業方面。

跳級並非唯一的選擇。SMPY研究人員表示，即便是輕微的干預，比如讓天才兒童接觸諸如大學水平的先修課程等有挑戰性的材料，也會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在能力突出的學生中，那些在進入大學前獲得更多STEM方面教育機會的人和同樣聰明但沒有這些機會的同齡人相比，前者通常會發表更多學術性文章，獲得更多專利，並且追求更高層次的職業。

儘管SMPY提供了很多關鍵見解，但研究人員對於天才和成就的了解仍不完整。「我們並不知道，即便是在天才兒童中，為何也會有人成就突出而其他人表現一般。」在俄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研究認知能力的心理學家Douglas Detterman表示，「智力並不能解釋人們之間的所有差異。動機、個性因素、努力程度和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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