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不為難：高全喜、黃紀蘇、蕭三匝談左右派思潮（一）

摘要：所謂左右，都屬於現代思潮，專制思想是二者共同的敵人。在敵人沒有被消滅之前，左右翼顯然應該聯合起來抗爭，那些在思想上或行動上擁抱秦制的人，無論自命是左是右，與真正的左右都是毫無干係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左右之間，並不為難，也不需要為難。

（正文）2012年，我出版了《左右為難——中國當代思潮訪談錄》一書。在這本書裡，我對中國思想界左右兩派的意氣之爭甚至惡鬥表達了強烈的批評態度。我當時直言，一些思想沙龍裡的語言風格無異於駡街，真可謂斯文喪盡。但另一方面，我當時也看到思想界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融合趨勢，各種偏激的主張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2016年初，朋友裴君希望我組織一場思想界的左右對話，我心裡頗腹誹，這在中國現實嗎？正如黃紀蘇先生後來告訴我的那樣，這樣一場對話在中國社科院都不太可能召集得起來。但我願意試試。沒想到，右翼的高全喜先生和左翼的黃紀蘇先生在接到我的邀請時都表示，非常願意與對方深入交流。於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就這樣做成了。

高全喜與黃紀蘇都不是各自所在思想陣營裡的極端派，我想這主要是因為：一，他們都是有歷史感和現實感的思想者，因此他們都不是原教旨主義者；二，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因此直言無忌，所謂「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直心其實也是苦心。

良治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高、黃的對話充分說明，求同存異是完全可能的。顯然，高、黃兩人的思想主張是不同的，但因為雙方都很在意真誠交流的出發點，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存在很多共識。這一點，他們雙方也都承認。

其實，所謂左右，都屬於現代思潮，專制思想是二者共同的敵人。在敵人沒有被消滅之前，左右翼顯然應該聯合起來抗爭，那些在思想上或行動上擁抱秦制的人，無論自命是左是右，與真正的左右都是毫無干係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左右之間，並不為難，也不需要為難。

蕭三匝（以下簡稱「蕭」）：今天的機會非常難得。大家知道，近些年來，幾乎不能想像中國思想界左右兩派能坐到一張桌子旁邊來討論問題，思想界的派別鬥爭實在太厲害了。我們今天的交流恰恰是左右兩派開誠布公的交流，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蹟。在我看來，其實這也意味著希望。我簡單地介紹一下今天到場的兩位老師。

黃紀蘇老師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著名的社會學家，同時他的另一個身分可能更廣為人知，他是著名的劇作家，很多著名的話劇，比如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他都是編劇，現在他正在創作另一部話劇，也是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生活。黃老師的文風自成一格，堪稱嬉笑怒駡皆成文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本隨筆集──《與精英保持距離》。從通常意義上來講，黃老師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另一位是高全喜老師，高老師以前是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現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社會科學高研院院長。他寫了很多書，我讀過十四本左右，每一本都不同。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學與憲法學，他是國內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或者說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

下面我們就進入正式的討論環節。我想請教黃老師，何為左派？國內現在的左派有哪些具體的細分？左派大致主張是什麼？你屬於左派裡哪一類？

（黃紀蘇）

黃紀蘇（以下簡稱「黃」）：「左派」有很多標準和定義。我的標準和定義很簡單，傾向於社會平等、反對兩極分化的，一般說來就是左派。這樣的左派，也許有配套的性格或心性，就是說心腸比較軟，看見無助無告的，心裡會不忍，我稱之為「情感左派」。這當然也是過於簡單化的說法。其實不少「左派」欺負起人來也狠著呢。我只是說大概的群體傾向吧。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中國的基尼係數，大概是0.3不到，今天已經快到0.5了。也就是說，中國這幾十年經歷了劇烈的貧富分化，中國思想界的分野是在這種背景下逐漸形成的。上世紀80年代除了「老左派」，大家都是右派。但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國企改革4000萬到6000萬工人下崗，與此同時一部分人快速致富，貧富差距一下子拉開，這時候就出現了新左派。新左派是這樣一個社會現實的反映。

至於我自己，我覺得自己是個情感上的左派。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批評有些同學見到掏糞工人捂著鼻子趕緊跑開，我印象特別深。就是到了今天，如果要碰到掏糞車，我一般會把速度放得慢一點。我一再跟小孩講，別碰到殘疾人大驚小怪、盯著人家看，那樣特別傷害人家。我很認同毛時代這種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那時去農村勞動，農民特別苦，對我們特別好。所以我後來看不慣精英對底層老百姓那態度。這算交代一下我情感左派的來歷吧。

蕭：那你認為左右派根本的不同點有哪些？

黃：以我剛才的標準或定義，區分左右是很簡單的。但中國情況的確比較複雜，弄得名實特別混亂。有些「左派」，在我看已經是極右派了，離法西斯都不遠了。有些「右派」倒看著比較左翼。今天的「左」「右」標籤已經越來越荒唐可笑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標籤，重要的是別被桌牌、胸牌蒙蔽了本質。

蕭：歸納來講，黃老師對左派的理解大概是兩個方面：一是強調平等；二是感情上特別認同弱者。剛才黃老師講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的分化，導致利益的分化和複雜化，在這種情況下，當年所謂的啟蒙派，就分成兩大思想派別。我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分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接下來我們想請高老師講一下，何為右派？另外，在你眼裡，左右派的劃分標準和黃老師是不是一樣？

（高全喜）

高全喜（以下簡稱「高」）：說到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分，我想補充一下紀蘇的看法。第一，左右之分是從西方政治思想界傳過來的一種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前的等級會議。當時國王主持召開議會，國王在中間，坐在左邊的是第三等級，坐在右邊的是貴族等級，包括封建貴族和教會等級，左派、右派就是這樣形成的。此後關於左右派的劃分，在西方隨著社會的歷史演進，階級身分和政治身分逐漸弱化，思想觀點的色彩逐漸加強。在當今西方語境下的左右兩派，主要是聚焦於社會政策方面，例如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相對來說，共和黨就偏右一些，民主黨就偏左一些，西方的左右派大致是這樣一個劃分。

這個劃分的實質，我基本同意紀蘇的看法，就是左派偏重於平等，右派偏重於自由。在政治上，左派偏重於大政府與民主政體，右派偏重於小政府與自由共和；在經濟上，左派強調福利政策（福利國家）、計劃經濟，右派強調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比如是否徵收累進稅，就是一個例子，左派主張政府要多收稅，社會福利能惠及每一個人，右派主張廢除累進稅，限制政府的稅收，重視發揮市場的經濟功能。當然，最低限度的對於弱勢群體的福利救濟，左右派都是贊同的，只是在是否由政府實施高福利方面有分歧。這是一個西方的標準，這個標準在西方，基本上左右兩派都很明確。所以，從中國的視角看當今西方的左右派，它們並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兩派認同自由、民主、憲政、法治與市場經濟。當然，在西方社會，也有一些極端的左派和右派，例如，有主張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派，也有主張無政府主義的激進派，還有新納粹主義的興起，等等，但它們都不是主流的思想理論。主流的左右之分，主要是偏重在經濟政策層面。按照這個光譜，大體可以瀏覽西方社會思想政治理論中的左右兩派的基本情況，以及社會心理與制度基礎。

但在中國思想界，關於左右兩派的劃分，卻有一個弔詭。左派、右派這些詞彙是從西方過來的，但是，以什麼標準來劃分左右，我們與西方社會卻有很大的不同。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很多的右派，在西方的思想譜系中，可能算是左派，很多的左派，在西方的譜系中可能就是右派。所以，完全用西方的標準來看待中國，情況就顯得複雜而弔詭。由此看來，我們就不能直接把西方的標準拿過來套用。

在中國當今思想界如何區分左右，我覺得大抵上是這樣的：因為我們要清楚，中國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性質是偏左的，它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形態，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它本身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也不是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而是一個左翼的社會制度。在這種情況下，要劃分中國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就與西方的劃分標準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那些主張市場經濟、法治民主，尤其是自由憲政的，主張依法保障個人權利的，以及主張進一步改革開放、與西方接軌的，基本上都屬於籠統的右派或自由派。雖然這個右派的內部還可以進一步細分，有所謂的自由憲政派，有所謂自由左派，等等。

至於左派呢，情況就稍微複雜一些，相對來說，中國的左派裡頭又分新左派和老左派。老左派就是延續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主要是堅持中國改革開放前的那一套社會主義理論與理想。這在過去屬於主流的官方學說，現在則逐漸邊緣化。新左派是指90年代之後，一批從西方留過學的人所傳播的思想理論，他們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也不贊同中國官方的改革開放，他們對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化、權貴化持批判態度。老左派訴求回到文革體制，新左派企圖走一條所謂的中國道路。這個新左派最近有點變異，他們原先反對改革開放，現在卻大力鼓吹中國模式，認為只要加強黨的領導，就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黨國體制的中國道路。因此，新左派失去了批評性，強烈認同現今的體制，這樣實際上就已經不是真正的新左派，而是國家主義了。在這個思想界的演變過程中，我覺得黃紀蘇所代表的那個左派思想，不同於上面所說的新左派，比較關注下層人民的疾苦，關注經濟上的平等，對窮人的生存境況有著一種天然的同情心，是屬於情感性的天然左派，或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平等派，與新左派以及國家主義是不一樣的。

就我個人的思想觀點來說，這些年來，我是堅定地主張市場經濟，主張改革開放，尤其是贊同自由民主與法治憲政。作為一個研究法學的學者，我認為中國的問題關鍵是法治建設問題，民主與法治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建設法治國家才是中國的真正出路，沒有什麼獨特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

此外，我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國的思想界，新老左派的學者與右派的學者，在知識專業的學科結構上是不一樣的，學文學、哲學、社會學的往往容易成為左派，而學習經濟學、法學和歷史學的，很多人偏向於右派。為什麼呢？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要建立一個市場經濟，又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這兩個是傳統中國社會和共產黨的毛時代所沒有的，因此，經濟學和法學屬於新的知識結構，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密切相關，而這些又都被左派視為偏右的東西。

另外，我再補充一點，剛才紀蘇談到情感上的左派情結，對此，我想起西方流傳的一句話，可能大家都聽說過：年輕的時候你要不是一個左派，那你這個人是沒有心肝的，也就是說，你缺乏同情心；但是當你成熟了之後，如果你這個人還是一個左派，那你就一定是腦袋注水，沒有頭腦。我想說的是，誰都有同情心，但是，一個人更要有理性判斷，單純的同情心不足以改變社會。誰都希望有一個人道的社會，一個平等的、正義的社會，但如何達成這個社會，需要制度構建，只有通過一系列法律制度，通過一系列社會政策，這樣的理想才能實現。如果你還是情感主導，或許你可能是一個好人，有同情心，但是你對社會的認識未必到位，單靠情感是不可能搞出一個好社會來的。

蕭：高老師剛才拋出了一個話題，就是西方學者對左右派和人的年齡的對應關係的說法，我想請黃老師回應一下，我估計你是不認可這句話的。

黃：我分開說吧。剛才高教授認為現在中國社會制度或性質是「左」的，我不認同這個判斷。頂端1%家庭擁有全部財產的的1/3，底端1/4家庭擁有全部財產1%的社會怎麼可能是「左」的社會？偏右都談不上吧？這個社會曾經「左」過，甚至「極左」過，好壞不論，那已經是過去式。起碼就社會經濟的基本面來說，很難說現在還「左」。至於政治上的一黨制、言論出版之類的管控，這雖然不是我理解的「左」，但我承認，毛時代「左」的時候，這一塊也這樣，而且更這樣。所以稱它「左」，也是有六十多年的經驗基礎，可以理解。但如果視野更開闊一些，擴大到全世界，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制度就很難一定叫「左」了。

關於新左派後來變成了「中國模式派」，高教授做的事實描述基本上是準確的。我根據自己的理解做點補充。首先要說，「新左派」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新左派」是甘陽專門聲明過的、有濃重西方學術氣息的「自由左派」或學院左派，門檻比較高，學歷低點、學銜弱點都進不去。而廣義的「新左」，則是指老左派之外所有民間左翼思潮，包括烏有之鄉這些。我取的是廣義。至於「中國模式」。中國社會的性質，此前官方的說法一直是「初級階段」。「初級」是過渡性的，往後是中級，再往後是高級。至於高級是什麼，我想2008年以前，中國的政治精英肚裡（我沒說嘴上）是沒疑問的，那就是美國或西方，否則他們也不會把接班人送哈佛政府學院去輪訓了。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中國的上層建築遲早要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中國的政治制度是暫時的。但2008年西方爆發經濟危機，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這個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改變了一部分政治精英對「初級階段」的理解，他們也許認為中國經濟這樣政治那樣的格局不是什麼「初級」、而是「終級」階段，不是臨時周轉房，是「一百年不變」的產權房。「中國模式派」是這種新認識、新感覺的理論表達。中國模式派不完全是新左派演變來的，而是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新左派的三教合流。這三者中，本來在國內問題上最具現實批判性的新左派，從此越來越放棄了批判立場，轉為意識形態維穩。其中一些人在維穩的過程中進一步流失左翼情感——假定他們原來確實有。「苦逼」「窮逼」經常掛在他們嘴上，走投無路的底層百姓在他們眼裡越來越成為「刁民」「暴民」甚至「垃圾人口」。我之所以在前面強調「情感左派」，是有感於這樣的變化。

關於三十歲心肝、四十歲腦子的說法，十五六年前特別流行，那時自由派批評新左派太單純、太激進。這些年不大聽到有人說這話了，原因特別有趣——或用高教授的話——特別「弔詭」：當年的好多新左派變得保守、現實了，而自由主義中的不少人，卻變得激進、浪漫了。兩撥人交換了場地，輪到國家主義化、保守主義化的維穩「左派」嘲笑自由派三十歲這樣、怎麼六十歲還這樣了。如「情懷黨」「小清新」的「請停下來等等中國的靈魂」之類，都快讓維穩左派笑背過氣了。當然，同為保守，同為激進，兩方的內容有一致之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自由派批評新左派「有心無腦」、缺少理性，確實有說對的地方。不少新左派中的真毛派、真文革派習慣於將複雜的歷史簡單邏輯化，對中國革命、對文革、對毛一味亂誇。這跟很多自由派一葉障了目、對這幾樣一味亂罵沒什麼區別。但自由派這樣說，確實也有故意醜化的成分。比如他們老說新左派主張絕對平等，我還真不知道有哪位嚴肅點的新左派主張過絕對平等。我也沒聽說哪位嚴肅點的新左派主張徹底的計劃經濟，完全不要市場經濟。人家沒那麼過分而您非要把人描成那麼過分，這就不大氣了。順便說一句，自由派一說新左派就是食洋不化，拿西方的書本生套中國的現實，這也有點為了醜化而故意以偏概全的意思。新左派中的一些學院左派是有些洋腔洋調，但代表不了全體。再有，自由派嘲笑新左派批判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給十歲孩子發避孕套，這比喻並不貼切。跟權力野合出來的資本主義明擺著性早熟嘛，十歲確有二十歲的生猛。不過說這些，都已經是過去式了。（本文刊發於《思想》雜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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