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有一條「洋涇浜」

提起洋涇浜，許多上海人都立刻會聯想起舊上海盛極一時的「洋涇浜英語」。但細論起來，這「洋涇浜英語」名稱的由來還得歸功於當年洋涇浜在申城的顯赫地位。這是怎麼回事呢？來聽上海滑稽劇團的錢程老師來說說這條看起來不起眼，卻名噪一時的洋涇浜。

1930年代的愛多亞路中段

荒野小河浜一水橫兩界

洋涇浜是黃浦江的支流之一，因通往洋涇港而得名。明永樂初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洋涇浜被黃浦江攔腰截成兩段，浦東段為東洋涇浜，浦西段為西洋涇浜。清乾隆年間，因沿浦築塘，東洋涇浜便成死水，逐漸淤塞而致消失。因此，後世所說的洋涇浜即指西洋涇浜。洋涇浜蜿蜒曲折，東起今延安東路外灘，西至延安東路西藏中路（今大世界附近），南通周涇（今西藏南路）、西連長浜（今延安中路），全長約1600米，東段寬約40米，中段和西段約60米。對於當年河網縱橫交錯的上海來說，洋涇浜實在算不得起眼。

1843年以前，洋涇浜兩岸尚是一片田野曠地，看不出一絲半點近代城市的影子。1843年11月8日，33歲的前英軍印度炮兵隊上尉參謀巴富爾以勝利者的姿態乘坐「梅杜莎號」（Medusa）火輪抵達上海，就任英國首任駐滬領事。軍人出身的巴富爾在談判桌上咄咄逼人，勢不可擋，在與上海道台宮慕久的第一次會談中就佔了上風。6天之後，巴富爾發布領事館《第一號告示》，正式宣布上海從11月17日正式開埠，並規定從李家莊沿浦（今北京東路外灘）到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外灘）之間2900英尺（884.5米）長的浦西一側江面，為洋船停泊區，專供外國商船和軍艦拋錨、靠泊、裝卸。這一區域便是後來的外灘。

然後，巴富爾利用《虎門條約》內有關「允准英人攜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就地方民情，議定於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賃」的規定，與宮慕久展開了馬拉松式的談判。直到1845年11月29日，宮慕久用自己的名義，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他和巴富爾的談判結果。在這份稱作《上海土地章程》的文件里，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亦作「李家莊」，今北京東路外灘一帶）以南約830畝土地租與英商建房居住。洋涇浜就這樣被生拉硬拽地拖進了租界。

進行中的洋涇浜下水道鋪設工程

英租界的建立讓法國人十分眼熱。法國第一任駐滬領事敏體尼也不甘落後，隨即與上海地方政府展開租地談判。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同樣是戎馬出身的敏體尼與上海地方官就開闢租界問題也交涉了近2年時間。1849年4月6日，一張由上海道台麟桂簽發的布告張貼在外灘的江海新關門口，宣告了法租界的誕生。布告載明了法租界的具體方位：「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諸家橋(位於今桃源路東段)，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今陽朔路106弄一線）」，其面積為986畝。要知道當時全上海總共只有10個法國人（不包括傳教士），敏體尼一家5口就佔了一半。剩下的除了1人住在英租界外，還有敏體尼的翻譯、商人雷米以及他的職員。所以，敏體尼事後在致法國駐使館的信函中還頗自豪地認為「各國人很羨慕他，想仿效他」。

「洋涇浜訂舊章程，兩國分疆一水橫」，英、法租界的相繼建立使原先默默無聞的洋涇浜來了一個180度的華麗轉身，搖身一變成了租界的界河。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依仗著特殊的地理位置，洋涇浜沿岸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裝置著鐵欄杆的條石堤岸修建起來了，兩條煤渣馬路也在南北兩岸延伸開來，英租界一側的是松江路，法租界一側的是孔子路，據說這孔子路還是上海最早用中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馬路。各種各樣的中式庭院、西式樓房沿路破土而出，黃皮膚、白皮膚各色人等或居住其間、或行商販貨，一條原生態的河浜完全被西方近代文明所馴化。1863年，英租界與地處虹口的美租界合并，其正式名稱就叫North of Yang-King-Pang Creek Foreign Settlement，意即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次年5月1日，上海道台應寶時委派同知一人與英國領事組成一混合法庭，專門審理租界內發生的以英、美等國僑民為原告，華人為被告的民刑案件。這一司法機構被稱為「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由此可見，「洋涇浜」三字已然化身為租界的代名詞。

洋涇浜上第一橋----外洋涇橋

小河淪為垃圾場填浜闢築大馬路

由於沿岸人口的激增，附近居民竟然把洋涇浜當作垃圾場，各種生活垃圾飄浮在水面上，發臭的淤泥日積月累，每次漲潮都會攪動淤泥泛起，路人無不掩鼻而過。1863年開始，工部局和公董局就治理洋涇浜一事進行磋商。英國人主張疏浚，1865年，建造公家花園(今黃浦公園)時，填灘用的河泥就是從洋涇浜挖出來的。但法國人覺得還是填浜更加省事。雙方在洋涇浜填與不填的問題上你來我往，爭論不休。起初，英國人的反對理由是洋涇浜是一條天然防線，所以公共租界不能放棄。可後來租界面積不斷擴大，這個理由已無法成立。但是，南京路上的一些大房產商依舊持反對意見，他們擔心如果填沒洋涇浜、修築新路以後，會影響南京路的商業發展，進而降低他們地產的價值。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會議上，有人提出建蓄水池，利用漲潮時蓄水，落潮時以所蓄之水把河底堆積的淤泥、垃圾一起帶走，或用農民及船隻挖泥的設想。但最後這一提案也只是紙上談兵。

從1863年到1913年，關於洋涇浜的各種治理方案被討論了無數次，有的也付諸嘗試，怎奈這些方案除填沒之外，均治標不治本，而英國人又一再拒絕填沒。結果半個世紀過去了，洋涇浜依舊污水穢濁，臭氣熏天。到了夏季，河水難聞的氣味令人窒息。因水量不足，船隻大多要等漲潮時方能通過狹小的河道。

填沒前的洋涇浜幾乎已成平地

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租界不斷向西延伸，改善城市交通已成為燃眉之急。洋涇浜的治理雖按兵不動，但其周圍的河浜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08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將南市老城廂以南至肇嘉浜的那一段方浜填沒，築成肇周路；法租界公董局則填沒了老城廂以北至洋涇浜的一段方浜，闢為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如此既徹底解決了方浜的污染問題，又開闢出一條南北向幹道，緩解了交通擁堵。方浜的填沒對洋涇浜問題的解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14年6月4日，公共租界納稅人特別會議以380票對2票的絕對優勢通過決議，批准授權工部局與法租界方面協商，共同實施洋涇浜填浜築路工程。當年11月1日，洋涇浜截流封閉，停止航運，填浜正式動工。填沒洋涇浜是兩租界成立以來最大的築路工程，英法雙方為此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當時拍攝的下水道鋪設作業的照片來看，埋在洋涇浜里的鋼筋混凝土水管直徑約1.35米，可以容納一個兒童在裡面直立行走。在填沒工程進行的過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各有分工：工部局從洋涇浜最西端向東施工，公董局從洋涇浜外灘從西施工，浜上所有的橋樑全部被拆除。洋涇浜被填沒之後，工程人員在路基上鋪設了碎石路面。因為原先洋涇浜兩側的孔子路、松江路也一併納入改建範圍，所以建成後的新馬路寬達27.45米，人行道也有5.49米寬。

洋涇浜雖窄，但兩岸卻是繁華無比

這雖是康衢一條，可給它取個什麼名字好呢？原先的洋涇浜是自然形成，早在英國人、法國人到達上海之前就已存在，所以，從來沒有人想到給它換個名字。但是，填浜工程的費用是兩個租界分攤的，而且雙方各佔一半路面，因此，在起名的問題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彼此互不相讓，誰也不肯吃虧。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後來有人想出一個妙計：用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名字來命名這條新路，路名的拼寫使用法文。因為，愛德華七世在位期間，主張英法修好。1903年，他到訪法國時曾在歡迎宴會上用法語致辭，由此贏得法國上下的好感。這一建議立刻得到雙方認可。法文的「愛德華七世路」譯作中文就是「愛多亞路」。從此，上海新增了一條東西向幹道。

1922年，愛多亞路第一次鋪上了瀝青。1931年，又改鋪瀝青混凝土路面。1943年10月，汪偽上海市政府對原租界內的道路大規模地實施更名，166條以歐美人名命名的道路被清一色改換名字，愛多亞路被改為大上海路。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復將大上海路更名為中正東路。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5月，有關方面以革命聖地延安的名字重新此路，是為延安東路。如今的延安東路連同延安中路、延安西路以及虹橋路組成了一條從外灘通往虹橋機場的主幹道，成為上海一條靚麗的黃金通道。

掐指算來，洋涇浜填沒已近一個世紀，儘管河畔那一派香車寶馬、燕樂笙歌的景象早已煙消霧散，但洋涇浜帶給後人的回憶卻似涓涓細流，綿延不斷……

文章節選自2012年6月20日東方網，作者張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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