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抗戰烽火中的中華文脈
編者按
全面抗戰八年，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烽火連天。中華文脈在艱苦卓絕的日子裡一直延續，並在砥礪民眾、鼓舞士氣方面發揮了強大作用。由光明日報社主管主辦的《中華讀書報》聯合山西大學文學院共同推出「抗戰烽火中的中華文脈」專題，今天光明微信為您精選呈現。
導讀
１、杜詩精神：
杜甫詩歌抗戰中受到推崇
2、學者錢穆：
完成《國史大綱》
3、文獻保護：
張元濟「遺經在抱匹夫責」
4、詩人穆旦：
儒生流落依戎馬
5、作家蕭軍：
寫出第一部抗戰長篇小說
1、杜詩精神
杜詩在戰火中淬鍊，在磨難中百鍊成鋼，在一生泥途中涅槃升騰。青鞋布襪，鐵肩詩腸，是中國文學永恆的典範。「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那拄著藜杖，泣血嘆世的人驀然回首，那悲傷但卻無比堅毅的眼神永遠凝望著你我……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文學傳統中那些充滿鬥爭精神和不屈力量的作家作品也以全新的面貌投入到了抗敵禦侮的偉大事業之中，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它們被賦予了喚醒億萬同胞，激勵全民抗戰士氣的時代特色。在杜甫研究方面，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湧現的杜甫研究成果僅論文便有近390篇，著作近40部，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大超越其他古代作家和作品。一批青年學者或是從研究杜甫起步，或是致力於杜甫及杜詩的傳播。蕭滌非、程千帆、胡小石、繆鉞、陳貽焮、以及聞一多、錢鍾書、馮至等等都是如此。
戰火中的杜甫，以真切描寫自己和廣大人民經受的苦難得到了眾多讀者的共鳴。馮至說自己讀「三吏」「三別」之類的作品，感到句句真實，又說《悲陳陶》《悲青坂》《春望》等詩作「正是淪陷區人民的血淚」。同時，杜甫能夠在幾乎看不到希望的內心焦慮中尋找光明，這對矢志戰勝困難，贏得勝利的億萬同胞來講，實在是一種激勵。易君左在分析《北征》時也指出：「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不因此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杜甫在戰亂漂泊的每一寸行程中，都充滿著對生活的尊重，都充盈著康寧安定生活的企望。對慘淡現實的深切關注，對亂離中人民的苦痛在呼吸沮勸間不離不棄的誠摯關切，以及他對勝利和康寧的呼喚，成了抗戰歲月中執著前行的人們的精神糒糧。
《讀杜詩》
錢鍾書
何處南山許傍邊，茫茫欲問亦無天。
輸渠託命長鑱者，猶有桑麻杜曲田。
漫將填壑怨儒冠，無事殘年得飽餐。
餓死萬方今一概，杖藜何處過蘇端！
《泗城感時》
姚奠中
儒生流落依戎馬，故國飄搖風雨間。
一片丹心傷碧水，兩行紅淚哭青山。
夢中沉痛詩和血，覺後凄涼月滿圜。
志士英雄應即作，從頭重整舊江關。
在被法西斯肆虐的國土上，因為有了杜詩這樣偉大的文化基因，我們的先輩猶如在泥途跋涉的詩人一般，終於一步一步地克服了各種困難，迎來了屬於全部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在戰火中杜詩經歷的是再生，也是涅槃，而經受了抗戰洗禮的我們民族的精神，也一樣是浴火重生，奇矯無前。
2、學者錢穆
當時的人，上自大軍閥下自普通百姓，無不悲觀、恐懼。公開發文認為中國必勝的，除了發表《論持久戰》的毛澤東外，只有錢穆先生一人了。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建立前夕，中華民族一直在一條悲壯的復興之路上探索。從鴉片戰爭中軍事、外交的失利，國人開始反思武器製造與工業。隨著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及辛亥革命的挫折，反思開始擴展到整個歷史文化傳統，並由此走上了一條極其自卑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的道路。從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反省，擴大到全面懷疑甚至全盤否定固有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文學傳統乃至文字。
在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面對日本侵略者發動的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淞滬會戰」及令人髮指的南京大屠殺等暴行，一方面激起我們全民抗戰的決心與勇氣，另一方面對國家前途、文化前途的悲觀情緒也在學術界與知識分子之間瀰漫開來。確實，當時敵我力量太過懸殊。在此情況下，中國究竟依靠什麼取得勝利？當時的人，上自大軍閥下自普通百姓，無不悲觀、恐懼。公開發文認為中國必勝的，除了發表《論持久戰》的毛澤東外，只有錢穆先生一人了。
1940年6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一書。《國史大綱》未成書之時，《引言》部分先由昆明版《中央日報》刊出，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
在這本書里，錢先生通過對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的回顧，通過對歷史規律、文化精神的提煉與觀照，堅定地告訴在亂世中惶惑不已的國人：中國必勝！錢先生認為，決定一個民族在戰爭勝利的關鍵，除了武力因素外，還要看這個民族的文化力、生命力、道德力。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民族的研究，發現豪傑之士層出不窮的中華民族、聖聖相傳的中華文化、堅韌卓絕又屢仆屢興的中華歷史都告訴我們，中國絕不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國家，中華民族絕不是一個輕易就被消滅的民族。他相信中國的文化整體上沒有問題，絕對是有希望的。雖然一時在武力上不如侵略者，但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戰勝中國、奴役中國，最終的勝利必然屬於中國。
《國史大綱》書出版後，立刻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由於書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他地方一開始不易得到，尤其北方淪陷區得不到書，大家都在傳抄，一時洛陽紙貴。在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很多人因為此書的感召，投筆從戎，報效國家。
時至今日，鴉片戰爭過去170幾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新中國成立66周年，中華民族已經找到了自己的復興之路，再也不用那麼自卑，再也不必那樣自我否定。我們應該像錢先生那樣，在關鍵的時候能夠保有作為炎黃子孫的歷史「溫情」、堅定作為中國人的基本文化立場。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里便是一種文化爭存。所謂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種文化力量。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淵源根柢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今天我們期待並為之奮鬥著的民族復興，應該是民族榮光的恢復、恥辱的滌除，如鳳凰之涅槃，光燦宇內；我們的中國夢，應該是今日之「中國」與炎黃之「中國」共同的那個夢，萬古煌煌。
3、文獻保護：
大量的珍貴文物文獻流出母邦、四散海外，這種恥辱使有識之士們陷入深刻的悲傷與憂慮之中。張元濟先生在《致傅增湘》一文中說道：「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流傳一部，即於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餘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抗戰時期，民族危亡千鈞一髮，同時更是書厄連連。1932年1月29日10時，日本飛機炸毀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附屬的東方圖書館亦毀於大火之中。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出版業之肇始和翹楚，劫灰過後，80%的資產被毀，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絕跡人寰。張元濟先生對此痛不欲生：「工廠機器、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五十多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這場浩劫」。
太平洋戰爭打響後，上海的商務發行所和各工廠都被查封，張元濟拒絕與日偽「合資」「合作」，生計日窘，他甚至鬻書度日、賣字為生。他加入由鄭振鐸發起的敵後保存文獻古籍的行動，仍然不遺餘力地從事著古籍保護和圖書出版事業。在抗戰時期，張元濟先生並非孤軍奮戰，所謂「遺經在抱匹夫責」，匹夫匹婦以「蟻之集膻，蛾之撲火」的熱情在書林中進行著繼絕存亡的努力。1939年末，鄭振鐸、張元濟、何炳松、張壽鏞等聯名致電重慶有關部門，請求在滬成立購書委員會，以搜訪遺佚、保存文獻。1939年4月，張元濟與葉景葵、陳陶遺發起創設合眾圖書館。葉景葵捐出幾乎所有家財和藏書，張元濟亦捐出藏書900多種約3800冊。夏定域歷時八年，輾轉浙、黔、川數省，將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遷往大後方，抗戰勝利之後得以完璧歸趙。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塞北江南的千山萬水之中自有無數人在做著這樣一些有益於民族、國家、社會的實事。正因為這些或顯或隱的存亡續絕的努力，民族文化的命脈才得以延續。
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是這樣評價張元濟的歷史意義的：「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必然是艱難的緩慢的，決非急驟、劇烈的政治、經濟、文化變革可以短期奏功——歷史癥結原在於：如果中國人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沒有現代知識的傳播，和更廣泛的對變革要求的覺醒，『富強』和『現代化』終是不切實際的口號，歷史的課終不免得補上才行。自然，在無情的現實面前，這條思路像是不合時宜的一廂情願，因而張元濟的努力亦遭到了許多困難挫折，效果實際上非常有限。但是，堅持仍然具有意義，它的意義首先在於：它揭示了各種矛盾纏繞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所不可忽略的東西。」
4、詩人穆旦
「這紅色小花，和花叢里的嗡營/這不知名的蟲類，爬行或飛走/和跳躍的猿鳴，鳥叫，和水中的/游魚，陸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懼/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無始無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裡/我不和諧的旅程把一切驚動。」這幾行詩節選自穆旦寫於1945年的著名詩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此詩發表之際，正值抗日戰爭結束，在舉國歡慶的時刻，穆旦卻緬懷起他的那些倒在了緬甸茫茫的原始森林之中、屍骨難覓的戰友們。
1940年，穆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西南聯大，這個時候，他已是國內小有名氣的詩人，也已經寫出許多流傳後世的詩歌作品。由於當時正處戰爭時期，許多外語系的老師和學生都被徵調至部隊去做隨軍翻譯了，外語系師資奇缺，穆旦便得以有此機會，順理成章地做了敘永分校的外語系教師。1941年6月，聯大校方決定撤銷敘永分校，全體學生統一在昆明上課，穆旦在敘永的短短八個月時光，即告終結了。戰爭進一步激化，1942年2月，24歲的穆旦即以大學助教的身份報名參加了遠征軍，在副總司令杜聿明兼任軍長的第五軍任中校翻譯官。
中國遠征軍的對日作戰，一開始在杜聿明的指揮下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到了4月，由於羅卓英的錯誤指揮，致使日軍佔領了棠吉，遠征軍的後方供應被切斷，遂一敗塗地。在撤退路線方面，遠征軍再一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在尾隨而來的日軍王牌主力的追趕下，他們被迫在雨季來臨之際撤入被緬甸人視為惡魔之谷、死亡之谷的胡康河谷，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傷亡過半，杜聿明本人也身染重病。對於這段經歷，穆旦在回到西南聯大之後，幾乎從不向人提及，後來，其同學王佐良通過與他多次交談所獲得的資料，寫出了《一個中國新詩人》，其中說：「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後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阿薩密的森林的陰暗和寂靜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飢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
本節開頭所選的那首名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的詩作，即是穆旦用以紀念他倒斃在緬甸叢林里的戰友的，此詩一向被視為穆旦詩歌中的壓卷之作，甚至被許多人視為中國現代詩歌中的冠冕，但是，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在這樣一篇詩作的背後，還壓著一段「不和諧的旅程」，這段旅程，才是更加讓人為之震動的。
5、作家蕭軍
蕭軍的這個成就是令人矚目的，其之所以矚目，是因為《八月的鄉村》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一部武裝反西斯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
1933年的春夏之交時分，地下黨員傅天飛忽然來到商船時期老同學、同為地下黨員的舒群棲身的哈爾濱商報館，向後者提供了一份極為珍貴的抗日資料——由中國共產黨創建並直接指揮的磐石游擊隊，從小到大不斷發展的進程。
再三思忖之下，舒群決定將這部「腹稿」轉贈給當時在哈爾濱文壇上已嶄露頭角的遼東漢子蕭軍，並親邀傅天飛向蕭軍講述。為此，在舒群的引導下，傅天飛數度前往蕭軍蕭紅居住的商市街25號，向蕭軍講述了抗日游擊隊的種種情況，從而使蕭軍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隊伍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事實，給了蕭軍以極大的創作熱情。傅天飛的生動講述，不僅使蕭軍本人內心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而且，連一旁為他們準備晚飯的女主人蕭紅也「旁聽」得一時忘了東西南北。
傅天飛講述完「腹稿」不久，蕭軍就開始了構思。蕭軍日後，這部小說在四年後開始的全民族救亡運動中，成為一部被魯迅、茅盾等大家讚譽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學上的一面旗幟」！蕭軍的這個成就是令人矚目的，其之所以矚目，是因為《八月的鄉村》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一部武裝反西斯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
一年後，活躍在哈爾濱的蕭軍、蕭紅這對文壇雙子星座，聯袂出版了具有鮮明反滿抗日傾向內容的散文小說合集《跋涉》。與此同時，蕭軍的名字也上了日偽特務的黑名單。舒群聞訊後，迅速給蕭軍蕭紅寫了信，敦促他們立即南下逃亡青島與他會合，以免遭遇不測。農曆端午節的前一天上午，二蕭由哈爾濱輾轉大連乘船抵達青島。正是在這裡蟄居的四個來月中，蕭軍得以完成了《八月的鄉村》初稿，完成日期是1934年10月22日。而蕭紅卻先於蕭軍完成了她的同樣具有強烈鮮明抗日立場的成名作《生死場》，並且在白色恐怖來臨之前及時呈遞到了魯迅先生的案頭上。就在此同時，半年前哈爾濱遭遇日偽滿當局迫害的情景再現：在「自己人」、國民黨特務掀起的又一輪圍捕共產黨人與左翼進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中，青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了，舒群也被抓進了監獄。為此，他們不得不開始了又一次逃亡，目的地是他們日也思夜也想的魯迅居住地上海。
1934年10月初，蕭軍給魯迅寫去了第一封信請求指導。在信中，他問魯迅先生願不願意看一看蕭紅寫的小說《麥場上》（次年出版時改為《生死場》）。信發出去了，究竟魯迅能不能收到，即使收到了會不會回信，他是沒有什麼把握的。可他就是萬萬沒有想到，魯迅在接到蕭軍的信的當天晚上就給寫了回信。
魯迅先生在複信中回答了兩個問題：一、 不要問現在要什麼，只要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鬥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鬥爭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鬥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二、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來批評。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最好是挂號，以免遺失。（《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用於複寫的美濃紙是日本製造的，在上海只有在北四川路底的內山雜誌公司有售。用蕭紅舊毛衣當來的七角錢，如果用來坐車就沒法買紙，如果買紙就不能坐車。好在蕭軍生來就是吃苦的坯子，他調動起雙腿的積極性，走去又走回。由於皮鞋不跟腳，回到家後雙腳後跟又紅又腫，還淌血，把在家的蕭紅心疼極了，而蕭軍卻反過來對她撫慰，就好像疼在蕭紅身上一樣。買齊了紙，嚴寒的冬天裡，在那沒有陽光而又陰冷潮濕的亭子間里，蕭紅腳踩冰涼的水泥地，披著大衣，流著清水鼻涕，不時地搓揉著凍僵了的手指，夜以繼日地為蕭軍抄完了《八月的鄉村》。
值得書上一筆的是，在這期間，對於這對處於貧窮、饑寒中的東北抗日流亡青年，魯迅不但慷慨解囊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而且還時時從精神上，以及為人處事應對複雜險惡環境方面，給予了最大限度的撫慰與關愛，從而幫助他們度過了初到上海時的艱難關口。二蕭進入上海不多日，魯迅先生攜許廣平小海嬰，並邀茅盾、聶紺弩、葉紫等人為他們在飯店設接風宴。在早期的14個月中，魯迅先生就給他們寫下了53封信，僅自他們抵達上海之日起至 11月30日與魯迅初次會面，短短28天，就達6封之多。11月30日的會面結束時，魯迅先生從懷裡掏出20元錢交給蕭軍救急。接著，他又從口袋中摸出一把「大小銀角子和銅板」，充作二蕭回租住地的電車費。其後，魯迅還兩次前往他們的租住處探望，多次邀請他們同往電影院觀摩新放映的外國影片及上飯店「解饞」等；兩蕭住近後，魯迅又主動向他們敞開家門，且不必事先通報即可以自由進出，還有無數次的留餐等，足以說明魯迅先生對這一對來自東北淪陷區的抗日熱血青年作家的無比關愛。
正是在魯迅的大力扶持下，1935年7月，《八月的鄉村》一舉問鼎上海文壇並迅速走向海內外，很快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學上的一面旗幟」；四個月後，由蕭紅所著，同樣由魯迅先生作序，同樣含有抗聯——磐石人民革命軍內容的中篇小說《生死場》，出版後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蕭紅蕭軍這對從淪陷區逃出來的抗日熱血青年作家，在魯迅的精心扶持下，成為左翼文壇上一對耀眼的星星，在20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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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圖片來源：網路
本期編輯：張永群、孫嘉靖、蘭亞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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