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

知識 09-01

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

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

張旭曙

（授權發布）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復旦大學任重書院的演講，發表於《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

摘要：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致力於對中國人的理想生存世界的可能性的現實條件及其時代精神內涵進行分析，分為三個層次：物質條件（生活條件的改善、居住環境的美化）、人的條件（人的觀念的現代化、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和社會條件（社會公共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核心是人，圍繞著現代人格的塑造而展開，是對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他人）這三個「始源」問題的重新思索。

關鍵詞：審美化生存；現代人格；現代公民意識；建立民主與法制社會

一

看到這個題目，有人不免會想到後期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說，不過我根本無意在此附庸海氏的風雅，因為中國文化自身的詩意生存論傳統源遠流長，林語堂就曾高度讚譽中國文化的頂峰「人生的藝術」；我也不打算鑽故紙堆，在一篇短論里不自量力地展示中國傳統詩意生存論的博大浩瀚。我的目的在於重拾這個有意義的生存論命題，站在當代中國學人的立場上重新提問、重新闡釋。換句話講，我理解的詩意生存論固然與傳統有著割捨不斷的聯繫，但它不滿足於重複前人的論調，而將思考的目光緊緊鎖定在當代中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上，探究他們的理想生存世界的可能性及其新鮮厚實的時代精神內涵。可以說，重新闡發中國人的生存智慧，構建當代中國人的人格範型，既是人類追求理想境界的永恆衝動的必然表現，也是傳統富於生命力的應然之舉，更從理論上有力回應了現實的迫切需求。

所謂「生存」，對中國人來說，就是活著，活在一個世界裡，他們毫無保留地傾注所有熱忱生於斯、養於斯、愛於斯、恨於斯的世俗生活中。中國人大多對虛無縹緲的來生、幽深恐怖的超自然世界提不起興趣，人生「三不朽」圖式「立德立功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規範著、引導著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志向與行為，成為他們的至高人生目標與理想。即使明白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競技場上落寞、失意，退隱田園，居家生活，他們也少有悲觀絕望竟至自戕了斷，而是寧靜其心，平和其意，循著自然的韻律與節奏，在悠然的垂釣、興會的賞雪、愜懷的酣眠、自得的撫琴中，安詳而知足地享受生命的芳馥與醇美。「生活的藝術」（林語堂）、「人生的藝術化」（朱光潛）、「藝術式人生」（宗白華）、「情本體」（李澤厚），這些帶有濃郁美學色彩的命題表述了已經滲透進中國人的骨髓與血液中的生存智慧和人生態度，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然而，在一百多年以來「西風東漸」狂潮的持續衝擊下，綿延千年的詩化人生圖式岌岌可危。與前次「西風東漸」（佛教征服中國）限於哲學觀念、民間信仰不同，此次西風來襲氣勢洶洶，幾乎席捲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教育、宗教、藝術、科學、哲學、倫理、文學、服飾、飲食、禮俗等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迄今尚無終止的跡象。由是觀之，「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決非單純美學命題，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衝突的時代大背景下對傳統人生哲學（生存論美學）命題的重新思考，它的前提條件是中國當代文化建設，它的生存土壤是正在「轉型」的中國社會存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基礎。質言之，它從屬於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人的真切思索，屬於廣義的文化學研究。

既曰重新思考、重新闡釋，當然就意味著要給傳統命題灌注新鮮的精神和生命。那麼，「新」從何而來？答曰：新精神、新涵義取決於我們的現實需要和選擇。然則我們迫切需要什麼？我們應當選擇什麼？答曰：我們迫切需要建立現代科學理性文化，我們應當選擇建立現代科學理性文化。「五四」以來，這一從華夏古老大地的內在需求中產生的時代選擇並非沒有出現反覆與曲折，但我堅持認為，這一偉大而艱巨的時代主題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核心議題。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清晰闡述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的社會存在基礎，透徹分析建立現代科學理性文化與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之間的複雜關係。依我之淺見，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應當從三個層次加以解析：其一，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居住環境的美化；其二，人的現代化，包括人的觀念的現代化、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等；其三，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法制社會，包括社會公共管理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等。不難看出，當代中國人的詩意生存論實質上是對其如何可能的現實條件——物質條件、精神條件（人的條件）、（社會）體制條件——的分析，進一步講，是對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他人）這三個「始源」問題的重新思索，核心是人，圍繞著現代人格的型塑而展開。

二

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可謂亦喜亦憂，悠閑享樂中不免流露陣陣無奈與焦慮：曾經為溫飽犯愁的國人紛紛談起健康經飲食經來，配套齊全的舒適居住小區鱗次櫛比，城市大型公共綠地如雨後春筍，世界旅遊勝地爭先恐後給予中國遊客簽證便利，中國「掃貨」旅行團令東瀛商家笑逐顏開……我們盡情分享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八十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在鼓吹「美育」的文章中憧憬的「市鄉之美化」正在成為現實。有的高校設立了休閑學研究中心，力圖從理論上提升、總結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觀念和實踐；「生態美學」在學術界異軍突起，一時應者眾夥；城市景觀設計專業的大學生在就業市場的「搶手」熱度連年不減。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得「審美化」了。然而，實情果真如此樂觀嗎？答案是否定的。二十多年前，西方個別發達國家警告中國注意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我們視其為「別有用心」的挑刺、歪曲。如今，「狼」終於來了，而且一來就是兩隻。一隻是「外在」環境（自然）的極度惡化，我們正承受著發達國家比如英國曾經歷過的慘痛時光，空氣污染、水污染、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誠然,這是全球性難題，但對正在爬坡的中國來說，不啻於雪上加霜；另一隻是「內在」環境（自然）即人的道德水準的大幅度滑坡，毒食品事件、高校惡性殺人案、扶摔倒老人反被訛等等公共事件令人膽寒，全社會都在責問：人逐利本性的底線在哪裡？如何建立社會誠信機制？中國式教育的缺失究竟何在？

毋庸諱言，當代中國人正面臨著雙重自然的擠壓，人與自然和諧、身與心協調的審美化人生理想對我們來講仍舊是個懸而未決的難題。關於「內在」自然，後面將論述。先說「外在」自然。其實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構建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分為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思考兩部分。中國政府把建設生態自然作為國策、剛結束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2015巴黎氣候大會）及其簽署的新氣候協議屬於前者；至於後者，有不少學者喜好引用中國古代「天人關係」學說，作為解決當前全球面臨的生態危機的理論資源，對此我持保留態度。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在道德學（儒家）、審美學（庄禪）、政治學（董仲舒）意義上處理、論證「天」與「人」的關係，追索兩者的相感相通，表現出對外在自然的尊崇、驚讚、景仰。對這份弘博的思想遺產，我們既不能視而不見、數典忘祖，也不宜盲目誇大、言必稱儒道。重要的是必須看到，講求「天人」統一學說的社會存在基礎是以家族血緣為核心的農耕文明，與我們所說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並非簡單的詞語調換，用「自然」替代原先的「天」（人間主宰、自然之天、宇宙本源），因為對人與自然的新型關係的思考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的農耕文明邁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時代語境下提出的，社會存在的本體發生了巨變，思想命題沒有理由也不可能不發生變化。其中最要害的一點在於，這個命題里的「人」不再只是那個一味順應天意、與物為春的道德主體、審美主體，而是能夠向自然發問，憑藉自己掌握的工具，運用自己的思維，發現世界萬物的客觀規律性，「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為自然立法」（康德）的現代知識主體、理性主體。誠然，我並不認為現代主體的角色與功能是單一的，也不主張人類中心主義，人可以凌駕於萬物之上，頤指氣使、作威作福、唯人獨尊。極端理性以集體的名義、以人的名義在人類身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給大自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已經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幾度上演了。在我看來，人有權利也有必要開發自然、利用自然，為自己的生存天命向神秘的未知的自然進軍，展現人類的偉大的主體性；但自然自身（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生態系統、運行規律必須得到人類的足夠尊重，人與自然「交相勝」。在人與自然「雙贏」的前提下，「自然」作為游乎至樂的無為之大美或者作為道德人格精神的宇宙本源才有了現實可能性。

三

我們倡導人與世界萬物平等共處的原則，但這不能抹殺一個基本事實，即在前面提到的三個「始源」問題中，人居於核心位置，人享有不容置疑的優先地位，唯有人能夠向世界發問，替自己謀劃；作為萬物之靈長，人能夠操作工具，使用語言，創造屬於人自己的文化世界，這個「複數的」文化世界就是一個個生生滅滅的文化「傳統」。沒有抽象的人性，每一個在特定文化傳統中生活的個體的意識、情感與行為都接受著、遵循著這個傳統精神的引導、規約、形塑，只有極少數不世出的天才的造反或者外來文化的征服才能使因襲穩固的傳統產生變遷、轉型乃至消亡。所以，人們常說，人是文化環境的產物。

中國人的傳統理想人格是儒道釋文化傳統共同塑造的結果。對於這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複雜的人格價值系統的最突出的特質，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和表述：贊之者曰其貴和持中、以民為本、自強不息、樂觀超脫、慈悲為懷、情理平衡、求是務實，以現代新儒家鼓吹最為不遺餘力；貶之者曰其因循守舊、隱忍退讓、消極避世、奸滑世故、老成溫厚、陽奉陰違、個體弱化，從魯迅、林語堂到柏楊、李敖、龍應台，形成了一條批判中國人人格「劣根性」「國民性」的強勁傳統。當我們說重建當代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時，意味著必須同時對傳統中國人格的優長和缺陷進行系統的改造。這項工程浩繁艱難，決非我的淺薄學力與見識所能勝任。這裡只想指出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當代中國人的人格塑造應當以個體人格為基座，以人格的完整和諧為目標，重視個人價值和需求的實現，承認個體生命、激情、慾望的合理性，簡言之，以建立個體主體性為最迫切的首要任務，如何看待、取捨傳統中國人格的長項和短處，如何引導、處理個人與家庭、與團體、與社會、與國家的關係，都必須以此任務為思考的前提條件。毋容置疑，人的現代化以思想觀念、心理態度的現代化為重心，屬於思想啟蒙的範疇，然而，其實現又決不是僅僅發生在頭腦里的事。概略地說，研究人的現代化，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解析：一，個體意識的覺醒，是文化觀念形態學的研究對象，人的現代化的內核；二，得到廣泛尊崇和普遍流行的思想習慣、價值取向、行為方式，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為個人的選擇和具體行為提供社會輿論環境的保障；三，社會團體組織和管理體制的現代化，是政治學研究對象，為人的行為的正當性和權利的合法性提供製度性的保障。（二）和（三）是（一）的實現的現實條件。思想觀念是人的創造的產物，反過來又影響、改變人的心理和行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由人來執行，反過來又規範、約束人的行為和態度。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就這樣聯繫在一起。我們先分析第一個方面。第二、第三兩個方面放在第四節討論。

人的現代化，換言之，就是構建現代人格。這裡的「現代」是個社會文化「轉型」概念，代表一種歷史性的「文明形式」，其最鮮明的特徵包括工業化、都市化、科層組織化、體制民主化、高度商業化、市場化等等。對中國來講，這種現代化歷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明，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演變為一場波及社會實踐、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現代運動。「現代的」當然也應用於「人」。現代人相對於傳統人而言，構建中國人的現代人格應當著眼於傳統人格的缺失。那麼，它究竟具有哪些重要品質和特徵？又將呈現出怎樣一種新的形象呢？[]這裡擇其要者略加申述。首先，強調個人的權利，富於個性，更加自我。被儒家文化「規訓」的傳統人帶有嚴重的同質化傾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人高於人眾必非之」被普遍奉為處世的箴言。與國家意志、集體利益相比，個人的權益是「私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私心」「人慾」，縱然不被掃除乾淨，至少也要大大壓抑，有學者稱之為「未開化的利己主義」。[]現代人並不推卸個人的社會責任感，也不是不講究團隊精神，更不主張唯利是圖、他人即地獄，但他們更樂意在保持自我個性、權益的前提下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其次，敢於挑戰權威，質疑傳統，洋溢著積極的批判精神。從孔老夫子起我們在思維上就習慣於「述而不作」，重知識的積累繼承輕思想的突破創新，陳陳相因，暮氣沉沉。「四書五經」為無數士人皓首苦學、躋身仕途的官方教本，千年來形成了卷帙浩瀚的注經傳統，論者釋義不敢越雷池半步。祖宗之言、前賢之教，既是後人景仰、學習的對象，更是他們處世建功、立身持家的標本規範。李贄非孔，被目為「狂徒」「異端」，「惑世誣民」，著作被毀，自殺獄中。現代人敬老而不盲從，「信書」而不教條。一件事是否該做，一個理論是否正確，不能看有權者推崇不推崇，老祖宗有沒有認肯，而首先要訴諸自己的理智，「一切都要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再次，注重規則，講究誠信，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眾所周知，中國是個熟人社會，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交往，一般建立在家庭成員、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親密關係的基礎之上，有了這一層人情關係，信任感便大為加強，難辦之事往往在觥籌交錯中解決，各種規章制度屢屢成為可有可無的擺設。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發展帶來財富的急遽增長，裙帶關係、熟人關係、權力關係導致的社會腐敗觸目驚心。家庭結構的巨大改變、城鄉人口的大幅流動，又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疏遠，利益糾葛激增。解決家庭矛盾，剷除社會毒瘤，光靠表彰道德楷模，呼喚良知發現根本無濟於事，首要也最重要的是加強輿論的有效監督，建立「法制」社會與「法治」政府。因此，現代人不否認人的道德良知的崇高，但更崇尚公開、公平、公正的法制精神，主張把誠信精神的確立和實施放在法律的有效監督、掌控之下。最後，願意接受新鮮的具有挑戰性的事物，喜歡思想的創新和身體的冒險，勇敢探索未知世界。在老年人的持重穩健與青年人的熱情活力之間，我們經常選擇前者，並美其名曰「成熟」。沒有緊迫的外來壓力和生存危機，中國人通常不主動求新求變，知足常樂是我們的人生信條。當中國航母駛向深藍色的海洋，宇宙飛船直刺無垠的蒼穹之時，這樣內斂、保守、因循的人生觀、生命觀顯然與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和氣度決不相稱。現代人的人生態度積極向上，主動進取，不懈追求。對於人類的局限和錯失，他們敢於深入到自己的靈魂深處，體現出人的自我反省乃至懺悔精神；對於社會的罪惡、醜陋和人世的苦難、病態，他們更願意選擇直接面對，擔起社會的責任，而不是容忍、逃避；對於自然的無常和暴虐，他們用人的理智和技術進行對抗，在衝突、鬥爭中顯示人性的輝煌力量，而不是退守到審美化的精神逍遙遊里去。

四

以上所講幾點精神品質是中國傳統人格非常欠缺的現代人格的構成要素，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當然遠不止這些。一旦得到人們的廣泛接受，便會內化在每個人的心中，成為決定他們的處事態度、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的深層的個體無意識，同時也會逐漸形成一種得到特定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認同、信奉、踐行的社會意識、價值系統、群體信念。作為促進人的現代化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條件，其作用不容小覷。馬克思有名言曰：「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的力量。」[]林語堂也指出：「觀念的力量遠勝於軍艦。」[]舉例來說，塑造人格的主要途徑是之一教育，而家庭教育又是所有教育形式的核心。傳統家庭教育的主導樣式為家長與子女之間的單向訓導與絕對服從，其內在倫理基礎是等級森嚴的人身依附關係，即所謂「養不教，父之過」。現代家庭教育的主導樣式為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雙向交流與互相尊重，其內在倫理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更加重視培養對不同於自己的思想、行為的寬容精神，樂意嘗試新生活、新經驗的冒險精神，敢於向神聖不可侵犯的陳舊傳統或權威發起挑戰的勇氣，關心家庭的「私利」更積极參与社會事務的公民意識，尊重人之為人的基本人權譬如隱私權、自決權的品質等等。在這樣的家庭教育氛圍中「塑造」出來的人格素質將表現在未來的工作環境、社會關係中，表現在對同事、朋友、家人等的行為、態度中，對社會機體（經濟制度、政治管理、家庭教育等）的有效運行產生的能量無法估計。

不過，人擁有的觀念、意識並非與它們發揮作用的社會情境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各種精神過程都具有某種社會維度」，[]個體與社會、人格特徵與特定社會行為領域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決定論的關係，而是呈現出複雜的循環互動的結構。具體而言，我們前面所描述的現代人格的某些品質的形成、認同、整合，一方面是個體對一種新的情境作出的主動反應、定向、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是在社會範圍內各種體制性、結構性關係、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不對社會行為的整體環境有深入的理解，就無法準確理解個體的社會行為。毋庸諱言，現代人格構建過程中的第三個方面是構建現代人格的總的前提條件，最為重要也最為艱難。體制的現代化，或者說建立民主和法制社會，是近百年來無數中國人的殷切期盼和夢想，也是敏感而觸及到社會各階層不同利益的亘古未有的偉業。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里有關於法制建設的三個新提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制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實現社會管理法治化，從制度設計、管理機制、思想意識上規劃、指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制社會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的確，我們今天都明白，打擊官員的貪污腐敗，防止決策過程中權力的濫用等，光靠道德改革的呼籲蒼白無力、收效甚微，合理的制度設計才具有無比的重要性，「把權力放進位度的籠子里」形象地表述了制度優先性原則，近年來，法官遴選制度的改革、國家賠償制度的實施等引人注目的舉措，體現了要在制度上規定執行權力的人才選拔機制和對公民人身自由權的尊重等的良苦用心。然而，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觀察到，當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手握權柄的管理精英的人格呈現出明顯的矛盾樣態，更確切地說，存在著人格分裂的癥狀。對於前面分析過的現代人格的微言大義他們瞭然於胸，對於德政與法治的辯證關係他們口若懸河。遺憾的是，在他們的心理、言論、行為中，人情關係和規則意識、裙帶作風和契約精神、施恩之情和互惠主義、特權思想和平等觀念等奇妙地攪和在一起，前者往往壓倒後者，嚴謹的制度設計、美好的社會理想，就在善意的溫柔的親情、鄉情、人情的交流中消弭於無形之中了。癥結究竟何在？有改變的可能嗎？問題就在於制度是人設計的，也由人來執行，而我們概括、描述的傳統人格和現代人格的種種特徵、屬性、傾向僅僅是為研究工作的方便所做的抽象，即便它們普遍存在於個體人格中也並非涇渭分明，毋寧說，現實的人格是個體面對各種矛盾情境時做出的多極反應、抉擇、踐行的結果，它取決於個人的性格特點，也受制於實際的利害關係，它是雜色的又是完整的，就統一、內化於處在複雜的社會網路的個體人格中。古往今來無數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但凡把社會風氣的治理改善倚靠在懦弱易變的道德力量上無不因對人性提出過高的要求而導致偽善欺詐，認為冰冷刻板的法制規章的完善實施能夠解決一切社會矛盾與爭端、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也會因為執掌權柄的「好人」遊走在「德」與「法」的灰色地帶而導致損公肥私。在個人的德行修養與法制的公正裁決之間，必定有個中介地帶，把「法」的「使……不敢」的懲罰功能與「德」的「使……不願」的自覺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是建立有組織的輿論空間、培育現代公民意識、公共精神。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形式里，只有「家」和「國」，兩者之間是由鄉村制度、由代表權威的長者用風俗和慣例來統治、溝通的。家庭結構的改變、農村的城鎮化運動、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社會利益和矛盾的激增等，使得中國當今社會的這個「中間層」的發育、培養變得日益迫切起來。只有這個社會層面的逐漸形成、成熟、完善，重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才有了適切豐沃的生存基礎，在這種環境里成長，受到其中盛行的現代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憲法至高無上，弘揚自由、平等、守信的契約精神，人身自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尊重挑戰權威、傳統的創新之舉，追逐合法合理的「私利」是美德，等等——滋養、哺育的個體才會逐漸地把現代人格的精神要素內化為一種習慣，習慣成自然，當現代精神受到社會大多數成員的自覺遵從，他們的情感、思想、行為受到現代精神的濡染、引導和約束，新的社會群體意識便產生了，成為具有范導作用的主流文化價值和促進社會和諧的強大力量。

[]本文使用的「當代」「現代」不是簡單的線性時間概念，「當代中國人」指我們的理論思考立足於改革開放以來偉大的現代化的實踐主體，「現代人格」指工業文明塑造的現代人，不同於農耕文明蘊育的傳統人，當然兩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殷陸君編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6頁）總結了現代人的十二個特徵和品質，與我的概括不同，但其思路頗具啟發。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9頁。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頁。

[] [德]馬克思：《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頁。

[]林語堂：《中國人》，郝志東、沈益洪譯，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頁。

[] [德]卡爾·曼海姆：《走向精神社會學：一個引論》，載《文化社會學論集》，艾彥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頁。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哲學園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