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看到獨立紀錄片的機會那麼少？看完這篇就明白了
瓢蟲映像舉辦的紀錄片《獨?生》放映交流活動。
民間放映團隊作為商業院線的最大補充，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發展很快。它們依託藝術館、咖啡廳、酒吧或者書店，傳播著大熒幕之外的獨立影像。而伴隨它們成長起來的一批批觀眾，已然成為獨立電影及紀錄片最大的簇擁者。而這些民間放映志願者得到的，是每次看著光影穿過觀眾，一排排腦袋伸出椅子靠背左右晃動時的美好感覺。而問題在於，要維持這種美好的感覺並不容易。
兩個民間放映團隊的樂與路
作者/潘俊文
北京706青年空間的放映廳位於一棟住宅樓的最頂層。中午強烈的陽光帶著熱氣穿過窗戶和牆體，使得整個放映廳又亮又熱。
一位觀眾抱來一床被褥將玻璃牆射出的光線遮住，還有一些觀眾不停地走到空調邊問「如何將溫度調到最低」。放映員為了調整投影的呈像，一次次站到椅子上單手托起掛在天花板上的投影儀，像極了「董存瑞」。
一個夏末時分的燥熱中午，瓢蟲映像全國志願者聚會開始了，他們觀看的是邱炯炯導演的紀錄片《痴》，一部長達336分鐘的超長紀錄片。
瓢蟲映像志願者北京聚會，紀錄片《痴》放映現場。
誰也不能要求誰
瓢蟲映像成立於2012年，是由紀錄片愛好者志願組織，致力於發現和傳播紀錄片的獨立放映機構。「真實從不曾失去力量」， 是它的信仰。
瓢蟲映像最初是由「北斗」孵化的摘星星青年沙龍，基於北斗在國內廣泛的影響力，得以在多個城市迅速落地並組建團隊。目前，瓢蟲映像在全國11個城市設置放映點，截止2016年9月已進行了近500場紀錄片放映。
從2013年開始，瓢蟲映像每年暑假都會在不同城市舉行全國志願者聚會。作為負責人之一的楊侑，每年都向公司請假前往。今年的聚會地點是北京，他和兩名志願者從成都乘坐25個小時的火車提前一天到達。
志願者們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自由選擇交通和住宿，但瓢蟲志願者多以普通白領和學生為主，大家通常都會選擇一起乘火車、住青旅。北京聚會之前，楊侑建了一個微信群，方便成員間交換信息，一起訂車票，找住宿。
來自全國不同城市的志願者將這次聚會稱為「網友見面」，因為團隊內部即使經常交流的志願者之間也幾乎沒見過面。楊侑深知這種見面的重要性，「靠熱愛和情感維繫的志願者團隊，聚會是建立情感的最重要方式」。
瓢蟲映像廣州全國志願者聚會。
瓢蟲映像與一般民間放映團隊不同的是，它的放映同時在多個城市進行，因而也面臨更多的困難。志願者平時所有的溝通僅限於電話和網路，隨之而來的拖延、質疑、不滿等總是不可避免。
各城市放映活動的組織和管理很讓楊侑頭疼。三年前，西安站放映負責人遲遲沒有反饋放映現場的照片、問卷等資料，「催了大半年」也不見回應。楊侑和選片小組商量決定撤掉該負責人的職位。這是自瓢蟲映像成立以來開除的第一個志願者，楊侑認為這是一件大事，不過在放映團隊內部卻沒有掀起半點波瀾。當事人沒有任何錶態就從團隊「消失」了，各個城市負責人也依然要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和催促才能完成活動放映。
比起拖延，各地誌願者對楊侑「獨裁」、「從中撈好處」的質疑則更讓他難受。2013年在成都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志願者聚會上，各地負責人認為楊侑掌握片源，擁有絕對的指揮權，各個城市只是簡單地執行放映，「很不公平」。
一場關於「權利」和「自由」的爭執讓楊侑感受到負責組織放映的艱難。志願團隊的本質是，「誰也不能要求誰，誰也不能指點誰，做什麼全憑自願」。但是活動要順利進行，沒有人去約束，去指揮是不可能的。志願者之間的協作成為瓢蟲映像最大的挑戰。
之後楊侑和大家商量，將瓢蟲映像分為以選片、放映、推廣為主的三個團隊，又根據各個放映點的志願者人數將其分為A組、B組、C組，好讓團隊里的每個志願者都有事可做。
但是好景不長，團隊志願者的流動性太大，總共200多人的志願者隊伍，實際負責活動執行的人，每個城市從1、2個到10個不等。
每個周六的下午
在瓢蟲志願者觀看《痴》的同時，距離706青年空間兩公里的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正在放映美國紀錄片《面具之內》。100多人的大廳稀稀拉拉坐了40餘人，獨自站在大廳後面的李瑩在黑暗中看上去有點孤單。
李瑩是清影放映的負責人，從2012年堅持到現在，目前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李瑩每場放映都會提前一個多小時到達現場，檢查放映設備，檢查片源，迎接導演和嘉賓，為諮詢放映場地的觀眾指引路線。
觀眾多的時候她站在最後，觀眾少的時候她坐在放映台的電腦前。「這和電影院一樣，我經常一句話都不用說。」李瑩每次看著光影穿過觀眾，一排排腦袋伸出椅子靠背左右晃動時總感覺「十分美好」。
瓢蟲映像和清影放映舉辦的紀錄片《大路朝天》放映交流現場。
清影放映是瓢蟲映像之外又一個穩定的紀錄片放映組織。自2009年創立以來，清影放映紮根北京，依託清華大學，以學術活動的形式開展紀錄片放映活動。截止2015年已完成370餘場放映，邀請近200位導演到場與觀眾交流。
每年除了春節放假的兩周外，清影放映會在每個周六下午放映紀錄片。其中，場地是清影放映面臨的難題。不久前清影放映剛從文津酒店的放映廳轉移到清華大學內，然而因為暑假期間找不到負責老師簽字，清影放映的活動暫停了3周。「這是我2012年接手清影放映以來最長的一次活動暫停。」李瑩說。
與瓢蟲映像志願者眾多相比，清影放映很多時候只有李瑩孤身一人，有時也會有清華大學的學生志願者。不過，畢業於清華的李瑩知道清華學生平時學業壓力很重，所以能自己完成的工作，她基本不會麻煩志願者。「這幾年，每個周六下午，我都固定留給了放映，」李瑩說，「放映這麼長時間，什麼問題都遇到過，所以一個人也不是那麼難。」
為了保證每年穩定放映50餘場紀錄片，清影放映的最大困難是片源。清影放映的三分之二片源來自導演授權，三分之一會通過合作方間接拿到版權。目前清影除了自己放映，也幫助很多紀錄片影展落地。李瑩和楊侑在2014年商量，將瓢蟲映像北京站活動與清影放映合并，一來增加觀眾，二來資源互補。
拿到片源後，審片對於工作繁忙的李瑩來說也很頭疼。有次放映一部荷蘭的紀錄片，因為太忙，李瑩沒有提前審查，結果放映時出現了大段的裸露鏡頭。「還好當時沒有未成年人」，李瑩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現場尷尬的情景。
民間放映就像游擊隊
目前，像瓢蟲映像和清影放映這樣遊走在各個城市的民間放映團隊還有很多，它們依託藝術館、咖啡廳、酒吧或者書店，將大熒幕之外的獨立影像傳遞給觀眾。在國內，由於藝術院線不完善，民間放映組織作為商業院線的最大補充，近年來發展很快。
「可以通過哪些渠道看獨立紀錄片？」是知乎上有關獨立紀錄片問題中關注人數最多的條目。答案基本覆蓋了近幾年比較活躍的民間放映團隊：瓢蟲映像、清影放映、一畝三分地、長沙66號放映室、天津影迷幼兒園、新月哈爾濱獨立紀錄片放映社、齊放民間放映聯盟等。
獨立紀錄片的拍攝製作不易，完成後尋找傳播渠道也同樣困難。由於獨立紀錄片題材邊緣、敏感，早期的獨立紀錄片唯一能登陸大銀幕的機會，就是去國外參加電影節，與紀錄片內容最貼近的中國觀眾卻無緣得見。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中國獨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民間放映團隊開始出現。1996年上海電影101工作室成立，它被認為是最早的民間電影組織。2000年北京實踐社、廣州緣影會相距成立，獨立影像逐漸進入公共空間，讓更多人了解。
王小魯《實踐社往事》一文，還原了實踐社放映《江湖》時吳文光的心情，「簡陋昏暗酒吧，支起一個小投影儀，投影打在長寬100公分的銀幕上，我已經覺得很天堂了。觀眾密密麻麻的，很多沒有座位，我在黑暗中站著一起看完片子，聽著片子里的河南方言在中國的一個公共空間響著，心情比在不久前的阿姆斯特丹電影節放映還愉快。」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北京有幾十個民間放映團隊，上海、廣州、南京、成都等城市，民間放映團隊的數量也十分龐大。這些放映團隊大多由電影愛好者組成，零經費運作，放映活動形式多種多樣。它們中部分專註於獨立紀錄片放映，另一部分則兼顧獨立紀錄片和獨立劇情片。
瓢蟲映像舉辦的紀錄片《築巢人》成都站現場。
從1996年第一個放映團隊成立到現在的20年間，一批批放映團隊和獨立影展相繼成立又陸續死去。對於以愛好為出發點，由志願者構成的民間放映團隊來說，不論是成立、壯大、衰落、解散都伴隨著很多不為人知的堅持和選擇。從最初到現在，獨立電影的環境始終沒有可觀改善，但民間放映團隊已經在很多城市生根發芽，伴隨它們成長起來的一批批觀眾，已然成為獨立電影最大的支持者。
「電影院是正規軍，民間放映團體就是游擊隊。電影院有院線和影廳做根據地，民間放映團體就是扛著放映設備當槍、拎著片源當炮、走到哪兒放到哪兒的散兵游勇。中國電影的輸出環節，需要正規軍完成大任務，也需要游擊隊做有機補充。」豆瓣網友不僅把民間放映比喻為「游擊隊」,還認為這將是「一場艱苦卓越的持久戰」。
沒有市場就沒有權利
下午4點半，清影放映的《面具之內》觀影結束，李瑩和幾個熱情的影迷在交流影片的觀後感。706青年空間《痴》的放映時間也已經跨過3個小時，走掉了大半觀眾，留下來的部分觀眾將凳子換為帶有靠背的椅子，有人甚至直接坐到了地板上，
觀看336分鐘的《痴》對於瓢蟲志願者來說是「機會難得」，但對於普通的觀眾「確實有點長」。瓢蟲映像和很多學術放映團體不同，楊侑以「紀錄片觀眾的增量」為目標，他坦言， 他和志願者們也是在一部部紀錄片的放映中培育起來的。
瓢蟲映像組織的紀錄片《邊城》南京放映現場。
在國內，獨立紀錄片因為管控、版權、倫理等因素，大多數拿不到「龍標」進行院線放映。楊侑在一次以「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放映與傳播」為主題的分享中提到，國內獨立紀錄片「基本沒有市場」，導演、市場、放映機構是分割的，彼此遙望卻互不了解。民間放映團隊和獨立影展成為國內獨立紀錄片僅有的傳播渠道。
「所有獨立影展和民間放映加起來全年觸達的觀眾不超過10萬人，而且包括瓢蟲映像在內絕大多數都不是付費觀眾，加上紀錄片創作深入個人生活導致一系列電影倫理問題以及政策管控，基於這些現狀談市場尤其搞笑。」楊侑說。
在李瑩記憶里，曾經有一次放映活動中只有三個觀眾，包括她自己在內。她認為，「好看的紀錄片太多，但就是看不到。沒有觀眾，就沒有市場，在市場經濟下，沒有市場，就相當於沒有權利。」
由於沒有國家頒發的放映資質，像瓢蟲映像、清影這樣的放映團隊，無法進行大規模宣傳，只能通過豆瓣、微信、微博等公共平台上推送活動消息。他們很少接受媒體採訪，也很少主動與外部合作。
最近楊侑和良友合作發起了「華語紀錄短片的徵集和展播計劃」，入選的影片在多個城市展映，獲得導演和觀眾的一致認可。「更多人知道瓢蟲映像，知道如何看到獨立紀錄片，不過來自相關部門的麻煩也就更多。」楊侑感到很無奈。
楊侑所在的成都放映站，曾經遇到過三次「突襲」檢查，放映活動中途被勒令禁止，然後疏散觀眾。「我們以文化活動的形式申辦活動，放映是學術交流、公益性質的，可以播放沒有放映許可證的影片。但就算這樣，還是經常被抽查。」
「我關注了很多影展和放映團隊的微信公號，很多不知不覺就不再更新信息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也就消失了。」楊侑說他盡量不去想瓢蟲映像的未來，「如果哪天死了我也沒辦法。」
近年國內多個獨立影展被叫停，民間放映團隊也風聲鶴唳。李瑩細數北京的民間放映團隊，她發現「最近又死了一批」，當時一起成立的高校放映團隊也只剩下清影放映了。
「未來有兩種可能民間放映會消失，一是藝術院線完善，觀眾可以到影院買票看紀錄片，回饋導演；二是凜冬將至，那也就不只是放映團隊了。」李瑩說，「現在放一部是一部吧。」
晚七點半，當五道口的夜色爬上20樓放映廳時，持續近六小時的放映終於結束了。觀眾們疲憊地走出放映廳，不時用手撥弄粘在額頭上的頭髮，整理被汗水浸濕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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