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朱元璋後代胖達300斤，被人當作下酒菜吃掉

文史 09-14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曾經當過和尚和乞丐。率領農民起義軍抗擊蒙古的統治，收復失去四百年的燕雲十六州。

治國初期，改革弊政，養民生息，開創了洪武之治。但他性格嚴明，晚年濫打濫殺，文字獄橫行，也給史官們留下口誅筆伐的罪實。

從畫像上看，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體形偏瘦，精神矍爍，符合他勞動人民出身的本色。但自從朱元璋登上皇位，朱家的基因就在養尊處優中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位瘦祖宗的後代里，每多肥胖之人。

其中最肥胖的有三個，一個是明仁宗朱高熾，另兩個是福王朱常洵和他的兒子朱由崧。朱高熾是朱元璋的孫子，接父親永樂的班登基，改元洪熙。朱高熾自幼就胖得出奇，身體總是不太好，即位不到一年，就因肥胖引發的嚴重心臟病一命嗚呼。

不過，生活於承平時代，又位登九五，吏民們如果幸福地見到了他們敬愛的領袖朱高熾，大抵免不了打心底恭維一聲吾皇真乃大福大貴之相也。

眼睛一眨，母雞變鴨。朱高熾死後兩百餘年，朱家的另一個著名胖子福王朱常洵粉墨登場了。不過，與老祖宗的盛世相比，朱常洵時代的大明已經日薄西山。這時候，在一群因飢餓而不得不冒著滅族之嚴懲而鋌而走險的農民眼裡，一個三百多斤的胖子，不僅帶給他們無比的憤怒，更讓他們自以為找到了這個罪惡時代的罪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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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洵是萬曆第三子，母親鄭貴妃。萬曆的皇后姓王，但王皇后沒有生育一男半女。有一次，萬曆一時性起，幸了一個姓王的宮女，王宮女便生下了萬曆的長子朱常洛。

按當年朱元璋定下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和「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的繼承法，身為長子的朱常洛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但是，一則由於萬曆對鄭貴妃的寵愛，二則由於萬曆認為朱常洛的母親只是個一般宮女，因而遲遲不肯立朱常洛為太子。他的意圖就像和尚頭上的虱子一樣明擺著：那就是要立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

萬曆這種不顧祖制的行徑，遭到了大多數正直大臣的批評，認為他是「欲以神器酬宴私愛」。開初，萬曆對大臣們的批評，情緒很不穩定，反應非常過激，他痛罵這些大臣乃是「窺探上意，疑君賣直，好生無禮」。上疏者遭到或降職，或貶邊地，或當眾打屁股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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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成熟的文官體制並不會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遷或降職而有根本改變，而且，維護祖制、忠君直諫這種事情是每一位自詡為忠臣、自認為道德武器在手的文官樂意而為的。儘管萬曆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但前仆後繼的批評者依然絡繹不絕。

後來，萬曆只得找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借口來搪塞，甚至企圖將祖制中明確規定不並封的長子與其他兩個兒子一起封王。當然，他的這種做法所激起的，只能是大臣們激烈的批評或委婉的諷勸。到最後，萬曆終於明白，儘管貴為天子，他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立一個接班人。他不得不接受了祖制的安排，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的父親。

在廢長立幼失去可能性後，萬曆只得封朱常洵為福王。似乎是為了給朱常洵不能接自己的班作個補償，萬曆在朱常洵大婚時，花費銀子多達三十萬兩；給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銀子二十八萬兩，相當於祖制所規定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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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祖制，成年後的親王郡王，必須離開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這叫做「就藩」。但萬曆置祖制於不顧，長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以至於大臣們對此提出的批評奏章多達上百道。萬曆的回應是留中不發——你看不慣，儘管打報告，我只管置若罔聞。直到朱常洵將近二十九歲，萬曆才戀戀不捨地把他送出京城。

對朱常洵就藩，萬曆又給予了慷慨無比的賞賜。他下令賜給朱常洵上等良田四萬頃。這種完全不依章法的作派，不僅管事的大臣們據理力爭，就連朱常洵也覺得父皇的賞賜實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危險。當然，更大的原因是他怕接受這筆巨賞而成為眾矢之的，不得不主動上奏請辭。

萬曆只得把四萬頃改為兩萬頃――這仍然是一個大得驚人的數字，由於河南的良田不夠，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和湖廣劃撥。儘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萬曆也還在擔心寶貝兒子受窮。

於是，當朱常洵向萬曆請求把沒收的前首輔張居正的家產給自己時，萬曆答應了；當朱常洵向萬曆請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和四川的鹽稅、茶稅給自己時，萬曆也答應了；當朱常洵向萬曆請求每年給他一千三百引的淮鹽，由他在洛陽設店銷售時，萬曆還是答應了。

前兩者使得國有資產直接變為福王私產，而後者的影響更惡劣：以往，洛陽一帶食用的鹽都是河東鹽，而福王獲得淮鹽的銷售權後，河東鹽一律不準上市。這樣一來，河東鹽銷量萎縮，而從河東鹽中抽取的邊餉也隨之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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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為了兒子生意興隆，萬曆不惜讓駐守邊關的軍人連軍餉也拿不到。當萬曆在做一個最優秀最仁慈的父親時，他對他們老朱家的江山的傷害卻深及骨髓。後世論者以為明朝之亡實亡於萬曆，可謂一語中的。

到了崇禎時代，論輩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地近屬尊，朝廷尊禮之」。按朱元璋的設計，所有的親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這樣，這位沒當成皇帝的親王在他的封地洛陽，除了享受榮華富貴，委實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明史》的記載是：「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崇禎年間，河南是三農問題的重災區，在旱、蝗兩災相繼，人民相食，進而揭竿起義的窘境下，福王的王宮卻比京師的大內還要富有。福王的奢侈引發了諸多不滿，一支被派往前線與農民軍作戰的官軍中就有人發牢騷說，「福王府里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著肚皮去送死」。

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省親居於洛陽，他聽到軍隊的這些不滿聲音後，大為恐懼，跑到王宮裡講給福王聽，希望引起福王的重視。福王卻「不為意」，繼續過他花天酒地的幸福生活。也許，在朱常洵看來，如果不盡情揮霍父皇賞賜給自己的錢財，就不能補償沒當成皇帝的遺憾。

崇禎十四年春天，李自成圍攻洛陽，總兵(相當于軍區司令)王紹禹率軍守城，這時的福王開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襲農民軍並取得一場小勝。但小勝於事無補，何況守城軍隊早已懷有二心。當王紹禹的軍隊與農民軍一方在城上、一方在城下大聲交談說笑時，王紹禹的同事王胤昌跑去干涉，被軍士們抓了起來。王紹禹親自去解救，軍士們不但不聽指揮，反而殺死守城士兵，與農民軍裡應外合，拿下了城池高大、易守難攻的洛陽。

城破時，朱常洵縋城而下，藏匿於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為農民軍所獲。與朱常洵一同被抓的，還有曾告誡過他的呂維祺。呂維祺再次勸說朱常洵，「名氣很重要，千萬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殺以全名節，但朱常洵既沒有自殺的機會，更沒有自殺的勇氣。

比豬還胖的朱常洵大概不會想到他的結局如此悲慘：李自成下令將其殺死，把他的肉和鹿肉摻雜在一起作為下酒菜，稱之為福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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