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對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

知識 09-16

謠言對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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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加強，各種高新技術不斷湧現，技術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同時也開始表現出了更多的負面效應，目前技術已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風險源之一。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就論述了風險與技術的重要聯繫，他認為技術引發的風險正深刻影響著現代社會，在貝克看來，人類社會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風險社會，任何社會發展階段都存在多種類型的社會風險，但是，在現代風險社會的語境下，技術的推動作用使這些風險具有了新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的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

澀谷保認為「環境的改變」，如危機、緊張感和不確定性有關的場景往往會刺激謠言的產生。隨著現代技術成為社會和人文風險的根源，技術風險的謠言也隨之產生。近年來，技術風險謠言在中國不斷發生，並常常造成嚴重的社會恐慌。如化學中低毒化合物的PX被謠傳為「劇毒」、「致癌」或「致畸」，使全國各地民眾掀起反PX項目的高潮；2011年響水縣「爆炸謠言」引發全城大逃亡致4人遇難；日本核輻射謠言擴散引發全國「搶鹽風波」；世界末日謠言引發全國一些城市搶購蠟燭、火柴等。可以看出技術風險謠言一旦出現，民眾的恐慌情緒就表現得異常明顯，那麼技術風險謠言為什麼會引發集體恐慌繼而引發非理性行為的出現，到底是什麼原因引發了技術風險人為的社會放大，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課題。

1、謠言對技術風險社會放大的前提——技術風險謠言的出現與傳播

高夫曼的框架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詮釋現代技術風險謠言產生的原因。高夫曼認為框架是公眾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真實憑證，是公眾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而框架的來源除了源自人們過去的經驗外，還有就是會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技術風險所與生俱有的「不可感知性」、「人為的不確定性」與「難以控制性」的特徵，以及對人們的生產生活影響的加大，使公眾在框架內對這種風險產生了困惑、憂慮與懷疑。正如吉登斯所言：「對於科技風險，歷史上沒有為我們提供可以借鑒的經驗和知識，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風險是什麼，更不要說根據概率對風險的精確計算，也談不上對風險結果的預測。」正是公眾對於技術風險不可預料的不確定性的憂慮與困惑，對其產生了懷疑與恐懼，這種懷疑論性質的科技文化生態一旦發酵，如果沒有得到合理的詮釋，人們就會在恐懼的驅動下作出自己願意相信的解釋，謠言就隨之而生。正如奧爾波特提出的，「任何人類需求都可能給謠言提供推動力。而焦慮是我們常聽到的恐怖威脅性謠言的動力」。

這種契合人們焦慮與恐懼情緒的技術風險謠言一旦出現，往往會迅速得到傳播。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奇普?希思的研究成果證明: 謠言在社會中是否被關注，部分取決於它們激發受眾情緒的能力。因此，受眾越感到恐懼不安，謠言傳播中的「從眾流瀑」與「群體極化」現象就會越顯現，而這兩種現象的存在，往往加劇了技術風險謠言的傳播，據人民日報的「求證」欄目觀察顯示，2014年健康、生活安全類謠言成為首害，如「致癌」「輻射」「傳染病」等與健康、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已經成為謠言重災區。因為面對這種風險即使有所懷疑的人也會保持緘默，首先因為他的不專業他的懷疑沒有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技術風險謠言往往關係重大，攸關自己甚至子孫後代的生命安全，因此所有人都會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這種心態會導致強大的從眾流瀑的產生，在從眾壓力下公眾的意見會傾向一致，當公眾的意見都很堅定時，公眾就會對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這種具有相似信念的人一旦聚在一起便會產生「群體極化」現象，從而使技術風險謠言變得堅不可摧，並得到廣泛迅速地散播。

技術風險謠言的產生和傳播不僅會增加人們的精神負擔，也會產生社會恐慌，甚至會導致更加嚴重的事故發生。本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了兩起典型的由核技術風險謠言引發的技術風險社會放大的案例。河南杞縣「核泄漏」謠言引發全城大逃亡：2009年7月17日，河南開封杞縣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杞人憂天」。在杞縣出城的各個路口，小轎車、拖拉機、大客車、摩托車等各式交通工具排成了長龍，爭相出城「避難」。製造這場「大逃亡」的不是地震、不是怪獸，而是謠言。7月10 日，一則題為《開封杞縣鈷60泄漏》的帖子，開始在互聯網論壇流傳。17日「快跑啊，要核爆炸了！」「輻射到了會斷子絕孫的！」等傳言，通過互聯網手機簡訊在坊間瘋狂傳播，最終促使了杞縣縣城「十室九空」。引發這場「大逃亡」的謠言的起因，是該縣一個月前一家工廠發生的一起鈷60對辣椒等農作物進行輻照時，發生卡源的生產事故。日本核泄露引發中國各地搶鹽風波：2011年日本「3?11」地震並導致核泄露，隨後有謠言稱日本核泄漏將擴散到國內，補碘可以防止核輻射，而海水質量將受到核污染，今後產的海鹽不安全。謠言最終導致食鹽搶購的發生，搶鹽風潮始於各大沿海城市，從較靠海的浙江、江蘇、福建、上海、廣東等省份傳開，之後蔓延到全國其他地區。

2、謠言對技術風險社會放大的過程———技術風險特徵與公眾認知的耦合共鳴

「謠言既是一種信息的擴散過程，同時又是一種解釋和評論的過程」，「夾雜了個人對世界主觀臆測的公眾信息」，「任何對風險的理論認識必然要藉助於主體的認知活動才能進行，主體對風險的感知、識別、選取和評價等行為都是一個對風險的反思與建構的過程」。因此「從個人層面，謠言是一種『集體交易』，群體性建構的社會認同」。技術風險謠言的出現與傳播僅引發了初始效應，而其高級別影響和整個謠言後果的嚴重性則主要在於對信息流的詮釋與感知，是公眾對技術風險的人為社會放大效應造成的。所謂風險的社會放大，是指「災難事件與心理、社會、制度和文化狀態相互作用，其方式會加強或衰減對風險的感知並塑型風險行為。這個過程其實是一種人們認知到的風險與實際存在的風險水平發生偏離的過程，是一種客觀風險形成與主觀風險建構的過程」。

在對謠言釋放的風險信號進行詮釋與解讀的過程中，其中三個方面的因素會影響公眾對技術風險謠言的建構，一是風險事件本身的特性；二是受眾個人特徵，諸如每個個體差異性人格特徵與對外界認知的偏差的影響；三是兩者交互過程所產生的作用。公眾正是基於對技術風險特徵的主觀感受，在交互中不斷對謠言進行打磨，使其不斷變異，而一旦與公眾的某種認知偏差相耦合，產生共鳴，導致公眾偏頗吸收，謠言就會產生強大的社會衝擊力，導致技術風險被人為地建構與放大，使以訛傳訛的謠言變成駭人聽聞的「事實」。

2.1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一：技術風險的污名化與公眾的預期心理

出於對日漸增長的、對由技術運用帶來的人類與生態健康風險的擔憂，技術污名化已經變得越來越顯著，而污名化驅動因素通常是一些危機事故或對危險的情況的放大性報道。卡斯佩松等人已經指出，對一些場所、產品或技術感知到的風險會通過大眾傳媒的報道力量而放大，從而使公眾對其產生了強烈的負面印象與負面情緒，使公眾產生了特殊的心理情結與思維定勢。

核能利用技術的污名化，使他們開始跟「危險」等相關的負面評價聯繫在一起，主要是由於1973年的美國三里島核電廠事故和1986 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事故。據核安全專家事後的分析，這兩次事故並沒有改變人們對核安全做出的結論——核電是安全清潔的能源，但它們對全世界核電的發展卻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美國很多核電站的訂單被取消，德國已建成的很多核電站被關閉。同時造成公眾對核電的畏懼心理，甚至「談核色變」，有學者曾對秦山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對核電的認知進行調查，其中有59%的人都認為「輻射非常大，要遠離」，40%的人認為「有一定危險，但不影響」，只有1%的人認為核電是「安全清潔的能源」，這說明大多數公眾對核電是存在一定的恐懼與擔憂的。

而謠言的傳播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既有觀點，正是由於公眾對核風險的擔憂與恐懼，從而在對核技術風險謠言的詮釋中，公眾在認知中產生了選擇性感知（selective perception）的現象。選擇性感知主要認為人們的知覺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預期所決定的，而這些預期的形成是以過去的情景為基礎。當信息不符合人們心中的信念、預期和期望的時候，人們會傾向於有意或無意忽視它，而有選擇地感知與自己心中信念、預期、期望相一致的信息。正如謠言研究專家迪方佐總結的那樣：「人們相信謠言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它們與聽眾的感覺、想法、態度、刻板印象、偏見、觀點或者行為是一致的」。在日本「3?11」地震引發的核泄漏事故後，公眾選擇相信「日本核泄漏將擴散到國內，補碘可以防止核輻射，而海水質量將受到核污染，今後產的海鹽不安全」這樣的謠言，另外河南杞縣「核泄漏」謠言中擔憂會核爆炸，核輻射會斷子絕孫，公眾之所以傾向於接受這些信息，把這些說法當成真實的來接受，正是由於公眾依據以往對核技術風險的恐懼與擔憂，腦海中利用選擇性預期感知對外來刺激物的詮釋，從而強化了公眾對核事故和核能災難性潛在破壞力感知的記憶，最終導致了全國範圍的搶鹽風波與杞縣的全城大逃亡。

技術風險謠言符合公眾已有的認知框架，符合其心理預期，從而導致核技術風險的污名化與公眾的心理預期感知產生了共振效應，人為建構與放大了風險，因此即使一個微小錯誤信息源，都完全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

2.2 風險的社會放大二：技術風險的不確定性與公眾的負面情感

「現代技術具有創造性、功能潛在性和不確定性等密切聯繫、相互影響的特點，它所產生的某些後果具有滯後性。雖然科學家們一直沿用的科技邏輯是從理論中推導出假設，再通過實驗來檢驗假設，最後才進行批量生產或投入使用。但技術的功能具有潛在性，它的應用效果與應用領域遠遠超過了技術發明時的最初設想」。這就決定了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人們很難預料什麼樣的技術會出現，所獲得的技術應用於什麼樣的領域，技術的應用會出現怎樣的後果。正如波普爾強調的一切理論都是假說，並且始終是假說，「它們是和不容置疑的知識相對立的猜測」，波普爾認為人類沒有先天的知識和概念框架，科學理論不具有確定性。對此，波普爾提出:「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了解理論固有的全部可能性，不論是它的創立者，還是設法掌握它的人都不行。」

技術風險的形而上學化導致的最終後果就是人們對確定性失去信心，整日顧慮重重地生活在技術風險的陰影下。沃爾特?李普曼曾指出：「任何人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只能有一種憑自己對那事件的想像所引發的感情」。因此，當面對不確定性和難以試錯的技術風險時，高度的不確定性和後果的嚴重程度將給個人帶來強大的心理影響，從而在心理上形成了強烈的負面情緒。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受到某種形式或程度的威脅，因此容易造成害怕、恐懼、擔憂，形成了強烈的負面情緒和心理上的焦慮。「而當個體被暴露在與消極心理特徵相聯繫的技術風險情景中時,強烈的心理背景會影響個體理性的釋放，致使他們知覺信息的能力和有效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極容易對信息的選擇和認知產生偏差，導致對性質不同的信息辨別失誤，從而影響到對技術風險的認知」。如表1。我們可以看出，在河南杞縣「核泄漏」謠言中，其實只是在沒有官方確切信息的情況下，由於核風險威脅的不確定與未知性，以及公眾對其相關控制與處理經驗的缺乏，在負面情感與消極情緒的干擾下，影響到公眾對信息獲取以及信息選擇，導致風險感知偏差的產生，人為建構與放大了風險。

謠言對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

2.3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三：技術風險的高風險信號值與公眾的心理偏好

道格拉斯在對風險的相對化中暗含著風險感知和現實的風險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對等關係。技術風險是兩種因素「概率與後果」的結合體，斯洛維奇等人的研究就表明，在對待大災難發生的可能性上，面對同一預期值的多種選擇，人們顯示出不同的獨特偏好，公眾常認為低概率但可以造成嚴重的後果的風險比那些更有可能發生但僅造成低等或中等風險的後果的風險更危險。因此，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認知偏好與感知到的威脅和災害的後果密切相關，相比專家對風險評估時過於關注其造成的預期年度死亡率和發病率這樣量的因素不同，公眾對風險其他質的因素比較敏感，諸如自願接受性、可控性、個人規避風險的能力、對危險的熟悉程度、毀滅性潛能的認知以及對後代的潛在影響等。斯洛維奇清晰抓住這種說法的本質：「外行的人們有時缺乏有關危險的信息。然而，他們對風險的概念化要比專家要豐富得多，其所反映的是專家在風險評估中往往忽略的合情合理的關切」。

當一則謠言內容是在公眾所熟悉與理解的範圍中，如火車出軌、重大的交通事故，可能只會產生小的關注與引起小範圍的動蕩。而如果是在公眾不熟悉的範圍中，比如核事故、化工污染，這些謠言內容可能被認為帶來難以預期的毀滅性的後果，就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後果。

公眾對諸如核泄露、核輻射造成的危險的關注如此強烈，就主要在於公眾的認知偏好認為這些技術風險比自然災害更危險、更悲慘，正是基於這些危險事件的難以控制的可怕後果，在這些問題中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並不主要是死亡人數，而是失去控制能力的狼狽、人被技術徹底擊潰的慘況，即使這種情況僅存在微小的概率。公眾在面臨很強消極性後果時，對可能性的敏感大大高於對概率的敏感性，導致非常小的概率帶來很大的權重，從而使核能等技術風險由於具有難以預期的可怕後果而顯示出了很高的風險信號值，在公眾的心理偏好下，難以預期的技術風險的災難性風險後果被人們高估，正如斯科特的反問：「難道我們不應該把不安全看做是無能力去控制那些直接影響生活機會的事件嗎？」如在核技術謠言中人們認為「可能會發生核爆炸，被核輻射到會斷子絕孫」等，從而人為放大了核技術風險。

3、謠言對技術風險社會放大的反思

3.1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使公眾產生了「信念的真實」

技術風險的虛假謠言經過公眾對其詮釋解讀後，謠言與大多數公眾對技術風險的已有認知框架實現了同化，公眾的「價值開始塑造事實」，使「信念的真實」超越了事實的真實，虛擬變成了「真實」，變成公眾當中的「信念的真實」，成為了被放大的「無中生有的風險」。正如貝克所言「生態和健康的後果可以如他們所願而成為假設的、被證明的、最小化的或者劇烈的，在哪裡它們被相信，在哪裡它們便擁有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後果。」也就是如果人們將風險經驗作為真實的、作為結果，風險就是真實的。從而使公眾的經驗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制於那些當前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虛擬的風險。公眾的社會反應在「信念的真實」中偏離事件本身的嚴重程度，導致人為建構的公共危機的產生，因此，技術風險的多發不見得完全是實際增多，也可能是公眾認識上的進步而將原本並非社會風險範疇的事物劃為社會風險」。

3.2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成為謠言中非理性行為的催化劑

根據特納的突生規範理論，當一個符號性事件以及相伴的謠言引起大眾一致的反感時，人們就會圍繞著這一符號產生某個共同的看法或規範。在謠言刺激下，技術風險被人為的社會放大，引發公眾對技術風險的恐懼與憂慮，而這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在「有組織不負責任」的情形下只能依靠公眾個體去應付，人們只能以一種個人風險的形式活著，吉登斯指出個體性在失控的世界為自己而活成為一種自反性生活。人們不再盲目崇拜技術專家，普通大眾將日常生活中的可能風險的憂慮和恐懼轉移給技術專家，由技術專家來識別和預測各種可能的風險並提供決定性的諮詢意見的風險決策模式已經日漸式微，決策結構實際上已經個人化，人們只相信自己的判斷。而公眾在面對主觀認知為「不可控、不確定、不熟悉、可能會產生災難性後果」的核技術風險謠言時，公眾只能做出過度反應的經驗理性行為，導致公眾在集體恐慌下出現非理性行為，因而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成了非理性行為的催化劑。正如勞倫斯所言「風險事件一旦經過公眾高度放大就會導致意料之外的公眾驚恐或者一些人所謂的「社會震驚」。

3.3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增加了技術風險謠言辟除的難度

在關於技術風險謠言的辟除中，由於科技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專家與公眾的分歧以及公眾對科技風險根深蒂固的憂慮，加之公眾對技術風險謠言反應的微妙性，使技術風險謠言的辟除面臨很大的困難，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解讀已被融入公眾認知的角度，他們會選取技術風險特定的特徵，並按照自己的認知和價值觀來解讀與詮釋它們，頑強的先入為主的觀點很難改變，心理學家研究證實，人們的信念改變得很慢，並且在面對相反的證據時超乎尋常地頑固。這種觀念不但難以轉變而且會影響對後續信息的解讀。因此均衡的信息和明確的糾正也許可以辟除虛假的技術風險謠言，但我們應該對這個看似合理的想法有所保留，如果人們堅信一則謠言，如果他們不信任那些出來闢謠的人，他們也許對闢謠無動於衷。更有甚者，糾正也許會適得其反，糾正可能會強化人們對錯誤觀點的堅持，也許是因為糾正挑動了人們的情緒，也許是因為糾正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虛假謠言上。而這種集中則會強化謠言，使受眾將注意力集中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因此，任何直接關於謠言辟除的努力，比如通過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或改善信息獲取，而不解決公眾對相關技術風險的憂慮，可能會失敗，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

3.4 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促使對技術風險謠言背後隱喻的關注

卡普費雷告訴我們，「謠言不完全產生絕對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能夠深入研究和分析謠言，我們就可以通過謠言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社會。因為謠言往往反映了某種社會需求，是對我們的一種預先警告，反映了某種社會集體焦慮，是對社會提出了某種潛在的訴求」。謠言中帶來的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是在科技應用不斷侵入人類社會，人們對科技風險的一種自反性解讀：公眾的技術恐懼主義，「安全感的相對剝奪」。而技術風險謠言就成為了公眾消極防禦和反抗的手段之一，承擔了公眾對不確定性的抗爭，對恐懼、焦慮的抗爭，以及對技術風險本身的抗爭。羅斯諾（Rosnow） 1988 年就提出「謠言正是處於焦慮狀態的個人為了消除不確定性而進行的一系列嘗試」。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如何辟除技術風險謠言，更應該關注技術風險謠言背後的隱喻。

4、謠言對技術風險社會放大的應對

4.1 加大科技傳播力度，提高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認知能力

謠言事件的擴散程度一般會取決於事件的「限制認知度」（constraint recognition），即謠言事件中如果公眾的限制認知度越低，那麼謠言往往擴散程度比較高，風險也比較大；大多數技術風險不同於自然災害，難以通過親身經驗或經歷來直接對其進行感受，決定了其必然有著很低的「限制認知度」，因此要加大科技的傳播力度，提高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認知能力，充分利用目前新媒體時代多種媒介的特點、利用這個時代公眾追求輕鬆、高效、淺顯等「輕閱讀」、「淺閱讀」的習慣，開展全媒體立體化，具有互動性與趣味性的科普知識宣傳；充分利用QQ 群、微博、微信、各種論壇以及各種搜索引擎對一些專業的抽象的技術風險進行通俗化和日常化的科普宣傳教育，改變目前公眾技術風險知識水平較低與個人辨別能力不足的狀態，消除公眾對一些技術風險的認識與理解上的偏差，培養公眾的理性精神與質疑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做到謠言止於智者、止於理性，減少謠言的傳播，避免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

4.2 對技術風險謠言，政府應迅速、客觀、全面地回應

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曾提出了謠言傳播的經典模式，認為謠言的產生是事件的重要性與模糊性的乘積，可見信息的不對稱是謠言產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想減少技術風險謠言的出現、傳播與最終帶來的風險的社會放大，政府首先應快速回應，應把握住最佳的闢謠時機，在第一時間對相關的技術風險事件做出及時回應，抓住信息的主動權，使具有公信力的權威信息斬斷謠言傳播的鏈條；另外回應要客觀，鼓勵民間闢謠組織參與其中，尤其是鼓勵一些具有科普性質的客觀中立的社會團體及時發聲；最後是全方位的回應，可以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結合，報紙、電視、廣播以及不同的網路媒體（主流門戶網站、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等）全方位多層次結合，提高闢謠的覆蓋面，力爭消除因信息不暢而造成的公眾的恐慌情緒與風險的人為社會放大。

4.3 加大對網路媒體的管理，防止因議程設置造成技術風險的社會放大

大眾媒介作為風險溝通的最重要渠道，在形塑公眾的風險感知上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風險的研究者就發現媒體對危險事件的注意與公眾對相關事件的關切是有聯繫的。也就是大眾傳媒通過特定的報道對危險事件行使著議程設置的功能。目前，網路媒體使用者眾多，信息數量巨大，傳播的方式也更為便捷，如果技術風險謠言通過網路媒體尤其是自媒體進行傳播的話，可能會加劇社會的恐慌，造成風險的社會放大。因此必須加大對網路媒體的管理，首先可以要求網站建立信息內容的審核制度，可以通過一些自動過濾或人工複核的軟體程序對發布內容的關鍵詞進行全天候監測，以便提早發現謠言，提早進行應對；另外要求網站建立有關謠言的舉報與快速響應機制，在監管到謠言或接到有關謠言的舉報後，要快速進行回應或刪除，防止影響的擴大；最後要在網路實名認證的基礎上加大對造謠者與傳謠者法律的追究與懲處力度，產生一定威懾作用，使公眾能理性地對待謠言，不再盲目地進行信謠與傳謠。

4.4 營造和諧的社會信任關係，建構信任的社會環境

雖然網路媒體的出現加大了技術風險謠言傳播的風險，但是目前整個社會信任的缺失才是技術風險謠言出現與傳播的根本。社會學大師齊美爾認為，信任屬於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如果沒有人們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公眾在技術風險謠言中表現出的應激性反應和非恆常性舉動，都表明了公眾確定性、可控性和安全感、信任感的喪失，從而使個體陷入了一種「存在性的焦慮」狀態。因此要從根本上減少技術風險謠言帶來的社會放大效應，就應該努力營造和諧的社會信任關係，建構信任的社會環境。有學者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曾提出「對於知識和專家意見的感知，對於開放性和誠實態度的感知，對於關切和謹慎的感知」是決定信任的三大關鍵因素。可以說信任是一種對外在態度的感知，因此在技術風險謠言出現時政府真情實意地與公眾互動交流，專家們設身處地為其答疑解惑，從某種程度上，都會成為公眾良好心理預期與穩定行為的心理基礎，從而一定程度上減少技術風險謠言帶來的漣漪放大效應。（參考文獻略）

聯盟所指、科學所至！博科園-科學聯盟

文/孫壯珍、宋偉

本文原刊於《科普研究》

原載於/中國科學探索

微信號：Bky-natural-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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