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功無德，但憑「六字」秘訣，做了十幾年領班軍機大臣

曹振鏞安徽歙縣人，生於乾隆十九年（1755年），乾隆朝戶部尚書曹文埴之子，據稱還是曹操之後。安徽歙縣自古就有讀書做官的悠久傳統，曹振鏞父親又是高官，讀書條件更是得天獨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十六歲的曹振鏞考中進士。乾隆帝從當年新科進士中挑選了數名品學兼優的，作為庶吉士，他被幸運選中，成為清代最高級別的官學生，由皇家供養在學館深造三年以後，曹振鏞被授予了翰林編修。

明清之際，都有「卜相非翰林不與」之說，就是選拔宰輔、大學士的前提，就是要具備翰林資格。凡是在翰林院混的，差一點的以後撈個知府外放當一個中級官員不成問題，混的好的，入值上書房，當皇子師傅；或是入南書房，做天子近臣。

在乾隆朝，曹振鏞因為在翰林院大考中成績不理想，但乾隆又考慮到他那個尚書老爹的面子，還是給他提了三級，破格由正七品編修簡拔成從五品侍講。

到了嘉慶朝，曹振鏞大走官運。嘉慶三年（1798年），他大考得了二等，官升二級，晉陞正四品的少詹事，成為了詹事府的副長官。詹事府是輔導東宮太子的機構，清朝自雍正建立秘密立儲制後不預立太子，這個機構便成為翰林院官員升遷輾轉之地。就在這一年，曹振鏞的父親去世，他丁憂歸籍，解職盡孝道。

守制歸來以後，連蹦兩級，被授予政通使，成為了管理公文事務的通政使司的長官，官居正三品。之後，官運一直亨通，歷任內閣學士、工部和吏部侍郎，嘉慶十一年（1806年）升為工部尚書，爬山了從一品的高位，這一年他五十一歲。

曹振鏞參加了編纂《高宗實錄》，大功告成之後，獲得了太子少保銜，隨後被調任戶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嘉慶十八年（1813年），調任吏部尚書，不久榮晉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晉太子太保，官至正一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大學士冠以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體仁閣、文淵閣、東閣之名。殿閣大學士為文官最高品秩。終嘉慶一朝，曹振鏞雖然很走運，但是他一直未能進入到權力的核心層軍機處。大學士只有進入了軍機處才會擁有實權。

轉眼到了道光朝，曹振鏞隨著新皇帝的即位大紅大紫了起來，他進入了軍機處成為了道光最為倚重的大臣之一。

曹振鏞得以進入軍機處，是因為做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貢獻。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慶駕崩，三十八歲的道光即位。就著這前後，發生一件事情：嘉慶帝臨終前，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四位軍機大臣草擬遺詔，其中說道乾隆帝出生地為熱河承德避暑山莊。遺詔擬完後，道光做了審閱，沒有看出其中錯誤。

然而遺詔頒布天下，被翰林院編修劉鳳誥挑出了毛病，乾隆帝出生地應該是北京雍和宮，而不在避暑山莊。劉鳳誥將這一發現告訴了曹振鏞，他隨即便把這個事情上報了道光帝。

其實嘉慶生前的御制詩里就有記載乾隆出生地在避暑山莊一說，然而認真考證起來，乾隆的出生地確實又在北京雍和宮。很明顯是嘉慶帝一時疏忽，導致了這一失誤，況且道光帝自己也對遺詔做了審核。

道光帝不知為何，因此事發了大火，並降旨將托津、戴均雲退出軍機處，只留大學士銜；盧蔭溥、文孚各降五級，任留軍機處行走，沒多久他們全都被逐出了軍機處。與此同時，曹振鏞被受命軍機處行走，同時進入軍機處的還有吏部尚書英和、禮部尚書黃鉞。三個月以後，曹振鏞平步青雲，榮任軍機處領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首輔。

曹振鏞不僅得寵讓人吃驚，固寵也是讓人匪夷所思。

在軍機大臣領班的位置上幹了幾年，也沒見他有什麼超乎尋常的政績，卻見他在官場上不斷閃爍，好事接二連三落在他頭上。

道光三年（1823年）萬壽節，道光帝在萬壽山賜宴十五老臣，曹振鏞在這班老臣中年紀最小，資格最輕，但卻獲得了與宴繪像之榮。平定回疆之際，他榮升太子太師。第二年張格爾被擒消息傳來，道光帝大賞群臣，將七十一歲的曹振鏞晉為太傅，賜予紫韁，獲得了在紫光閣陳列畫像的殊榮，進入顯赫功臣之列。

道光帝十一年（1831年）萬壽慶典，又賜予曹振鏞雙眼花翎。大清開國以來，獲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滿人，漢官能獲得雙眼花翎，已經是祖上冒青煙了。

道光十五年（1835年），八十歲的曹振鏞去世，道光帝為他蓋棺定論：「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自授軍機大臣以來，靖恭正直，歷久不渝。凡所陳奏，務得大體。前大學士劉統勛、朱珪，於乾隆、嘉慶中蒙皇祖、皇考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曹振鏞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足以當正字而無愧，其予謚文正。」

道光帝雖然高調評價了曹振鏞，但是認真分析，曹振鏞無論立德、立業均無過人之處。一生平平庸庸，不求無功但求無過。

由於確實沒有多少事情可記載，《清史稿》中曹振鏞列傳僅僅只有七百字記載，而同是領班軍機大臣的傅恆，比曹振鏞少活了三十年，但他的記載卻多達三千多字。

平平庸庸的曹振鏞能平步青雲，無所建樹卻能長保恩寵，其中必大有奧秘，那麼他至勝的法寶是什麼呢？

《瞑庵雜識》中說：「曹文正晚年恩遇日隆，聲名俱泰。門生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多磕頭，少說話」六字，高度精闢。從這個意義上說，曹振鏞將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籍概括的極為精準，也可算是一絕。之所以奉行這一六字訣，要害是曹振鏞切實的讀懂了道光帝的心理。

史學家蘇同炳先生說：「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實際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多磕頭，少說話」，論起其中道道，說來容易做起來難。你要是說曹振鏞平庸，他還會笑你淺薄呢，難道不是這樣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