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退休後，大多潛心學術或遊山玩水

官員和紳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於優遊林下，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舉的趙翼（1727－1814年），在六十年後的嘉慶十五年(1810年)因重赴鹿鳴宴而自詡：「中歲歸田，但專營於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適逢鄉舉初程，蒙皇上寵加舊秩以賞銜，准隨新班而赴宴。」晚歲得意之情，溢於言表。筆者閱覽了清朝人物的百餘種年譜，再回憶以往讀過的清人傳記，感到趙翼式的優遊林下者有之，而不安於此者亦復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則更多。如若把他們的晚景歸納分類，大約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醉心撰述

筆者發現許多以文字為生的學者，或以撰著為主要職責的官員，無論在什麼年齡段，對於研究學術都有興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繼續著書立說，以之為人生的追求，寫出大量的著作。另外以行政事務為主的官員，科舉出身，本來有能力寫作，晚年利用時間舞文弄墨而樂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們一提到明清之際的學術大師，必定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過花甲之後，新著和總結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餘姚人，平時閱讀諸家文集，凡是關涉到家鄉的文字都記錄下來。到六十三歲（1672年）時，將《姚江逸詩》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時還輯有《姚江文略》、《姚江瑣事》。次年到寧波天一閣閱覽，把流通不廣的書抄出書目，其他學人輾轉抄寫，從而使之流傳於世。

康熙十四年（1675年）黃氏編輯成《明文案》，多達217卷，後被輯入《四庫全書》。六十七歲將代表作《明儒學案》寫成，這部巨著總括有明一代學術思想史。自訂《南雷文案》於七十一歲，並由門人校刊。到七十九歲，將《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訂，刪汰三分之一，編成《南雷文定》。八十三歲得重病，應酬文字一概摒絕，力疾整理文稿，將平日讀《水經注》的心得彙輯成《今水經》；適值《明儒學案》刻印校對，口述序文，由兒子代書。從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為《病榻集》。次年（1693年），將《明文海》482卷選成，又從中擇出尤須閱讀的文章編成《明文授讀》。八十六歲壽終正寢，歿前，猶作《葬制或問》、《梨洲末命》等文。

順康時期的詩壇祭酒王士禎（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終身在寫作詩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歲，任戶部侍郎，「部務稍暇，與同人、諸及門為結夏文字之會」，將以前的詩詞和雜文彙編為《蠶尾集》，古文詞另編成《漁陽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陝祭祀山川，寫詩百餘篇，集成《雍益集》，並作《秦蜀驛程後記》、《隴蜀會聞》，還認為自己寫的詩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六十六歲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歡錄》。康熙四十三年七十一歲結集《蠶尾續集》，同年因辦案得咎，罷職回籍。七十三歲將當年寫的詩集成《古夫於亭稿》，次年又將新作編成《蠶尾後集》。七十六歲新作《分甘余話》。辭世前一年的七十七歲已病得很厲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詩》問世，同時《漁陽詩話》也編成。他的全集《帶經堂集》92卷在他逝世後數月刻成。他自回籍即開始寫作年譜，後來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兒子代書，完成《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書，與黃宗羲一樣始終沒有停筆。

南海人吳榮光（1773－1843年），任至湖南巡撫，六十八歲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記》，自訂年譜亦寫至這一年。七十歲出版《筠清館金文》、《筠清館金石文字》，並開始撰著《歷代名人年譜》。及至病篤，研究工作仍未停頓，不能執筆，請人代書。兒子們怕他勞神傷身，勸他歇息，也是不聽。原來吳氏「無他消遣，依然手不釋卷，是以精神消耗，雖日服參劑，竟未奏效」。不過，17卷書總是完成了，未留遺憾。

以上幾位，晚年仍醉心於寫作，究其緣由，約有三種。其一，多年形成的習慣，繼續青壯年時期的事業，是學術追求的延續。像王士禎、黃丕烈等人，可能他們就是把研究、著述當作性命之所在，樂趣之所在，人生意義之所在，所以才能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後人看來，沒有學術研究，他們的一生將大為失色。其二，為了豐富晚年的生活，將精力用到著書立說上，如吳榮光，沒有別的嗜好，只有靠讀書寫作來消磨時光。在清代，人們的休閑生活比較單調，官紳縱有經濟條件舉行老人詩會，也很難經常進行。可以出外觀光，如吳榮光致仕後到廣西就醫，遊覽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允許他外出旅行。而閱覽寫作，令精力有處使，可減少精神上的苦惱。其三，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賣錢，以養家糊口，許瀚即是如此。

優遊林下

官員告老還鄉，不必案牘勞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雖罷官家居，有處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會再出事的。這兩種人都可以說無官一身輕，應當可以養尊處優，頤養天年。確實有這麼一批人。

福建長樂人梁章鉅（1775-1849年），官至江蘇巡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歲休致，並未居於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書畫題跋》、《藤花吟館詩鈔》。當其所造的北東園「草木日長，半畝塘中游魚亦漸大，甚可閉戶自娛」的時候，認為「浦中風俗日媮，省中時局亦頓異，所聞所見多非意料所期」，頗感不適。兒子們勸他遠遊避亂，友人約他遊覽杭州，遂舉家出遊江浙。因有家而不能歸之意，自云為「浪遊」。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遍歷太湖水域和長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觀賞名勝古迹，訪問舊友新朋。

他每去一處，絕非走到為止，而是考訂掌故，滿足求知的願望。在與友人的聚會中，必有唱和，因而記錄成《浪跡叢談》，刊於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續談》，辭世之年刻印《三談》和《巧對錄》。梁氏到蘇州，朋友約他觀光畢沅的靈岩山館，他曾經去過，但是以前來去匆匆，這次為「考悉其顛末」，欣然前往。細細欣賞，一面感嘆畢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賞盛的機會，一面將過往沒有留意的楹聯抄錄下來，以備補入《楹聯三話》一書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虛矣」。到揚州，筆記寫了一卷多，拜訪其師、致仕鄉居的大學士阮元，呈上《師友集》，阮元為之作序，譽為「他日必傳之作」。游小玲瓏山館，請主人告知其來歷，令後世讀者亦能明了此園的建築特色、名稱由來和主家的更易。

滿洲旗人麟慶（1791－1846年），官南河河道總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決而罷官，其長子崇實認為乃父「以十餘年兩河勞瘁，一旦卸肩，反覺優遊」，因而趕緊在北京「整理家園，並求田問舍，為娛親之計」，建成半畝園。麟慶到京，於新宅舉行滿人的安桿祭天大禮，命長子夫婦主祭，表示不理家政，以頤養為事。同時，「訪多年老友，相約游山」。攜帶二子東之薊縣盤山，歷經上中下三盤，趁行宮除草之機，得領略其風光一二；北游居庸關，觀覽明十三陵，到湯山洗溫泉浴；西遊西山諸名剎和名勝，碧雲寺、大覺寺、黑龍潭和玉泉山皆為足跡所到之處；西南去丰台，觀賞芍藥，再前行至房山，拜謁金朝皇陵，而這裡被視為其遠祖陵寢。居家的日子，與舊日的僚屬校閱圖書，鑒別舊藏字畫。有時領著幼女、童孫玩耍，以輸棋為樂——「所謂敗亦可喜爾」。夏天在退思齋，「讀名山志，以當臥遊；讀《水經注》，以資博覽」。秋日夜讀諸葛亮《誡子書》，產生與三十年前不同的感受。同時請人作畫像，經營生壙。他是真正的優遊林下了。

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探其歷史和特點，並且記錄下來。在先他就請人作畫，自寫說明，每一幅畫就是他的生活的一個片段。他說將這些畫連綴起來，即為他的年譜。他在江蘇任上已將其中的文字刻印出兩冊，圖畫未能刊行。回京後繼續寫、畫，上面說到的那些行蹤也都一一繪製成幅，其子說花多少錢也要全部刻印出來。他很高興，及至彌留之際，將全稿置於榻旁，可見念念不舍。其子在他死後不久，於道光二十九年把全書刊刻完成，了其遺願。

優遊林下者與前述醉心寫作者有所不同：一種是生活享受為主，著作為輔；另一種則反之，幾乎是一心鑽研學問，生活享樂放在相當次要的地位。然而兩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優遊林下者並非醉生夢死，他們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著求知的慾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獲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識。此乃較高層次的精神享受，與純粹的追逐物慾有明顯的區別。

致力族務家政

前述麟慶不關心家務，是老年官紳的一種類型。另有一批人熱衷於家族的事務，倡辦或興辦家族公共事業，修家譜，建祠堂，祭祖墳，開族會，辦義塾，訓子弟，以此為務，而不知疲倦。這同樣是一種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較多出現。

浙江海寧人查慎行（1650－1727年），五十四歲才中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得康熙帝賞識。六十四歲引疾乞休。旋里後，應族兄之召入五老會，又舉行真率會，「與宗兄弟勸酬齒序，杖履肩隨，較農桑，量晴雨，間與田父野老詠歌盛世。且舉家課，集子弟之能文者試之，有志者期以上進，自棄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訓子弟為己責，「待子弟嚴而有恩，有過雖成人不少貸」。教育之外，修祠堂，興祭田。陳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譜》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譜主七十二歲條寫道：「（查氏）一切世故不與聞，至關祖宗祠墓事，則存貯公產，嫌怨不避，經理出入，勞苦不辭，贖祭田，修祠宇，家雖貧，必竭力捐助，恆比豐厚者倍之。有時獨立舉行，雖困甚，弗顧也」。為什麼這麼認真？原因在於他認為子孫的功名財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澤所給予的，只有追遠報本，才能保持家族的興旺。

安徽定遠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歲東歸，四十八歲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歲率領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譜，用聚珍版刷印成書，計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寧祖墳上祭，原來有個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墳，聽說他要回來，忙著將墳遷走。他到後，大會族人，祭宗祠，並寫出此行的《紀略》一卷。看來，他把祭祖修譜作為晚年的人生要務，並堅持不懈。他辭世前一年，自撰楹聯云：「時至即行，再休戀身外浮雲、天邊朗月；知足不辱，問誰似殿前作賦、塞上從軍」。他是把一切都看開了。

家庭家族成員的出處進退、身體狀況，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老人的健康，乃至導致死亡。湘軍將領劉長佑（1818－1887年），官至雲貴總督，光緒七年（1881年）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謁墓下」。他因在外從軍，拜掃時日少，回籍後虔誠履行。當他六十七歲時，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慟，因而病情加重。辭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補知府的兒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訴他，他總問侄兒為什麼不來信。及至其靈柩返里，家人無法再瞞，他因三弟已喪二子，再走一個，極度悲痛，頭目眩暈，諸症複發，經診治雖有好轉，但數月後亡故。

堅持修身養性

每一個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種理念，並以較強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實現，否則其成功是難以想像的。事實是有的人不能堅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恆，半途而廢，放任自流；而有的人卻能一以貫之，任何時候都能嚴格要求自己，堅定人生目標，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彌篤。遺民、隱士可以說是後一種人的典型，在清代，這一類的人相當多，下面舉兩個人物的言行，以見其一斑。

明清之際的山西陽曲人傅山（1607－1684年），詩文、書法、醫學樣樣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時代嚮往清明政治，明朝滅亡，甘願隱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順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畢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年）舉行博學鴻詞特科，要求官員推薦人才與試，給事中李宗孔等人薦舉傅山。七十三歲的傅氏深知應試就是合作，就要做官，與己願相違，故而稱病拒絕。但是官府不放過他，催逼他起程進京赴考。縣令戴夢熊派夫役強行抬著他上路，待到離北京城三十里的地方，他拚死不讓再走。

這次特科，本為籠絡人才，收買人心，故而官員重視其事。見傅山不上圈套，不給皇帝面子，怎麼得了。一個個為在皇帝面前賣好，紛紛出動勸駕。首先是大學士馮溥屈尊拜訪，百官跟進，傅山半躺在床上，聲稱有病，不能起床答禮，更不能應試。人們見他如此自尊自愛，反而更敬重他。所以史書云：「是時海內名士雲集，高征君名，進謁者駢填戶外，征君卧床蓐不起」。

他的山西同鄉、刑部尚書魏象樞，見這樣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圓場，奏稱他實在老病，請求免予考試。康熙帝允准。馮溥又密奏，傅山雖然未試，給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為中書舍人。馮溥強要傅山到廟堂謝恩，傅氏堅決不答應，官方就報告他已病危，難於正式行禮，把他抬來，到瞭望見午門的地方，他傷心地淚流滿面。馮溥怕出事，就地強行扶他下拜，他則趁勢倒在地上，魏象樞趕緊說好了好了，已經謝恩了。馮溥、魏象樞等人演了一齣戲，圓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終沒有妥協。事後他感嘆地說，從今以後再不會有逼我做官的麻煩事了；又說元朝的劉因，以賢孝聞名，被徵召就出來做官，後來以母病辭職，希望別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劉因一樣的人，否則死也不瞑目，表示他並未接受清朝的官職。聽到這話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總之，傅山在威逼利誘的情況下，竭力自持，堅守初衷，不與清廷合作，保持了晚節。

顏李學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養傳名後世。他們生活在農村，親自耕作，講求實學，注重踐履。李塨（1659－1733年）是學派的集大成者兼發展者。看馮辰等人給他作的年譜——《李恕谷先生年譜》，反覆記載他的「一歲常儀功」，強調他的嚴於自律，悔過遷善。從年譜的寫作講，不免招來內容重複的批評，但在保存史料上則令人知曉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譜》雲，康熙四十六年間（1707年）譜主四十九歲，「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聽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習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德不立，慚哉！」同年，皇三子誠親王允祉派陳夢雷徵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貴人辭謝。而前三年，朋友閻若璩應皇四子、貝勒胤禛之召進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視，勸他「老當自重」，即作為平民學者，或者說是隱逸，不應當與貴胄交遊。李氏五十三歲時，懼怕倚老賣老，與友人書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復。不然，學且墮落，不唯愧負天下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

七十歲的冬天他得了類似中風的病，夜不能寐，然而還做能作的事。至次年，每月《日記》的後面，仍然寫著「小心翼翼，懼以終始」，自勉不懈。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戀棧不思引退，因而隱瞞年歲。史書有所謂「官齡」之說，即反映虛報年齡現象的嚴重。隱瞞，有的也無濟於事，被強行休致。但也有一類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感到聖眷已衰，也有厭倦政事的情緒，遂生歸田頤養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請休致，然而卻不一定能如願。

乾隆初年，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有各立門戶的嫌疑。幾十年後乾隆帝說：「鄂爾泰因好虛譽而進於驕者，張廷玉則擅自謹而進於懦者」。鄂爾泰對漢人大臣驕慢，也並非一點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年）他六十大壽時不許做壽，作謝客詠懷詩云：

無然百歲便如何，二十崢嶸六十過。官貴倍增慚愧事，恩深徒誦太平歌。

賓朋介壽思棠棣，兒女稱觴感蓼莪。老至情懷難向說，不堪重許賀人多。

有難言之隱，不敢張揚。七年（1742年）即受到「交部議處，以示薄罰」的處分。九年臘月得病，次年（1745年）正月疏請解任調理，不準，四月亡故。十年後以胡中藻文字獄案而大被譴責。

蔣攸銛（1766－1830年），歷任直隸總督、大學士、軍機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命他以大學士出督兩江，蔣氏具疏辭謝未成。次年奏稱：「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無私好惡；在己從不回護，於人何肯瞻徇」？可知聖眷已大有問題。十年（1830年）春因鹽梟案被責問，九月奉命內召，因而對兒子說了心裡話：「我年來精力日衰，難勝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請（退）」，到京可以「調攝宿疾」，或許身體能好起來。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職，病死在山東平原縣。

林則徐（1785－1850年）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逾花甲時從新疆戍地內調，先後任陝西巡撫、雲貴總督。這中間思想頗為矛盾，身體也不好，一方面想為國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陝甘總督署任，返回內地。當道光三十年家居時，「設親社，課戚中子弟」，有享受天倫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廣西欽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後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狀態，世事的狀況。多種因素綜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觀願望所能決定，這就是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繼續仕途，可能會出新錯，也可能新賬老賬一塊算，沒有好下場，如同蔣攸銛；即使皇帝一時顧全大臣顏面，不加重罪，也讓人提心弔膽，如同鄂爾泰。如此在職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麼會是美滿的呢？

（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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