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林：中華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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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趙士林（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教授）

中華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亦即軸心突破，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在這一軸心突破中，誕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其中孔子又最有代表性。以他為代表的儒家，通過軸心突破，培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中華文明的精神走向。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培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

中國軸心突破的主要線索是從宗教意識到人文意識的轉換。軸心突破的醞釀期可以上溯到西周初期。西周建國，周公制禮作樂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

其最可注意的是兩個變革：

其一，從上帝觀念到天命觀念的變革。從商代的人格化的上帝轉換為周初的道德性的天命，淡化了最高人格神的觀念（《詩經》中甚至已有對人格神發牢騷的詩句，所謂「昊天胡不仁」），突出了最高道德存在的觀念。

其二，從神的意志到人民意志的變革。周初文獻出現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樣的主張，和西方中世紀的「神之聲，民之聲」異曲同工。以周公為代表的禮樂傳統，動搖了上古所謂「絕地天通」後地上的王獨自代表天上的神，壟斷天意（神的意志）解釋權的傳統，而將天意落實到民意，提出「天命靡常」，統治者亂來，激起民憤，天意就離他而去，他就要完蛋了。

「絕地天通」之後，只有王能解釋神命。而周公制禮樂，又進一步動搖了天意解釋權。

周公只是個預備，周初禮樂傳統還有著濃厚的宗教意味，《詩經》中還有「小心翼翼，昭示上帝」這樣的詩句。到了春秋時期的孔子，遂完成了中華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

《周禮》中確定了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的基本結構。

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民，神之主也」「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的觀念，繼續強化周初以來從神到民的價值取向，天的地位不斷下降，人的地位不斷上升，所謂「天道遠，人道邇」。孔子則推進並完成了兩項重大的精神突破：

其一，人文精神代替宗教意識。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對鬼神採取懷疑態度，其實就是排斥了上古以來的巫術迷信等原始宗教信仰，培育一種人文理性精神。孔子出身的儒，本來和巫術有關，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動的專業技術人員，但孔子卻顛覆了儒的傳統角色，將儒塑造為人文精神的賡續者、道德使命的承擔者。孔子自己說：「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後來朱熹解釋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就是說，孔子遠離宗教世界，不被鬼鬼鬼神神的問題所迷惑，而專註於人間倫理道德的培育。

看今天那些打著弘揚傳統的幌子又是易經、又是奇門遁甲，裝神弄鬼、掐來算去、故弄玄虛、招搖過市的「國學大師」，哪裡對得起孔子？

用人文意識代替宗教意識，孔子關注的重心就放在人間世界。殷代以來本來就很模糊的天上世界，到了孔子這裡，被完全移出視野。

孔子畫像與「論語」

懷疑乃至疏遠鬼神世界，拒絕否棄此生、嚮往另外一個世界的宗教向度。孔子的精神突破，就培育了中國人「重此岸，非彼岸」、只認一個世界的文化性格。中國社會，從上層到民間，都體現了這樣一種文化性格。民間諺語說「只羨鴛鴦不羨仙」，大文豪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流行歌曲也是這種價值取向：「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

就連中國人的宗教心態也是如此。例如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凡人得道成仙上了天，還要雞犬升天，甚至房子院子都帶著，神仙世界不過是人間世界的升級版。道教更有「地仙」之說，索性就在地上，也就是人世間成仙，神仙其實就是不死的人了。

其二，倫理主義統率人文精神。

如果說人文精神代替宗教意識，是孔子實現的第一項精神突破，那麼倫理主義統率人文精神，則是孔子完成的第二項精神突破。

莊子評論孔子有句很到位的話：「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孔子的學生子貢為莊子的看法提供了證據，他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沒聽老師講過性啊、天道啊這類形上問題。

人間世界之外的事，孔子擱在那兒不討論，形上問題、本體論問題，孔子好像也沒興趣，至少沒有列入給學生講課的教學大綱。孔子的做法有點像今天的現象學，把所謂形上問題、本質問題、彼岸問題、本體問題懸隔起來，不予討論。

如前所述，孔子集中關注的就是人間世界的倫理建設，他揭櫫（zhū）的人文精神以道德理想為核心訴求，來自周公的禮樂到了他這裡，已經從政治宗教秩序的形式建構化成了倫理道德精神的實質培育，所謂「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這就是所謂的化禮為仁。

倫理主義統率人文精神，是中國軸心突破的特徵，由此形成了倫理中心主義、泛道德主義。倫理高於政治，倫理高於科學，倫理高於歷史，倫理高於宗教，倫理高於學術。

極而言之，甚至倫理代替政治，如孔子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甚至倫理代替宗教，如荀子云：「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

甚至倫理代替歷史，《春秋》所謂「微言大義」，如董仲舒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歷史事件不過是工具，要通過它宣示政治應遵循的倫理道義。

這樣一種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導致中國在軸心時代形成了倫理宗教政治混為一體以倫理為主幹的意識形態。例如「孝」，是倫理規範，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孝」又有宗教意義，孔子說它是「天之經，地之義」；「孝」還是政治要求，古代社會，不孝可以判死刑。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就其主要性質來說，適如李澤厚師所說，是一種倫理政治學。先倫理後政治，先做人後做事，倫理精神滲透政治運作，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用莊子的說法，就是「內聖外王」，用《大學》的說法，就是所謂八條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孔子以人間世界的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導致中華文明在軸心時代就出現了一種傾斜：由於專註於人間倫理問題，在儒家范導下形成的中國思想特色，從思維層次來說，重實用理性、輕思辨理性；從思維方式來說，重直覺了悟，輕邏輯分析。體用不二但重用輕體，情理交融但重情輕理。它們孕育了中華文化的優點，也造成了中華文化的缺點。

本文系趙士林《中華民族：未完成的精神突破》一文的第二部分。文中圖片皆為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編輯：張寧。

作者簡介

趙士林，吉林人。先後就讀于吉林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8年獲博士學位（導師為李澤厚）。曾任東京大學特邀研究員，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學術著作有《當代中國美學》《李澤厚美學》《心學與美學》《心靈學問》《荀子》《交叉的視野》《中國的智慧》《國學六法》《不識時務》《中華傳統文化開講》《美學十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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